“八千女鬼”乱明朝——帝国太监魏忠贤的权谋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26 16:12:30

　　魏忠贤不仅受贿，还有强占人家财产的恶行。行贿受贿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看见民有财富，就出手抢，这基本就是官式的土匪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轰动一时的徽商吴养春“黄山大狱”冤案。
　　
　　吴养春是南直隶徽州歙县西溪南人，早在万历年间他家就是雄踞两淮的大富豪。其产业覆盖范围，北到京津、南至两浙，各大商埠均有商号，经营范围涉及盐业、典当、钱庄、珠宝、绸缎、木材等。可谓家资钜万，富可敌国。
　　
　　祖孙三代又是书香门第，家筑藏书阁，一边经商一边苦读。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捐银三十万两助饷，万历皇帝一高兴，特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赐其父吴时俸，“文华殿中书舍人”；吴养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荫官中书。这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史书上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安徽的黄山，那时候是他家的私产，方圆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亩。这一片山上树多，每年采伐卖的钱据说起码有十二万两。
　　
　　这吴养春财大，本身又有官衔，明代是不禁止官员直接经商的，所以他有权有势，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倒霉是自内斗起。他与从弟吴养泽因黄山的产权起了纠纷。两人之间的诉讼经年不息。
　　
　　黄山这片山场，是吴养春的父亲吴时佐留下的。哥儿俩争讼时，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议，但奏报上去后留中未发，也就是不知为何皇帝压下了没批。最后因为吴养春财大势大，赢了官司。吴养泽因为败诉给气病了，不久死去。
　　
　　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衙门口朝南开”的皇权时代，就是今天也不难理解。他吴养春错就错在不懂“退一步海阔天空”，况且是自己的亲属。他非要赢者通吃。
　　
　　吴养泽是“人为财死”了，他有个重视家奴吴荣为主子不平，继续告状。
　　
　　吴养春不怕这碟小菜，一顺手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这楞小子送进了大牢。偏巧吴荣瞅个空子从监狱里跑了，发下毒誓，要为主子报仇雪恨。
　　
　　这个无产者的基督山伯爵跑到北京，到处找门路告状，一找就找到了翰林院编修吴礼嘉。
　　
　　吴礼嘉跟吴养春是徽州老乡，但与吴养春有仇，一听说有这事，便思报复，领着吴荣到东厂告了状。
　　
　　估计状子也是这位翰林先生写的，头头是道。一是告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向结交缙绅，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利何止数十万两……近因大工肇兴，采取黄山木植应用，养春胆敢遣家丁文节到京打点，停寝采木旨意”。这一条，是告吴养春心疼皇家造宫殿从他那里白拿木头，因此活动有关部门到别再征用。不过，这么大的事，如何一个家丁就能单独去办？
　　
　　二是告“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这可是犯了大忌。一个盐商，怎么会和党争扯到了一起？其实这也是告的刁状。
　　
　　明末的盐商是个很有势力的群体，有如今日的房地产大鳄，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陕西，他们发达之后，都愿意举家迁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间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规定，没有户籍的子弟，不能进入当地府学读书，更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些外地来的盐商子弟，家中虽有钱财，却因户籍问题登不了仕途。
　　
　　这个严重损害富人利益的体制弊病，后来被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给解决了。
　　
　　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明朝出了个巡盐御史，叫叶永盛。他很为这些盐商子弟们惋惜，就向朝廷奏议，请求给盐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户。皇帝觉得有理，就批准了，自此，盐商的子弟的身份和浙籍学子们就一般无二了，不再是等外移民，可以在当地参加考试了。
　　
　　这个爱惜人才的叶永盛，字子沐，是徽州府泾县人。关于他，史料上记载不多，甚至连生卒年份都不详，只知道在万历三十二年的时候还在世。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先后当过两浙巡盐御史、江西按察使。在御史任上共9年，上疏数十道，声震天下。后来升至太仆寺卿。
　　
　　叶永盛为徽州老乡们义务办教育劲头很大，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别墅为盐商子弟办起了讲堂，地址就在烟水矶。在杭盐商感激涕零，纷纷送孩子来就读。因为有的人家路远，子弟要坐小穿来读书。叶永盛见了，灵机一动，干脆租了条小船作流动课堂，自己有空就到处去授课。这种奇异的授课形式，在他身后，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课”，一直到清朝还有。
　　
　　叶永盛任满离开杭州后，盐商们集资买下了这幢别墅，改称“紫阳崇文书院”，又在书院后面为叶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这样体察民情的好官，当然就等同于祖宗了。
　　
　　所谓“崇文书院”案，就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其宗旨固然是为富人服务，但也不失为好事一桩。可是在这敏感时期，只要是告你“聚党”，那就百口莫辩。总之，这一状的要害，是说吴养春私占黄山，得利千千万，富比石崇，将谋不轨，另外还贪赃六十万两。
　　
　　魏忠贤虽不以贪著称，但有这般大富豪进了他的笼子，怎能不摩拳擦掌？——来人啊，马上矫诏，榨钱！
　　
　　天启六年八月，北镇抚司果然接到圣旨：“吴养春赃银六十余万两，著行抚按照数追解。其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工部即差官会同抚按估价解进，以助大工。山场地二千四百余亩，并隐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册者查出升科，尽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
　　
　　这是说，责成地方官追赃，除了追赃六十万两外，还要把黄山现有木材作价三十万两，由官府变卖，以助“大工”——修宫殿正等着要钱呢。
　　
　　这个案子，还牵连到当地富户程梦庚和吴君实，也被追赃十三万六千两。这几笔加起来，共一百多万两。这样多的银子，老魏不可能一口吃下，他是准备公私兼顾。
　　
　　不光是钱，政治上的好处也有。为这一案件，老魏又因“发奸剔弊”，捞了一个荫锦衣卫指挥的封赏
　　
　　吴养春知道了这消息，原以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无非是榨他的银子，于是便放手使银子去打点。其下狱之初，妻汪氏为了救他，四处托人说情，不惜钱财，要一千给一千，要一万给一万，等到抚按追解时，家私已去大半。
　　
　　官府要是打定主意要你的钱，那窟窿你还能填满吗？钱如流水似地花出去，吴养春和他儿子们最后还是被逮到京师，进了诏狱。锦衣卫堂官田尔耕亲自主审，在狱中三下两下就把吴养春等一干人给拷掠死了(入狱者连亲族共8人，仅有3人生还)。
　　
　　人死了，钱却还没缴够。魏忠贤心想：你家里总有家产吧？就在当年的十二月派了他的一个爪牙、工部主事吕下问，到徽州府去追查犯人家产，并负责变卖黄山木材。
　　
　　这是好肥的一个差！吕下问不由心花怒放，带了小妾、仆人共30余人，浩浩荡荡来到徽州，准备大捞一把了。旧时办案，不光是主审官要敲诈，他的随从也可以敲诈。红脸白脸的唱一气，不愁没人送钱。所以贪官也特别喜欢办案子，越大越好！
　　
　　却不料，这一帮人到了徽州，一了解情况，傻眼了——吴家经这么一折腾，早就破产了！家里人也死了个一干二净。
　　
　　妻子汪氏感到没有活路，投缳自尽了；两个女儿也相缢而死（互相勒死？）；老母亲气绝身亡。黄山之主，家败人亡！看来，富人不保护也真是不行。
　　
　　——怎么办？吕大人是奉旨前来的，追查不够数，自己还要吃罪呢！
　　
　　不急，他自有办法。

　　这次吕下问能捞到主持勘卖黄山木材的美差，事先就送了魏忠贤一万两；此外刘志选（就是认定自己能死在魏忠贤前头，冒险攻击张皇后那个老家伙）做的中间人，办完差还得送人家一万两。除了这二万两银子必须得榨出来外，吕下问自己也得捞得差不多，不然不是白跑一趟？所以他肯定要生事、肯定要诈财。
　　
　　吴家没油水可榨了，吕下问就“不耻下问”，查清了徽州富户的情况，开出名单，强迫富户们买木材，议价纳银，任意虐取。在原指标三十万两之外，又多加了二万余两（用来支付成本费）。此议一出，当地大姓立刻炸开了锅！
　　
　　这次办案，吴养春的族人吴献吉也被牵连进去。吴献吉一看要被诈财，“三十六计走为上”，跑了。吴养春就让当地衙门的公差去向吴献吉的亲戚潘漠要人。恰巧这期间潘漠外出不在，公差们张冠李戴找错了门，跑到了邻居潘家彦的家去砸大门。
　　
　　说来也巧，这家的主人潘家彦也不在家，家中只有一妇人。两个公差如狼似虎，破门而入，妇人被惊着了，不要命地喊：“公差强奸啦！”众乡邻对衙门敲诈富户早就愤愤不平，一听喊叫，都赶来搭救。
　　
　　俩公差吓得扭头就跑，一不留深，踩着门口的一块青石滑倒了。众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将两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后又焚尸灭迹。大伙揍死了俩狗日的，仍余怒未消，又大书“杀部安民”的标语到处张贴（这个部，是指工部来人）。
　　
　　歙县的知县倪元珙（祁门人，天启二年进士）见乱子要闹大，就赶忙去见吕下问，告之以其情可悯，众怒难犯，应以疏导为佳。吕下问是打着“魏”字旗号来的，有恃无恐，哪肯听一个小县官的？只是不允。
　　
　　结果，报应当即就来。是夜初更时分，当地大姓煽动群众万人，包围了吕下问暂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击，声言要杀吕下问。还放了一把火，把察院大门给烧了！
　　
　　吕下问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慌了，从后墙头爬出，狼狈逃窜。幸而身边还带有银子，就买通了隔壁做竹丝器具的人家，躲在人家的屋里。
　　
　　他是没被百姓逮着，只是苦了他带去的一个宠妾陈氏。陈妹妹年方十八、九岁，美貌绝伦，仓皇之间吕下问也顾不上她了，被众人从公署内揪出。一起被抓住的，还有三个同来的吕氏家人的女眷。暴民们为泄愤，就把这几位女流上下衣裳尽行剥去，令其当街裸走。几个女子顿时羞赧无地。
　　
　　羞辱了女眷还不解气，众人还想寻着吕下问，也照样羞辱一番。一直寻到日落时分，仍没找到，百姓也就渐渐散了。知县倪元珙见众人散去，连忙派人寻着了吕下问，安慰一番，劝他连夜带了家眷走。老吕这回是不敢不听了，倪知县当下就差人护送出境。
　　
　　小老婆被迫做了天体运动，老吕又慌又羞，只想跑得远远的。他怕在路上被民众查出，把随身带来的圣旨都给烧了，一天之间狂逃200里。
　　
　　一直跑到绩溪县，还是心有余悸，自己爬到官署空房子的梁上躲了一整天，见确实没人追来，才战战兢兢地下来。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来处理。徽州知府石万程不愿替魏党的王八蛋们收拾这个残局，就告病挂冠而去，剃头当了和尚。
　　
　　这就是著名的“徽州民变”，是一次很给徽州人添光彩的民众暴动。但是其名声在现代教科书中却远没有“苏州民变”响亮，而且不少当代历史著作在提到这件事时，都说是“险些激起民众暴动”，而不承认是一场成功实施的暴动。
　　
　　我考虑其原因在于，其一，暴动的起因，是众百姓为富户鸣不平，从阶级观点上不大好讲。然而明代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富户也是人民。官府无理侵夺人民财产而激起民变，我看这没什么不好解释的。
　　
　　其二，是斗争手段有色情、侮辱妇女的内容，这一点也不大好讲。其实，民变又不是现代革命，放到历史的背景下去看，老百姓这么干出出气，那已是相当文明的了。
　　
　　民变之后，当地抚按上了一本，讲清了原委。魏忠贤见事情办成这样，也是没法儿。不久便有旨下来，说：“吕下问激变地方，不称任使，着回籍听勘。着巡按查明起事原由，量惩首恶。”
　　
　　这废物吕下问不仅丢了官，还白白丢了一万两银，只便宜了魏忠贤白得了这一万两。
　　
　　徽州人为此甚是鼓舞。都说是苏州人打校尉给他们壮的胆。魏忠贤有了上回苏州的教训，也只顾在朝里弄权，不敢再派缇骑南下去抓什么首恶了——就是派了也没人敢去。
　　
　　但木头还是要卖，魏忠贤又打发太仆寺丞许志吉，去歙县继续办理。
　　
　　这个许志吉，是变卖木头方案的提议人。让他去，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一开始，老百姓对他还抱有幻想，因为他也是歙县人，本乡本土的，下手总要留点儿情吧？
　　
　　哪知道，许志吉一心想巴结，比吕下问还要狠，把原出售木材的指标又翻了一倍！
　　
　　撵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反贪官看来正未有穷期。当地老百姓又闹开了，群情汹汹！亏得知县倪元珙从中调停，百姓才安定下来。
　　
　　事后，徽州巡按御史杨春茂紧急召见倪元珙。倪如实陈述了情况，杨巡按对歙县百姓深表同情，及时向上汇报，宁国府推官邓启龙同时也从中周旋，震惊徽州的“黄山山场大案”才得以平息（见《明史纪事本末》、《三朝野记》）。
　　
　　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徽州富翁程梦庚，就更冤了。他为人恃富骄傲，发达后住在嘉兴府城。过去曾偶尔在南京得罪了贵州的一位田副使（可能是提学副使），那田副使后来升官到嘉兴。程梦庚怕他寻事刁难自己，就带了万金前往京师活动，要把这个官撵走。正值吴养春事发，他一头撞在了魏忠贤的网里！
　　
　　程梦庚坐赃十三万六千两，被逮进京后，没过半个月也死在狱里了，家私全部抄没入官。
　　
　　清人陆应旸在《樵史演义》里提到吴养春等人的遭遇，叹道：“反不如那肩耕步担人，不致杀身的祸。那程梦庚走到京师，自家送上门的，还也有说。吴养春好端端坐在家里，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这件事，只是魏忠贤作恶多端中的九牛一毛。其品性如此贪婪、手段如此很辣，他又好在哪里？

　　好和坏，是与非，固然有公论，但在每个个体的心目中，又很不相同。卑鄙的下属，看卑鄙的领导往往就很亲切；委琐的下级，对委琐的上司都本能地愿意趋奉。
　　
　　所有的人，在口头上都会说得很堂皇，但具体行事，总有一部分人是根据利益而定。这就是“有奶便是娘”原则。在他们看来，没奶，还能叫娘么？什么正义，崇高、清白，那能当奶喝么？
　　
　　阉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百都是“喝奶派”。在天启末年，魏公公的奶，就是现世最甜美的奶。
　　
　　于是，关于魏公公“好得很”的舆论就甚嚣尘上，渐渐地演化成个人崇拜。
　　
　　自天启六年（1626）中，明朝大地上，陡然兴起一个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理解“运动”的涵义了，也就是——如火如荼，争先恐后。
　　
　　那么什么叫“生祠”呢？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风俗，最早起自汉代，就是为活着的人修建祠堂，以便歌功颂德和礼拜。
　　
　　一般的宗族祠堂，是为了拜祭死去的祖先而设的。拜祖先，在中国伦理中属天经地义，而给活人建祠则要严格得多，必须是公认的忠臣义士或青天大老爷，方有资格受用，而且是由群众自发兴建。
　　
　　魏忠贤是缺德的典范，他有何德何能享受这个待遇？这是因为，卑鄙者掌握了明朝的全部话语权。
　　
　　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没有不说自己好的。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人，往往就要开始造神。
　　
　　明朝的造神运动，始于阉党中的封疆大吏。据大多数史料记载，首倡者为浙江巡抚潘汝桢，首次提出动议是在天启六年的闰六月。当然，也有文献表明，早在天启四年，这个苗头就有，不过轰轰烈烈地成为一场运动，还是在天启六年以后。
　　
　　潘汝桢在动议奏疏上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他举的例子是，当年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如果废除这个恶例确有其事，那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潘汝桢说，举百年积弊一旦革除，有关专营户如逢再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群众感恩戴德，因此一致请求给魏公公建生祠。
　　
　　究竟是不是“途歌巷舞”，很值得怀疑，因为一说什么歌什么舞，就不免有指鹿为马、粉饰太平的意思。这里面的辩证法，以近世的事实来验证，屡试不爽。
　　
　　还有，这是不是个体商户的民意，也值得怀疑。为什么只有说好的民意能反映上来，说坏的民意却一句也没有？难道老百姓是由一群喜鹊托生的？
　　
　　总之，潘巡抚代表人民强烈地表示了这一愿望。民意不可违，很快就有批复下来，“宜从众请”——准了！
　　
　　这个口子一开，大小阉党马上看好了行情：既然皇帝也同意，魏公公也坦然接受，那就比比看谁拍的马屁最响亮吧。
　　
　　在一年多时间里，建造魏氏生祠的运动，迅速在各地展开，有如封疆督抚们的政治表态。据统计，所建生祠遍布九省，共有70余处。
　　
　　到后来更是建到京城来了，内城、宣武门、卢沟桥都有，以至“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明史》）。在朱元璋的孝陵和凤阳的皇陵，也有建造。
　　
　　这个生祠是个什么样子呢？
　　
　　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座小庙，而是“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玉镜新谭》）。
　　
　　建一座这样的生祠，多则几十万两银，少的也要几万两。各地官借此又狠狠搂了老百姓一笔。
　　
　　平地起楼，必然要占用民地，拆迁民房，砍伐树木，甚至刨人家祖坟。河南一地建祠，就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其中开封府建的祠，仿照帝王规制，拆毁民房两千多间。老百姓有泪只能往肚里咽，那年头，谁敢做钉子户啊！

　　天启皇帝还应众臣之请，给这些生祠题写匾额，诸如“普得”、“广恩”之类。生祠柱上的对联则大书“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之类的颂扬词（《先拨始志》）。每一祠，都有一名文武官员专职看守。
　　
　　在这个怪胎生祠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怪胎，那就是魏忠贤的神圣塑像。这是供人们顶礼膜拜的，正式名称叫做“喜容”。皇权时代的词汇，有不少被我们现代人继承下来了，幸好这个词没有被继续使用。
　　
　　这“喜容”又是何等模样呢？一般都是“垂旒执笏”，也就是戴着帝王的那种带穗儿的小帽，手执笏板。具体形状是“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腹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对着这脑袋上插花的偶像，众官要五拜三叩，口诵魏公公于何年何月对自己的提拔之恩。
　　
　　在天启末年，围绕这个生祠的问题，黑白忠奸，泾渭分明。我们后人读这段史，真真如看一场大戏。
　　
　　遵化兵备副使耿如杞对生祠塑像有帝王之象而颇不满，仅半揖而去，被人告发，立刻逮入诏狱，栽赃三千六百两，后又论为死罪。
　　
　　工部郎中叶宪祖对京城主干道遍布生祠不满，私下讥讽道：“此天子临幸国子监之驰道也，驾出，土偶能起立乎？”意谓，假如皇上从路上经过，魏公公的土制偶像能站起来迎送么？魏忠贤知道后，恼恨异常，将他削了籍。
　　
　　顺天府尹某人建生祠于宣武门外，诸属官不肯揖拜，这个府尹就独自行八拜之礼，之后觉得不是滋味儿，下令：“不揖者死，后至者罪！”
　　
　　那个曾经跟七君子之一周起元有过冲突的朱童蒙，后来被魏忠贤提拔为延绥巡抚。他虽然整军打仗有一套，但依附阉党也是死心踏地。为了感恩戴德，超规制建造生祠，用了皇家建筑才能使用的琉璃瓦。
　　
　　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为占用地皮，竟捣毁了祭祀周敦颐、程颐、朱熹的“三贤祠”——古之贤人，虚名而已；当今权贵，才是有奶的妈！
　　
　　据说曾有个地方的“喜容”因设计不周，帽子小、脑袋大，戴不进去。工匠顺手就把“喜容”的脑袋削下去一圈儿。旁边监工的小宦官见了，抱着魏公公的土偶大哭。这不知轻重的工匠，当然也少不了挨一顿大棍。
　　
　　人间何世啊，出来这些群魔乱舞？
　　
　　有个国子监生员陆万龄，还嫌崇拜的不够，竟然上疏提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生祠！
　　
　　无耻之尤，无过于此！乡人所说“墨水都喝到狗肚子里去了”，当指此辈。
　　
　　他引经据典，说魏公公剪除东林党相当于孔子诛少正卯；编《三朝要典》相当于孔子删《春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
　　
　　当时的国子监司业（校长）林釬认为此议论荒唐之极，当晚就挂冠而去。另外一校长则将陆万年疏代奏，并在大陆上贴出告示，曰：“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先拨始志》）一姓张的太学生更是提议：干脆把魏公公的土偶搬进孔庙，与孔子并列！
　　
　　狂童且狂矣。明朝的人真是生逢五千年未有之盛世，何其幸运乃尔！
　　
　　可怜的孔老，生前奔波四方惶惶如丧家之犬，死后谁都可以拿他来耍耍把戏！
　　
　　天启末年，崇拜魏忠诚贤的浊浪一浪高过一浪。对他的称呼，也步步升级。从一开始还比较客观的“厂臣”，到后来的“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祖爷爷”、“千岁”、“九千岁”，最后，竟然发展到“九千九百岁“。历史上的皇族，称“九千岁”的曾经有过，但一个阉宦，对其称呼竟达到了“九千九百岁”的高度，简直骇人听闻。
　　
　　他离皇帝的宝座。只有几步之遥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28 08:07:46

　　【权力冰山在一夜间消融】
　　
　　
　　天道有恒，命运无常。
　　
　　就在魏忠贤的政治狂舞达到极致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切在瞬间倾斜。
　　
　　这是天启七年（1627）的五月，海内无事，边境无警，魏忠贤连续六个月得到封赏。好日子正在兴头上呢，天启皇帝突然要不行了！
　　
　　天启自小身体就不好，“气质清弱”。估计老爹老妈都受气，也无心好好照顾他。即位后，魏忠贤更是不带他学好，纵情声色，越发的成了病秧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天启五年（1625）五月十八日这天，天启在西苑（现北海）游乐，一不小心翻船落了水，就更不得了啦。真龙天子，毕竟不是真的龙！
　　
　　那天，天启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祭完了方泽坛（地坛），心情很不错。一行人到了北海，客、魏二人在桥北水浅处的大船上喝酒赏景。天启和魏忠贤的亲信小宦官高永寿、刘思源三人在深水处划船，王体乾在岸上看。
　　
　　皇家之乐，也是富有人情味的。几个人纵情欢笑，俨若天仙。
　　
　　合该乐极生悲，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小船倾覆，三个人一起落水。岸上的侍从吓傻了眼，管事太监谈敬急了，带着几个人就跳进水里抢救。
　　
　　大家七手八脚，把天启给捞上来了。那两个小宦官，谁也顾不上了，等到想起来，早成了鱼鳖了。魏忠贤也吓了个半死，好在皇上没事。死了两个亲信，他还挺伤心，到鬼节的时候也没忘隆重祭奠了一下。
　　
　　天启虽然没丢命，但经过这一吓，元气大伤。御医们用了不少药，就是治不了根。
　　
　　这么病歪歪地拖着，到了天启七年的五月初六，天启病情突然加重，起不来床了。
　　
　　这个情况，是太急人了。最感到焦虑的，当然是魏忠贤和客氏。荣华富贵，都指望这一个人，他可不能去！
　　
　　客、魏在天启初年以来的弄权本领，可谓一流，但他们那两下子，脱不了市井的局限，一直就没做长远的打算。
　　
　　把东林扫荡以后，客、魏自以为天下无敌，别的就没多想，乐一天算一天。根本没想到天启时代之后怎么办。
　　
　　现在他们才发现情况有点儿尴尬。客氏只顾了吃醋，后宫里的娘娘们怀孕一个就整死一个，活着的皇子也没想好好保护着。
　　
　　他们这么干的原因是：就怕将来宫中的后妃母以子贵，势力坐大。所以只要天启无后，他们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
　　
　　可是现在才猛然发觉：威胁大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天启要是死了，总得有个后继的皇帝，那么最可能接班的是谁？
　　
　　是信王朱由检！
　　
　　这个信王，他们就一直没有好好去拉拢。不过，就是他们有心拉拢也未见拉拢得了。原因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要是早些年把魏家或客家的女子弄进宫，给天启做嫔妃，生个儿子做接班人，那也成。可是这一步，他们也没好好做。曾经想把魏良卿的女儿给天启做皇后，但尚待实施，现在也指望不上。只有一个容妃，是魏忠贤从民间给天启挑选来的，据说还认了干女儿。她生了个皇三子。
　　
　　这一条伏线原本相当有利，可是王恭厂大爆炸遭天谴，把皇三子活活给吓死了。
　　
　　最要命的，是宫里还有一个没来得及整死的张皇后，她在天启“宾天”之后，按例对谁来继任是有很大发言权的。
　　
　　下一步棋，不大好走了！
　　
　　本是普天之下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的局面，一下子没把握了！
　　
　　两人在交泰殿西偏房里不知商量了多少回，最后还是没辙，只能想方设法把皇帝的病治好再说。
　　
　　但这病怎么治？医疗水平就那样了。两人还是脱不开市井思维——我们就来“禳祝”吧，祈祷祈祷，心诚则灵。
　　
　　他们的思路到了这一步，前景基本是山穷水尽了。

　　死马也要当作活马医。魏忠贤叫人从内库中取出金“寿”字大红纱，给天启的所有近侍包括轿夫一人四匹或两匹，做衣服里子，在皇帝面前穿出来，取个吉利。
　　
　　这时候有人说，皇帝如果搬到懋勤殿暂住10天，就可逢凶化吉，魏忠贤马上采纳。
　　
　　他还叫小宦官在宫内各处巡行，一边走一边吆喝：“万岁万安啰——”
　　
　　喊了几天，屁用不顶。其实，魏忠贤也知道：这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他吩咐爪牙们还是赶快去找偏方。当时已经爬到兵部尚书位置的霍维华，上了个仙方叫“灵露饮”，其制作方法颇为奇特。就是用粳米、糯米、小米等五谷放进木甑去蒸，在木甑下面再放个大口银瓶，承接蒸出来的“米露”。这东西不过就是淀粉汤水，因为制作过程复杂，因此显得很神秘。
　　
　　天启服了米汤，觉得还好喝，但服了几天后毫无效果，病势反而加重了，身体浮肿，米水难进，连忙叫御药房别再蒸米汤了。
　　
　　魏忠贤一急，就埋怨霍维华：你耽误了大事！
　　
　　霍维华也颇不自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想退路的。他想，自己目前掌兵事，是阉党的重臣，等到天启一蹬腿儿，魏忠贤还坐不坐得稳，那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与其跟着冒风险，还不如现在就退。
　　
　　于是，他一反常态，对魏忠贤换了一副面孔。昨天我是你的狗，今天我就跟你没关系了。他上疏要让功给袁崇焕，也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事。
　　
　　霍维华把自己跟魏忠贤界限划清之后，索性上疏求去——我不跟你玩了。
　　
　　——最早投奔你的人，可能就是最先背叛你的人。后世喜欢被人阿谀奉承的领导，好好记取这一点吧。
　　
　　魏忠贤当然恼火，“降旨颇厉”。但眼下顾不上跟这小子算帐，愿走就走！他立刻让忠实走狗崔呈秀顶了兵部的缺。这个要害部门，非常时期，还是要牢靠的人来管才好。
　　
　　据说，魏忠贤在这段时间里，也想了一些应急措施。一是由客氏养了八个宫女，都怀了孕，估计不是魏家的后，就是客家的后。然后打算效仿吕不韦事，进献给天启。等孩子生下来，名义上是皇子，实际上是客、魏的血脉，把朱家的皇统先偷偷篡了再说。
　　
　　此事是客氏后来被整肃时供出来的，真假莫辩。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血统不是思想，实际上是不顶什么用的，孩子长大后，究竟倾向哪一边还真不好说。
　　
　　这八个宫女，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还没送进宫去？都不详。估计是刚刚怀上孕，还没找着机会送。
　　
　　第二个办法是，找个可靠宫女，让她假称有孕，然后把魏良卿的儿子抱进宫去，冒称刚生了皇子，来个狸猫换太子。然后效仿王莽事，由魏忠贤摄政。
　　
　　魏忠贤觉得这个办法好，准备采纳。他托人婉转地给张皇后带话，大意是说：宫女可能有孕，将来可以等皇子生出来，再定嗣君，就不要急着让信王入继大统了。
　　
　　张皇后此时的情况并无改善，生死仍操控在魏忠贤手里。她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值此动荡之际，没准儿魏忠贤就会对她下毒手。但皇后是刚烈之人，绝无低头之理。她断然拒绝，告诉来人说：“我知道，同意是死，不同意也是死。一样是死，我不同意魏公公的主张，死后尚有脸去见二祖列宗之灵！你就这样回话去吧！”
　　
　　魏忠贤得了回话，咬牙切齿，可是没办法。张皇后不发话，就没有理由等什么莫须有的皇子降生。——人家皇家的事，还得皇家的人做主。
　　
　　第三招是，名义上，由张皇后垂帘听政，让天启先养病，而让魏忠贤摄政。这个办法，具有过渡性质，每个人的位置表面看并没有多大变化，魏忠贤要的不过是个“摄政”名义，应该易于实行。
　　
　　天启七年八月十九日，文武百官进乾清宫给皇上问安。魏忠贤觉得机会很好，就派人把几位阁老请进来议事。
　　
　　魏忠贤正襟危坐，环视一圈儿，说道：“各位，今上龙体欠安，不能理政。然东兵压境，贵州、延绥等处也不安宁。军情紧急，是延误不得的。今日就与各位先生商量定下，再奏闻皇上，学那汉唐居摄事，等皇上病好了，再依旧自行裁夺。如此，方不致误了国事。”
　　
　　说是商议，魏忠贤还是如往常那样，发号施令罢了，这次不过是要阁臣出面来办。
　　
　　哪知道，此话一出，他亲手安排的这个阉党内阁班子成员啊的一声，都惊呆了。大家的态度，出乎他的意料。

　　内阁的几位都是精英，饱读诗书，熟知历史。他们知道，这个“摄政”可非同小可。过去魏公公专权，怎么专都可以，因为是皇上授权或默许，法统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要摄政，那就大不同了，大家都明白，魏公公是要学汉朝的王莽、唐朝的武则天了。那两位“摄政”，到后来可都是篡了政的啊！
　　
　　改朝换代，事关重大，后世留下什么名声暂且不说，就是在当世，也有灭门的危险。况且，阉党成员虽然依附了魏忠贤，但毕竟是大明的臣子，观念上无法接受篡政。大家投奔这里来，不过是想作威作福，没人想押上脑袋搞颠覆。
　　
　　这种场合，如何表态？只有不作声。
　　
　　当时气氛很沉闷，魏忠贤已是有些诧异，却又见次辅施凤来动了动，示意有话说。
　　
　　施阁老早已经揣摩好众人的心理，侃侃而谈：“公公，若论‘居摄’，前代故事已远不可考，且也学他不得（掉脑袋啊）！我朝景泰时，倒是有过旧例（英宗被俘，景帝刚开始时就是摄政），那也应该请一位亲王来。我等忝列内阁，断不敢参预（脑袋太重要）。若老公公以臣子身份为之，恐不能服天下之心。倘若生变，可就把老公公从前为国的心给泯灭了。“（《明季北略》）
　　
　　魏忠贤本来对内阁的态度很有把握，想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哪想到在党羽中竟有人反对，气得面红耳赤，怫然大怒道：“施老先生，我平日待你们浙人不薄，怎么事急之时，反倒做梗！”
　　
　　说完，拂袖而去。议事不欢而散。
　　
　　这个施凤来，《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素无节慨，以和柔媚于世”，分明是个软蛋。但今番的一席话，却也守住了底限。
　　
　　由于阉党的内部争斗，最早入阁的阉党成员魏广微、顾秉谦，都已经先后下台，其他如冯诠等也都旋进旋出。此时的内阁共有4人，首辅为黄立极（北直隶元城、河北大名人），其余三人是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其中李国普虽由魏忠贤引进、但却是位正人，决不依附阉党。除此而外，其他三人都是阉党。黄立极，也就是以“夜半片纸了当之”一语促魏忠贤杀了熊廷弼的那位。
　　
　　这几位阉记阁老，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顶住压力，是有原因的，但终归是难得。估计这也是日后在遭清算时，他们都侥幸保住了脑袋的因素之一。
　　
　　天启的病势加剧，不光是魏忠贤坐不住，朝臣们也很不安。七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倪文焕上疏，建议皇上要清心寡欲。
　　
　　八月十一日，黄立极率百官到乾清宫门问安，天启在西暖阁专门召见了阁臣。
　　
　　天启说：朕本来身子就虚（再加上当了回落水狗），近来焦虑辽东战事，终于累倒了，正在静养。凡朝中重大事务，都由阁臣与厂臣商量着办。
　　
　　第二天，八月十二，皇上又召见了九卿、科道等官员，聊了聊，对国事念念不忘。这倒好象是告别的意思了。
　　
　　就在这次召见中，天启发了一道上谕。其中有两个重大内容，一是重申对王体乾、魏忠贤的信任；二是透露了前一日接见了信王朱由检的消息。
　　
　　看来，他已经对后事安排有所考虑，是在和群臣打招呼了。
　　
　　信王入继大统的事，眉目似乎已渐渐清晰起来。无怪乎7天以后，魏忠贤就急着要商量“摄政”的事了。可是，皇帝已有言在先，对阁老们来说，这是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关于摄政的动议提出的太晚了一点！
　　
　　——阉党诸阁老都是趋炎附势的软骨头，他们要是有参与篡政的豹子胆，怕也有骨气不来依附你魏忠贤了。
　　
　　魏忠贤用人，遇到了素质问题的悖论。坏人干坏事，也不容易，网罗的马仔尽是些扶不上墙的家伙。

　　据传说，魏忠贤这时候还有让福王入继大统的意图，毕竟他和李选侍——郑贵妃这一系还有些渊源关系。但今人也有认为这不大可能的，因为福王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是泰昌帝的弟弟，也即天启的叔叔，皇位历来只有向下传、向幼传的惯例，非特例，很少有向上传的逆向运动。何况天启还有一个现成的弟弟。
　　
　　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打算，说明魏忠贤在突发情况下，显然乱了阵脚。
　　
　　天启在上谕里的一句话，实际已决定了事态的走向：“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明熹宗实录》）
　　
　　这说明他不仅主意已定，而且该交代的都交代好了。权力交接已完成了最关键的程序。
　　
　　明眼人心中自然有数。
　　
　　天启的这一决定，是他最后、也是最清醒的一个政治决定。长期以来，魏忠贤及其死党对天启虽然有极强的依赖感，但只想借皇权以营私，在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个“昏童”，没有一件事不是在忽悠他。
　　
　　杨涟说“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是实”（《明史纪事本末倒》），这一点也不错。
　　
　　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票拟时，言必称“朕与厂臣”，圣旨发下去，究竟“朕”知道不知道都很难说。魏忠贤也经常“夜突出片纸，捕捉官吏”，全是随心所欲，天启毫无所知。
　　
　　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李承恩家中收藏了几件皇上赐给公主的器物。魏忠贤就诬陷李承恩“盗乘舆、服御物”，将李下狱处死。李承恩是嘉靖皇帝的女儿宁安公主的嫡子，也就是嘉靖的亲外孙、万历的表弟、天启的爷爷辈人，是皇家一个不算疏远的表亲。这种皇亲叫做“戚臣”。魏忠贤选中了李承恩作为打击目标，就是为了立威。
　　
　　魏忠贤从天启四年（1624）之后，经常出京。春秋两季，要去天寿山祭天启生母王娘娘，然后去西山碧云寺祭他当初的本管太监孙暹和照管太监刘吉，还曾远至涿州娘娘庙进香等等。发达了不忘本是对的，但他每次出行，都要“招摇畿辅（京郊），以恣驰骋，鸣得意耳”（《酌中志》），随行队伍竟达数万人，其中三千铁甲军护卫前后，旌旗招展，歌吹伴奏，气势之大，与皇帝出巡无二。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看中了西山碧云寺后面一块宝地，将其作为预造墓地，建起的墓园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翁仲（石人）簪朝冠而环立，羊虎接驼马（石兽）而森罗”（《玉镜新谭》），规模等同帝王。清康熙年间，御史张瑗从这里偶然路过，竟疑是前朝的皇陵。后来询问了当地的士绅，才知道原来是“逆珰”的茔地。
　　
　　魏忠贤把持朝纲，“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群小趋奉，毫无廉耻，形成了在正常文官框架之外的私人系统。以“义子”、“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儿”这类不伦关系结成死党。就连首辅顾秉谦也曾丑态百出。他年龄远长于魏忠贤，就带着儿子去叩见，称自己的胡子都白了，直接做魏忠贤的儿子不合适，但魏忠贤可以把他的儿子收为“义孙”。
　　
　　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忠贤架空皇权的行为。天启或者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以为意。他对魏忠贤的极度信任至死都没变。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天启为什么没把选接班人的事交给魏忠贤来办呢？为什么要突然放出信息，说已经单独接见了信王呢？

　　历史在急转弯处，常有这样扑朔迷离的环节，言人人殊，让我们后世的人看得很迷惑。
　　
　　一种说法是，魏忠贤向张皇后打招呼被拒之后，张皇后马上劝天启赶快召立信王。天启倒不急，说：“魏忠贤告诉我，后宫有二人怀孕，他日若生男，就当是你的儿子，立为皇储。”
　　
　　张皇后说，这样绝对不可！她把道理一摆，天启也明白了这里面的利害，立刻秘密召见了信王（见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
　　
　　事情假如是这个样子，那么，张皇后是怎么几句话就把天启给说动了呢？很简单，只须说一句就可，即“谨防有人狸猫换太子”。
　　
　　但另外一种说法来自刘若愚，似乎更为权威。他说，十一日天启召见信王，是出于王体乾、魏忠贤的一手策划（《酌中志》）。
　　
　　那么，这就怪了！魏忠贤究竟有没有“异志”，是否曾图谋篡立？显然成了个问题。
　　
　　关于他有“异志”的说法，史书上可说是五花八门。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说他想公开搞武装政变的。
　　
　　一是说他曾与掌锦衣卫的田尔耕商议政变，田尔耕没胆量，只是唯唯。于是魏忠贤只好作罢。
　　
　　还有说他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商量过此事，崔呈秀踌躇再三，说了一句：“恐外有义兵。”（见《明季北略》）苏州民变，前车可鉴啊！
　　
　　这两个说法，就算是有，也仅止于密室谋划，其余未见魏忠贤有任何异动。他训练的“武阉”人数最多时达万人，常备的精兵也有三千，可随时出入宫禁。但在这一时期，没见他有特殊的调遣。此外他也没跟各封疆巡抚打什么招呼。
　　
　　可以解释得通的是，他确实曾有“异志”，但摄于民意，同时技术层面也不好处理，所以颇感犹豫。最终考虑风险太大而作罢，转而顺从大势，以求个平稳结局。
　　
　　魏忠贤做了这样的选择，有人说他是忠于天启的，不可能谋逆；也有人说他毕竟是小人物，根本无法应付变局。
　　
　　其实，他已经不是小人物了。能有板有眼地剿灭政敌、控制全部官僚集团，有这样神通的宦官，明朝仅此一位。他既然能做到这些，就能考虑到“天启之后”有巨大的不可预见性。必须有个适当对策。篡与不篡，一个有“找死”的风险，一个有“等死”的风险，他最后选择了风险较小的一种。
　　
　　这也是一种谋略，只是有误区——他以为自己即使保持不住一人之下的位置，总还能保持个晚年荣誉吧？
　　
　　老贼被自己给自己戴的神圣花环给迷惑住了。什么先帝信任、位极人臣、朝臣拥护，这些东西在下一个时代好使吗？
　　
　　他忘了自己在扫荡东林时是何其毒也。作完了恶，还想“软着陆”，那可能吗？
　　
　　坏人也许想不到自己在群众眼里有多坏，尤其像魏忠贤这样天天听歌功颂德的人。
　　
　　他既然定下软着陆的方略，当然就要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尽心尽力，以求给未来的新君一个好印象。
　　
　　——官还不打笑脸人嘛。
　　
　　那么信王的情况如何呢？
　　
　　据记载，天启召见信王的时候，凝视了弟弟许久，说道：“弟弟如何这么瘦？要善自保重。”（《明宫词》）
　　
　　信王跪在御榻前，只是哽咽，不能作答。
　　
　　天启又说：“吾弟当为尧舜。”
　　
　　信王万没想到召见是这一层意思，大惧，说：“陛下出此语，臣罪该万死！”
　　
　　天启已经顾不得玩虚礼了，先嘱托要“善视中宫（好好待你嫂子）”，又嘱咐“魏忠贤宜委用”。
　　
　　信王知道，储君可不是好干的，掉脑袋的概率非常之大。他听完了吩咐，心里惶惶，不想多待，连忙叩头退出了。
　　
　　也有人说，就在信王推辞的时候，张皇后从屏风后出来，急切道：“皇叔义不容辞，事急矣，恐生变故！”信王于是接受了遗命。
　　
　　这个说法，不妨视为小说家言，不一定有，但很逼真。
　　
　　信王为何要如此战战兢兢？
　　
　　因为他看清楚了：全明朝千万人命运的砝码，此刻，就是他朱由检的一颗脑袋！

　　信王朱由检，是泰昌帝的第五子，与天启同父异母，生母是刘氏，天启叫他“五弟”。
　　
　　信王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比天启小5岁，时年17岁。母亲刘氏初入太子宫时身份是“淑女”，后来失宠郁闷而死，死时才23岁。那时泰昌帝还是太子，把一个老婆给气死了，怕老爹万历责备，就悄悄埋在了西山。
　　
　　由检那年才5岁，太子常洛把他托付给李选侍“西李”抚养，后来西李生了个女儿皇八妹，由检又转给另一位李选侍“东李”抚养。东李是个正直的女人，对由检人品的形成有相当不错的正面影响。
　　
　　起码由检在生活上是严谨的，不像哥哥那样浪荡。东李后来在天启元年封了庄妃，由于为人正直，没少受客、魏的欺负。东李常常跟由检讲起魏忠贤服饰逾制、不成体统的事，愤恨异常，这给由检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庄妃死时，信王由检十分悲痛，在他心里是把东李视为生母的。
　　
　　由检在天启二年封王。他处境变好了，越发地思念生母刘氏，曾派近侍太监悄悄去西山祭奠，还叫人画了母亲的像置于室内。
　　
　　由检于天启六年迁往信王府邸。天启七年二月大婚，娶了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周奎之女为妃。
　　
　　由于幼时教养比较好，因此他与天启截然不同，史称“智识深远，寡言笑”（《稗说》），是个城府很深的人。
　　
　　当时内廷太监都很怕他，连魏忠贤对他也颇为忌惮，曾经派人去试探信王，故意在他面前说魏忠贤的坏话。
　　
　　信王虽年轻，这点儿猫腻还是唬不住他的，就假意斥责道：魏公公有辅佐之才，连皇上都很眷怜他，何况我以后还要借重他，你休要在此妄言，否则招祸！
　　
　　密探照此回了话，魏忠贤不免得意，也就不再把信王放在心上。
　　
　　天启五年后，魏忠贤已搞定了外廷，气焰愈张，信王也就更加谨慎，深自韬晦。等到天启病倒后，他干脆就假装有病不去朝谒了。
　　
　　这个未来的皇帝，在登极之前，竟然长期不在明朝的政治中心之内！
　　
　　为了掩饰得更像一些，他还带携带小宦官，微服到街市上乱逛，随便什么鸡毛小店都能进去歇歇。
　　
　　这个王爷，太没样子！估计魏忠贤的耳目也就是这么汇报的。这就是信王的韬略。他的原则是：只要安全就行，现在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当然，深入民间也并非浪费光阴，他耳闻目睹了老百姓对魏忠贤的愤恨之态。这对他将来的政治搏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30 11:58:36

　　大明悲喜交集的一天终于到了。
　　
　　八月二十日，天启病危。上午，太监李永贞御前请安，得知天启鼻中流出非血非痰之物。下午，医官又到御前问安，据此症状开了药，但终是回天乏术！
　　
　　到二十二日上午，阁臣黄立极、施行凤来急请信王“入视疾”，由校匆匆进宫去看了看弥留之际的哥哥。据说，此时张皇后对他有所叮嘱。
　　
　　下午申时（四点钟左右），天启驾崩，时年23岁。
　　
　　天启死亡的这个时刻，史有明载，得到现代史家公认，但《明熹宗实录》、《酌中志》、《三朝野记》均称天启二十一日就已宴驾，诸阉秘不发丧，到第二天消息陆续走露，才由张皇后发懿旨公布中外。但这一说法，据当今专家说不能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当天黄昏并未发丧，魏忠贤需要有一小段时间来考虑对策。等到了晚上，他惶乱无主，想急召崔呈秀、田尔耕进宫来密商议，但苦于“宫禁门钥，宿卫之士森然”，外人根本不可能在夜间进来，只得作罢。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可谓一刻千均！魏忠贤既已决定顺从，就不敢担负“秘不发丧”的罪名，只得硬着头皮向张皇后请示，皇后马上传出懿旨：“奉大行皇帝遗命，速召信王入宫！”
　　
　　寥寥数字，预示着自这一刻起，大明朝已然天翻地覆了！
　　
　　天启算是个短寿的皇帝，但却当不起“英年早逝”四个字。七年在位，一派昏乱，除了在处理辽事上尚有可取之处外，内政上的种种措置无异于自杀。以皇帝之尊，为群小开道，张顽竖之焰，寒正臣之心。临死前召见大臣，还不忘叮嘱“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许大事”（《明熹宗实录》），企图将他一手扶起来的阉竖集团保持到“后天启时代”。
　　
　　最可怪者，是死前还要交代后继者“当为尧舜”！明末从万历开始，几乎每个皇帝在交代后事时，都有这个话。若他们真有此远志，为何又自己又要花天酒地？中国的“名”与“实”，其背离之远，有时真是令人瞠目！
　　
　　张皇后懿旨一出，才算把这个荒唐年代终结了。魏忠贤为向新皇表示忠心，连忙亲自奉懿旨来到信王府，一见信王，就伏地大哭。信王已全都明白了，也忍不住哭泣。
　　
　　魏忠贤恭恭敬敬将懿旨交与信王。信王仔细看了上面盖的印，确认是真货无疑。
　　
　　他刚要起身进宫，忽又想到：魏阉的势力遍布宫中，如果这是想把他诱进宫中杀掉，策动政变，这一去岂不是踏上不归路？
　　
　　更深人静，信王越想越怕，就托词道：“天未明，诸大臣又尚无一人入值，我怎能仓促入宫？当宣懿旨、启禁门，召见诸勋戚大臣等入宫，议大行皇帝丧礼。我德望俱薄，岂敢嗣位？当听勋戚大臣之意，共推贤德亲王入继大统。”
　　
　　信王拿定了主意，就是不入险地。魏忠贤此时倒没有贰心，知道信王是个有主意的人，不能强求，只好自己先返回。
　　
　　后半夜，诸大臣都接到了讣告，天一亮，廷臣们就全都赶到了皇极殿前，准备参加丧礼，却见殿门有值门太监阻拦。有人便大声向太监发问：“皇上有遗诏否？”
　　
　　见人情汹汹，魏忠贤只得出来，正式宣读了遗诏，并说：“已有懿旨速召信王入内，容再议。”
　　
　　大臣们一听就嚷开了：“信王贤德，以弟承兄入继大统，天下服其贤久矣，何必再议！”
　　
　　于是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和英国公张惟贤等立即赶往信王府劝进，信王见大臣已经知道了消息，才答应嗣位。
　　
　　皇帝升天，是个大变故，诸阉惶惶如丧家之犬，一切事宜似乎都茫无头绪。
　　
　　皇极殿前仍是一片混乱，有太监出来告诉廷臣应穿丧服。廷臣连忙退去，回家换好了丧服再匆匆赶来。
　　
　　等人集齐，却又有太监出来通知：现下还未到“成服”之时，诸位还是要穿常服。
　　
　　大家只好再回去换衣服，如是，在路上奔走三四次，都累得气喘吁吁。
　　
　　我国从汉代起，就有所谓“哭临”仪式，即皇帝丧忌之日，群臣临殿旦夕各哭十五声，以示追悼之意（《史记*孝文本纪》）。
　　
　　明代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怕出现混乱，还特地让礼部制定了有关礼仪，规定京官在闻丧的第二天，身着孝服，头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赴宫内听遗诏。然后一律在本署办公室内“斋宿”（和老婆分开住），早晚在灵位前哭。三日后“成服”，也就是穿丧服，早晚去殿上哭临，一直到下葬而止。成服27天之后服除。
　　
　　天启死后，宫内混乱，连这些祖制都差点儿给忘了，所以才有这颠三倒四的场面。
　　
　　等众臣再次换好衣服回来，殿门仍未开，也未有哭临活动开始的迹象。众臣哀求值门太监多时，才得入内，大家在殿上哭了一回。
　　
　　此时，王体乾、魏忠贤也在哭临的行列里。礼毕，只有王体乾发话，叫礼部准备丧礼。而魏忠贤则眼目红肿，一语不发，显是方寸已大乱。

　　群臣哭临完毕，陆续退去。魏忠贤这才缓过神来，急召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内。
　　
　　这个细节，在《明史》里是这样记载的：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
　　
　　这是说，估计魏忠贤在这个最后关头意识到不对，想实施篡位方案。但崔呈秀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作罢。
　　
　　但《玉镜新谭》却引了《丙丁纪略》的另一个说法：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
　　
　　《玉镜新谭》是小说家言，不及《明史》来得权威。我个人也认为，魏忠贤固然心慌意乱，但余威犹在，还不至于被群臣的议论所吓住。他在最后一刻企图扭转大势，是完全可能的。
　　
　　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在这一天，也毛了手脚。她还不如魏忠贤，魏是堂堂的内廷首脑，而她却没有任何合法职务，在宫里待是非法的。天启一死，宫中就不大可能有她的一席之地。想到这个，她不是为自己想退路，而是以市井贪妇之心，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她把自己的儿子侯国兴唤来，叫他趁乱把宫中的珍宝搬一些回家去。这样，后半生的吃喝用度也就有指望了。
　　
　　侯国兴比他老娘要明智一点儿，心想皇帝一死，老娘的地位就不比以往了。这么干，万一被抓住，风险太大。但是，这些宝贝如果不偷，今后可能将永无此机会。想来想去，还是找了魏良卿合谋同盗，一旦有事，还有他叔叔魏忠贤给挡一挡，不会有大事。
　　
　　这魏良卿也未脱市井贪婪习气，一听就欣然同意。两人找了客、魏的两个心腹宦官帮忙，不到半日，竟把宫中的稀世珍宝盗走十之三四，远超过了客氏的设想。
　　
　　管库太监发现侯国兴在盗宝，便要来抓，但见有魏良卿也在内，又都不敢下手了，任他搬去。毕竟魏忠贤还在其位，惹不起。
　　
　　两人盗宝成功，不禁欢天喜地。
　　
　　小人之卑鄙贪婪，往往不可理喻。都死到临头了，还要自己给自己套绞索。
　　
　　在二十三日这一天，内阁次辅施凤来，安排礼部把即位与哭临的仪注送入宫中，又令禁军的军官带领所部士卒，上街站岗，从皇城内一直摆到十王府前，以备不虞。
　　
　　然后文武百官员都一古脑拥到信王府去“劝进”，礼部三上“劝进笺”，照例是三劝两让，把那套虚礼一遍不少地演出一番。信王先是礼让，直到接了第三道劝进笺，才表示“勉从所请”。
　　
　　二十四日五鼓时分，阁臣勋戚先到信王府，接了信王来到宫内灵柩前，宣读遗诏。读毕，新君在群臣簇拥下受了遗诏，换上皇帝衣帽，拜过天地祖宗，然后往龙椅上一坐，这就算登极了。
　　
　　这天，魏忠贤也派了司礼监太监兼忠勇营提督涂文辅，一道迎信王进宫。
　　
　　现下虽是大局已定，朱由检仍不敢大意，想起张皇后前几天曾叮嘱过他“勿食宫中食”（《思陵典礼记》），便在袖中塞了岳父周奎家做的面饼，才随众臣进宫去做皇帝。

　　登极仪式也显得很混乱。三大殿自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被烧毁以后，到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日才修复完毕，五天后，就在这里举行登极大典，鸿胪寺官员简直忙昏了头。各司仪官员分为东西两列，还未排好队时，新皇就已身着冠冕来到了建极殿。
　　
　　这时，奉命去南郊查看祭天准备的魏良卿恰好归来禀报，朱由检大声答道：“知道了！”其声音十分威严。然后，在众官拥护之下来，穿过中极殿，来到皇极殿，登上九级御阶。
　　
　　新天子在御座前停下，喝退了立在御座旁的两名太监，正式登极。
　　
　　从这一天起，他就开始精心构筑一个内敛、但却令人敬畏的形象。
　　
　　这个突然当上了皇帝的人，不得不万分谨慎。他在名义上是天下第一人，但无论宫中或朝中，都没有他的基本势力。目前，他几乎是一个人踏进了魏忠贤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盘，说得严重一点，此刻是连生死都掌握在人家的手里。
　　
　　二十四日这一晚，他忐忑不安，不仅不敢吃宫里的饭菜，连觉都不敢睡。
　　
　　漫漫长夜，秉烛独坐。
　　
　　无上的权力和脆弱的个人，构成了某种凄清的效果。
　　
　　危险，就潜藏在夜色中的千万间屋宇中。朱由检目光炯炯，环视四周。
　　
　　忽然，他看见一个太监佩剑走过，心里不由一惊！
　　
　　他把那太监唤住，假意要观赏，要过剑来把玩了一阵，放到了面前的小几上。然后许诺天亮后赏给银子，把那太监打发走了。
　　
　　夜深以后，朱由检听到外面有巡夜人的更鼓声，就对在身边的近侍说：“巡夜甚苦，应赏酒食。”而后又问这笔开销应从哪里支出。近侍太监答：“从光禄寺出。”
　　
　　朱由检立刻传旨光禄寺准备夜宵。待宫中太监取来酒食犒赏众禁卫兵卒时，众人欢声如雷（《三朝野记》、《明季北略》）！
　　
　　这夜在宫外，信王府邸的王妃周氏也紧张得一夜未眠，不时向上苍祈祷问卜，惟恐丈夫遭遇不测。
　　
　　能把新皇帝吓成这个样子的，绝非平庸之辈。面对魏忠贤这样的对手，朱由检采取了引而不发的策略。一方面，他对魏保持了不近不远的距离，另一方面，只是埋头做一个新皇帝该做的事。
　　
　　新皇帝对于旧政，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他没有，他就像一切都没有变化一样。
　　
　　魏忠贤当然也在窥测。他凭本能感觉到，这位新皇帝与天启很不同。但是，下一步这个年轻皇帝能干出些什么来，不好估计。在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时，魏忠贤只能无所动作。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帝国最高级别的搏弈。

　　朱由检现在要做的事多着呢，首先当然是公布即位诏书，向天下万民宣布，明年改元。内阁在劝进那天，就给了他四个年号供选择。前三个，他都没选。一是“乾圣”，他说这“圣”字他不敢当；二是“兴福”，他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第三个是“咸嘉”，他又嫌“咸”字中有个“戈”，不吉利。最后选了“崇祯”这个年号。
　　
　　殊不知，他这一笔落下，为中国添了一个说不尽的伤心年代！
　　
　　这位崇祯皇帝，这时候还没满18周岁。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年，要对付的是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要拯救的是二百年沉疴缠身的老大帝国，难啊！
　　
　　刚刚送走的那位皇帝哥哥，也要有个了结。就在公布即位诏书的同一天，阁臣施凤来和大太监李永贞就去了天寿山，为天启选墓地。国库现在很空虚，但也得葬皇帝，朝臣们都主动捐了些银子。
　　
　　礼部送来了为天启拟的谥号和庙号，庙号是“僖宗”。崇祯大概觉得“僖宗”太扎眼，顺手就改成了“熹宗”。熹，嬉也，算是盖棺论定了吧。
　　
　　《明史*熹宗本纪》说，嘉靖以后，纲纪就开始败坏了，到万历末年，已经废坏到了极点，即使有英武之君出世，也难以重振了。而熹宗的时代，偏偏又是“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有切肤之痛的人，说得就是透彻！
　　
　　现代人愿意玩现代思维，也有人替天启“平反”的。说他挣脱了官僚集团的桎梏，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皇帝。如果“特色”就是信小人、害忠良、乱人心、坏江山的话，这个“特色”不要也罢！
　　
　　崇祯接下来的事，还是“正名”，让礼部酝酿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封自己的老婆周氏为皇后。
　　
　　虚的做完了，又开始做实的。当皇帝，首先就要掌握一部分直接的兵权，以备万一。正好他岳父周奎原来就是个军官，马上提为右军都督同知；大舅子周文炳、周文耀任命为兵马司副指挥。此外，提高文化素质也很重要，筹备皇帝进修班——“日讲”的事也提上了日程。
　　
　　一切正常，没看出有大动干戈的意思。
　　
　　但是魏忠贤却感觉到，这种平静，其实很不正常，他必须小心这“深深的海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试探着巴结崇祯。
　　
　　可叹他管理国家也有两三年了，竟不知拿出些救国济民的好点子来赢得信任，反而又使出了鸡鸣狗盗的歪招。
　　
　　他想，现在这个皇帝，就是再英明，不也是个男人吗？拿下男人，惟有女人。崇祯即位后不久，魏忠贤就以关心为名，进献了绝色女子四名。
　　
　　可是崇祯与他那个好色的老爹泰昌帝可不同，他的孔教底子打得好，根本不吃这套。这个魏阉，仿效王莽故事倒也罢了，现在来仿效“西李”故事，不是太低能了？
　　
　　不过，崇祯并没有拒绝，像个正常男人一样“笑纳”了。他怕拒绝了以后，魏忠贤会起疑心。
　　
　　四美女进来的时候，崇祯怕里面混有特工，叫人搜了身。匕首毒刺什么的倒没发现，只发现她们每人裙带上都佩了香丸一粒。
　　
　　这香丸名曰“迷魂香”，只有黍子大小，其实就是催情药——谁闻谁知道。
　　
　　崇祯知道这几个“红粉军团”是准备腐蚀他来了，就严命她们将香丸毁掉。
　　
　　一招失败，魏忠贤又进了一招——不从意志上打垮皇帝，又怎么能控制住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魏忠贤的这个切入点，也不见得是下作，他的思路一向比较另类。

　　一天晚上，崇祯正在便殿批阅奏章，忽然闻到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异香，让他春心大动。
　　
　　他感到奇怪，就命近侍秉烛前导，寻便了各处墙角，却一无所见。后来发现殿角有火星闪烁，近前一查，原来这里有个复壁，就如近世地道战那种装置。打开墙壁一看，一个小宦官持香坐在里面！
　　
　　这还了得，手脚都做到身边来了。把人拎出来一审问，小宦官招认，是魏忠贤让这么干的。
　　
　　崇祯长叹一声：“皇考（老爹）皇兄皆为此误！”（《明季北略》）
　　
　　他也没把小宦官怎样，只是让毁掉迷香，责令小家伙今后不许再干这事了。
　　
　　魏忠贤见崇祯拒腐蚀，一点儿破绽也没有，知道遇到了厉害角色。下一步怎么办？要另想办法。争取崇祯的宠信，看来不大容易了，首要的问题应该是避祸。此事他与王体乾、李永贞商量了一下，李永贞给他出了个主意：去结好徐应元。
　　
　　徐应元现在是崇祯身边的亲信太监，魏忠贤当年进宫时，两人是“同年”，在宫里又发展成赌友，在魏忠贤发达之前关系很好。魏忠贤发达后，不再把徐应元看在眼里，关系就疏远了许多。徐应元先前随信王在藩邸，见魏忠贤那么横行霸道，也是相当不满的。
　　
　　现在是时势易也。魏忠贤立刻展开对徐应元的微笑攻势，送了些稀世珍宝给他，又设宴盛情款待。魏忠贤对徐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秉笔太监和东厂提督都不想干了，迟早是要让给徐应元，自己去养老；二是若有人在朝中说自己的坏话，请徐爷在皇上面前帮忙遮盖一二。
　　
　　徐应元心肠软，又贪婪，见昔日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这么低三下四地来求他，先就有些怜悯；又见送了一些闻所未闻的珍宝，眼都照花了，当下就答应了。两人重叙旧情，都感慨万分。
　　
　　徐应元说：“咱不过是皇爷的旧人，其实是个没名目的官儿，全仗祖爷抬举，诸事望爷指教。”
　　
　　魏忠贤此举表明，他已把下一步考虑好了。崇祯将来要怎么处置他，现在看不大明白，但无非两个可能，一是长期留用，那样就太好了，不过从几天来的迹象上看，把握不是很大。二是责令退休，那么顶上来的就应是徐应元。笼络好了徐应元，自己退休后也就有了一道可靠的防火墙。所谓“让贤”，不过是个顺水人情。
　　
　　而那徐应元的智谋水准，就要差得多了。他原本野心不大，现在居然有个头把交椅要给他坐，真是开心都来不及。他心想，要是魏忠贤惠在退休前真的推荐一下，说不定当上掌印太监真就十拿就稳。这样一想，竟有受宠若惊之感。
　　
　　崇祯即位后，按照惯例，要对拥戴登极的一批内外臣有“从龙恩典”，还要大赦天下。魏忠贤趁这个机会，活动了一下，把一个侄子荫了锦衣卫指挥，一个兄弟荫了锦衣卫千户。崇祯这几天来，对魏忠贤相当优待，这些好处，大笔一挥就给了。
　　
　　到了九月初一，也就是天启死后第九天，魏忠贤考虑成熟，突然提出要辞去东厂提督职务。这当然是在试探，如果崇祯不准辞，那就是地位还稳固，也好给朝野都看看，魏忠贤还是魏忠贤。假如万一准了，那么徐应元肯定认为是我让与他的，正好做个人情，徐应元必会感激。
　　
　　这是一个两边都不会落空的试探。
　　
　　崇祯当然不会准，只是让徐应元协办东厂。魏忠贤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位置基本还是牢靠的，皇上只不过要分他的权。但皇上也不是神人，不知他和徐两人已经是一个人了。徐应元在皇上面前，就是我老魏的耳目，这不是又一个客巴巴么！
　　
　　魏忠贤放下心来，不再怕人在皇上面前说他的是非，又开始嚣张起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3 11:21:25

　　【帝国上层一场最高级别的较量】
　　
　　
　　但是接下来的事，又让魏忠贤有些看不大明白了。
　　
　　客、魏的核心似乎是经过商议，在魏忠贤请辞以后，也打算陆续提出辞职，以测试崇祯对他们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新桃换旧符”之后，他们确实也有了倦归之意。
　　
　　随即，客氏便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崇祯对这事的处理很耐人寻味，一点儿也没客套。九月初三日凌晨照准：“奉圣夫人出外宅”。
　　
　　客氏放归，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客氏本人对崇祯的态度，可能还是抱有侥幸的，她期望新皇帝也许会像待魏忠贤一样，给予挽留。等接到这样一纸冷冰冰的诏书，她明白了——与她情同母子的那个天启帝，毕竟已乘龙而去，如今已是人家的天下了。
　　
　　“老祖太太千岁”？……从此何处觅游踪！
　　
　　接旨当天，她五更即起。等宣完了旨，她立刻穿上衰服，到天启的灵堂拜别。
　　
　　这个细心的妇人，从一个小匣中拿出一个黄龙绸缎包袱，抖开。这里面，装的是天启幼年的胎发、痘痂，还有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
　　
　　客氏跪在灵前，将这些纪念物一古脑烧掉，忍不住大哭一通而去（《三朝野记》、《明季北略》）。
　　
　　客氏此次要求出宫，正中了崇祯的下怀。这个女人，在天启朝，其能量不比魏忠贤差，而现在不过就是普通一妇人，不属于任何行政系统。动她，已无关大局，起码不会实际牵连到内外廷的阉党，因此也就不怕有反弹。
　　
　　把她赶走，既能拆散内廷的客、魏联盟，又能起到对魏忠贤一伙敲山震虎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果然，客氏被撵走，给阉党成员的心理造成极大震动。就在第二天，王体乾稳不住了，也提出请辞，但是崇祯没放。
　　
　　崇祯知道，魏、王两人本是一体，在这时绝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威胁。所以，到九月十五日，崇祯借三大殿建成之机，荫赏了一大批太监，其中就包括魏忠贤的“领导班子”。
　　
　　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你们还是别乱动！
　　
　　这，就是政治。

　　放客氏回家，这个微妙的信号被有些朝臣捕捉到了。有人见机而动。到九月十六日，“闷局”终于被打破。右副都御史、署南京通政司事杨所修上疏，一口气弹劾了魏忠贤的四名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
　　
　　这道疏的内容，颇费了心思，绝口不提什么党争、专权之事，而是揪住他们四个死了爹妈不回家“丁忧”守孝的问题做文章，认为天启虽然同意他们“夺情”，但实是有违“孝治天下”，现在就请他们四个回家。
　　
　　此外，连吏部尚书周应秋也捎上了，质问周尚书是怎么选的人，显然是失职。
　　
　　被攻击的，一共五个，全是铁杆阉党。
　　
　　可这个打第一枪的杨所修，自己就是个阉党！
　　
　　杨所修，字修白，河南商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关于他的记载不多，大约是从工科给事中干起，当了太仆寺少卿，后投靠了魏忠贤，得任“总宪”。
　　
　　他是个很复杂的人，有头脑，也有他独特的锋芒，不好以一语来概括。并且这人还善画墨竹，效法苏东坡，清人徐沁的《明画录》上说他画的竹“劲节萧散如其人”！是不是这样，只能姑妄听之了。
　　
　　既然他是阉党，怎么又跳出来向同伙开刀？这不奇怪。凡是不可理喻的事，都有它的“结”，而且都跟利益有关。
　　
　　这个杨所修很聪明，看出魏祖爷爷大势已去，早晚是要崩盘。趁着大风还未起时，自己先来个“首劾”，将来就好撇清了。
　　
　　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呢？有！因为阉党毕竟不是“党”，没有登记表之类的，谁是谁不是，只能凭感觉。因此，通过倒戈，完全有可能洗白自己。
　　
　　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倒戈，为什么不直指要害，非要这么声东击西？那是因为“首劾”要冒极大风险，弄不好就是“先死”。因此一定要含蓄，要意在言外。
　　
　　崇祯在心里暗笑：我不放箭，你们自己就绷不住了吧？
　　
　　但是此刻还没到火候。崇祯还要等。
　　
　　于是他下诏斥责杨所修“率意轻诋”，警告道：“本该降处，姑免究。”（《国榷》）
　　
　　崔呈秀等人倒是很知趣，马上请求回家守孝。崇祯只放了陈殷回家，其余不许。同日又升了李从心，李精白等一批阉党的官。
　　
　　铁杆们松了一口气。可是聪明人却看出了门道：设想一下如果是天启来处理这事，会怎样？难道看不出，崇祯的这个“姑免究”大有奥妙！
　　
　　——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咬自己！
　　
　　到二十四日，又一个信号弹升起。国子监的司业（教务长）朱三俊弹劾监生员陆万龄等人，说这帮家伙鼓动将魏忠贤配祀孔子是胡说八道。
　　
　　崇祯果断批复：下狱究治！一点儿没给魏公公留面子。
　　
　　魏忠贤越想越不对，连忙请求将各地准备用来建造生祠的钱粮，解送到辽东充军饷。崇祯同意了。
　　
　　这时候，也有那习惯思维扭不过来的，在做逆向运动。就在第二天，江西巡抚杨邦宪等上疏，盛赞魏公公大德，请求建“隆德祠”。——估计这都是消息闭塞惹的祸。
　　
　　越是边远的地方，官场可笑的事就越多。
　　
　　魏忠贤心里直叫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来添乱！他赶紧找人代笔，以自己名义写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当天就递上去了，“乞止建祠”。
　　
　　崇祯跟他玩太极推手，批了几个字：“以后各处生祠，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玉镜新谭》）言外之意，已经在建的，就接着干吧。似乎并没有怪罪。
　　
　　而且过了两天，又给魏良卿、魏鹏翼发了铁券。这“铁券”，就相当于现代的勋章，上面刻有姓名、官爵、功勋、特权（如免死）等等，是个很高的奖赏。老百姓叫免死牌。
　　
　　这是猫在玩老鼠！
　　
　　魏忠贤真的有点儿晕了。

　　十月初，崇祯又封赏了内外廷一批官员，里面还特别照顾了一下司礼监太监徐应元。一朝天子一朝臣，把近身的太监提拔起来做内廷主管，是新天子的惯例。崇祯这时候也在注意培植私人。
　　
　　在这个月，他还完成了一件大事——去内教场阅操。看了武阉的表演以后，他显然很满意，叫大家都到兵部去领赏。等这些特殊兵种一出宫，就有上谕到了兵部，令诸武阉“散归私宅，不得复入”。一纸文字，就把一支具有最大威胁性的武力给解散了。
　　
　　肘腋之患，消于俄顷！这个少年天子真是太厉害了。从这一刻起，他与魏忠贤的力量对比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魏忠贤，永远失去了操控局面的可能，只有等待挨宰的份儿了。
　　
　　靠拍马、讨好上司爬至高位的人们，在形势逆转时，要想下非常的决心，很不容易，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妥协。
　　
　　但是在表面上，这件事混在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优容”、“恩赏”、“慰留”之中，人们不大容易看出葫芦里的药。以为不过就是罢内操嘛，理所应当的。
　　
　　阉党度过了最初的惊恐，又渐渐复苏了。尤其是崔呈秀，起初见忠贤居摄之事不成，便惧祸不敢来亲近，这些时候见魏忠贤又有些重振的光景，便又靠了近来。
　　
　　他以为，崇祯上台也不过如此，也就是个不玩木匠活的天启罢了。魏公公倒不了！于是在兵部和都察院，他都放手招权纳贿，公然悬价，总兵、副将多少，参将、游击多少，用大天平称银子，要官的你们就来吧！
　　
　　崔呈秀有个儿子崔铎，读过几年书，侥幸进了学，在顺天乡试揭晓时，中了第二名，满城哄动。落第的举子们不服，就议论这里面的猫腻。有的要上疏揭发，也有人要用揭帖广而告之。
　　
　　崔呈秀只装做不知，听任那些来趋奉的官员牵羊担酒、簪花送礼。来拍马屁的除了按常例送旗匾之外，还有送锦帐对联的，一时间满堂光彩。崔呈秀窃喜“后天启时代”的日子也是好日子，便大开筵宴，接待亲友。
　　
　　这边崔家正在炫耀，那边南京又来了消息：周应秋的儿子也中了！真个是：秋后也有小阳春啊。
　　
　　可是且慢，另一面的潜流也在运动。阉党中不都是这种鼠目寸光的人。前面的杨所修上疏弹劾崔呈秀等，就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他的这个上疏，是与吏科给事中陈尔翼、太仆寺卿李蕃等人商议过的。他们这一伙，对形势有一个明晰的分析：魏公公下台，只在迟早间。大家都得官不易，不能就这么跟着倒了，何况弄不好还有身家性命之忧。此时要是不主动，将来悔之晚矣！
　　
　　他们认为，崔呈秀、周应秋贪赃枉法搞得实在不像话，不如把这两人攻倒，让这两人来承担天启时代的所有罪恶。然后，让左都御史孙杰接替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再把杨所修调到北京来，大家一起努力，把将来的局面维持住。
　　
　　这个想法，也不是没道理。东林的一批人是早已钦定为“邪党”的了，翻身无望；魏忠贤的势力眼看就要遭清算，那么朝中总要有人做官啊。将来能留下的，恐怕就是最先与魏忠贤决裂的人。

　　但是这几个人的事机不密，这次密谋被崔呈秀侦知。
　　
　　崔呈秀知道李蕃、孙杰也搅在里边，大怒。
　　
　　李蕃是何人？“十孩儿”之一！他最早是御史，和同僚李鲁生一道投了阉党，都是魏忠贤的刀笔匠。这两人极能拍马，他们先是谄附魏广微，魏广微下台后，又巴结冯铨。后来冯铨又被崔呈秀搞倒，他们又靠上了崔呈秀，而且直接当上了魏忠贤“义儿”。时人送了他们一个外号，叫做“四姓家奴”。
　　
　　那个孙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也曾把他列为魏忠贤手下“五虎”之一，在驱逐东林党人周嘉谟的过程中出过大力。
　　
　　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地位，在他们这一伙之上，到此时也还能拿得住他们。他把李蕃叫来，臭骂了一顿；又找到孙杰破口大骂，威胁要查孙杰的经济问题。
　　
　　孙杰自己不干净，连忙告饶。崔呈秀就开出了一个条件，让陈尔蕃上疏反击杨所修。孙杰没有退路，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陈尔蕃果然有一道很不合时宜的奏疏上来，说杨所修上疏是“播弄多端”，原因在于东林党的“葛藤不断”。他请求崇祯，派东厂、锦衣卫及五城兵马司在京始缉拿东林余孽。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崇祯的答复也很巧妙。他说：群臣的品流，先帝已经分辨清楚了，倘有奸人搅乱新政，当然要缉拿。但是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
　　
　　这话说的两头都贴，只有细加品味，才品得出，后面的一句才是真的：不许再提东林的事！
　　
　　李蕃、孙杰这一伙是被压住了，但阉党其他人的“自救行动”仍在进行。十月十四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垣再劾崔呈秀。
　　
　　杨维垣是个反复小人，不过他此刻跳出来，还有一个背景。这是跟他表叔徐大化精心策划好的一个行动。
　　
　　徐大化是谁？魏忠贤的得力帮手之一！
　　
　　这真是让人慨叹。没有原则而仅以利益结党的小人，压力一来，不等别人打击，自己先就窝里反起来。他们焉得不败？

　　徐大化就是那个代魏忠贤拟旨反驳杨涟，写得连叶向高都感到惊讶的人。这人诡计多端，魏忠贤诬陷六君子接受熊廷弻贿赂，就是他出的主意。
　　
　　阉党也知道这人卑鄙贪婪，靠不大住，但为了反对东林党，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徐大化后来依附魏忠贤，爬到了工部尚书的位置，在监督皇极殿工程时，放手收受贿赂，又挪用惜薪司的库银，被人告了一状。魏忠贤也烦徐大化这副贪得无厌的样子，就让他回家闲住。
　　
　　他在家冷眼旁观，认为魏忠贤已经摇摇欲坠了，就与表侄杨维垣商量，要杨维垣出面弹劾崔呈秀，以谋将来脱身。
　　
　　杨维垣的奏疏，很有策略，对崔呈秀“贪钱坏法”等问题的攻击不遗余力，说是甚至已到了“指缺议价，悬秤卖官”的程度。但是对魏忠贤却不吝赞美之词，只轻描淡写地说魏忠贤“独是误听呈秀一节，是其所短”（《崇祯长编》）。
　　
　　这个文章做得玄，几百年后的学者还在揣摩它的意思。有人认为，崔是当时魏最信任的人，攻崔就是变相的攻魏，其他赞美的话都是虚套。
　　
　　也有说杨维垣此举是“丢卒保车”，想让崔呈秀来承担天启时代的一切罪恶，从而保住魏忠贤，不使全线崩溃。
　　
　　我倒是认为，阉党几乎没有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战略眼光。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谁跑得了，谁就跑”的原则，这是人格决定，无关乎智慧不智慧。
　　
　　杨维垣的奏疏一上，崔呈秀必须要有个态度，他连忙上疏辩解，同时请求回乡去守孝。
　　
　　崇祯看了杨维垣的奏疏，仍是以静制动，只说是要“和揖安静”，要懂得“宁一之道”，不要生事，尤其不要轻议厂臣，当然说了也就说了，“姑不深责”。至于崔呈秀，就不要回老家了。崇祯还不想动他。
　　
　　杨维垣不肯罢休，四天后又上一疏，还是弹劾崔呈秀贪婪专权，而且还提到他“通内”。通内，就是交结宦官，所指是什么，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杨维垣根本就不可能是“丢卒保车”。
　　
　　而且，在论述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上，这道疏简直是皮里阳秋。一方面在说，“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唯知招权纳贿”；另一方面却暗示，外人都说“呈秀于厂臣为功首（是厂臣的头号走卒），于名教为罪魁（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奏疏开列的罪状，件件属实，崇祯心里有所动。不过只要处分崔呈秀，就等于倒魏运动开始。事关重大，他还要考虑一下。于是崇祯下诏说“诸臣进退，朕自有独断”；对崔呈秀的处理，只是批了“令静听处分”。
　　
　　这一巴掌如果拍下去，能否有泰山压顶之势？
　　
　　崇祯考虑了整整两天。

　　难为了这位少年天子，登大宝之后，身边并无一个老谋深算者为他指点，全凭着天赋与多年隐忍练就的心计，在与举朝的魏党较量。
　　
　　他素所倚重的近侍太监徐应元，本该起到万历之冯保、泰昌之王安的作用，此时却成了魏忠贤的内线，不从中捣乱就已不错了，靠他出主意是根本指望不上。
　　
　　老丈人周奎，从利益上当然是要维护崇祯的。但此人只是个极其庸驽的中级官员，从他后来在崇祯末年的作为看，也是个毫无大胸怀的人。
　　
　　在崇祯十七年（1644）的三月十日，宣府已被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到了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奎家劝捐助饷。周奎那时已封了嘉定伯，崇祯之意是让他给群臣带个头。还答应晋升他为候，以作为要钱的条件。
　　
　　这个老国丈周奎，却死也不肯掏钱——“坚谢无有”。徐高悲愤难抑，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甲申传信录》）
　　
　　这真是皇亲不急太监急。徐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见推托不过，只得勉强认捐献一万两。崇祯坚持要他拿出两万，周奎实在舍不得，就写了密信请女儿周皇后从中周旋。周皇后倒还识大体，自己偷偷给父亲垫了五千两，还劝父亲要尽力捐足数目。
　　
　　据说，周奎拿到女儿的这五千两之后，当即就扣下了二千两归自己，到最后也没交足捐款数目。他都这个样子，群臣还怎么可能踊跃捐款？
　　
　　在此7天之后，李自成大军围住北京，“四面如黄云蔽野”（《明季北略》）。
　　
　　连军饷都发不出的军队，不知道为谁保家卫国。城外的京营“三大营”一哄而散，城上的老弱残兵吃饭都没人管。
　　
　　又过了两天，北京陷落。李自成入城后，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周奎也被抄掠，从他家中竟抄出现银五十二万两，此外还有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两，都给闯王充了军饷。
　　
　　周国丈，何其蠢！贪官之短视，其见识连儿童都不如。只知贪渎之乐无穷，国家要是垮了，你那豪宅宝马还留得住几日？
　　
　　无怪乎明人文秉在《烈皇小识》里说：“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这个评价并不为过。
　　
　　这样一个不成器的老丈人，怎么可能给崇祯出什么高明的主意？
　　
　　那么，17岁的少年，何来如此老成？
　　
　　今人不可以今之眼光，来衡量古人的智力。古代无论士人俗人，子弟谋身立世都比较早。不似今日，30多岁还可充老少年，开口闭口还是“我们男孩子”云云。
　　
　　两天后，崇祯考虑成熟，觉得倒魏的潜氛围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可以出手一击。此刻，朝中虽无人可以借重，但可以靠阉党自相残杀来解决问题，总有人会见风使舵。同时，也可以期待低级别官员来担任主攻，他们毕竟不是阉党一伙，忍了这么久，肯定要爆发！
　　
　　于是，向阉党发起总攻的第一个信号发出了。十月二十日，有诏下：免崔呈秀各职，令其“回籍守制”，老老实实披麻戴孝去吧。
　　
　　崔呈秀这下子知道：完了！这个时候，他多一句话也不敢说，连忙收拾家财，回了老家蓟州。黯然离京之日，威风扫地。
　　
　　这相当于明末政坛的“王恭厂大爆炸”，阉党的巍巍大厦，开始倾斜了。
　　
　　朝野士民，凡是憎恨魏忠贤的人，无不雀跃鼓舞！
　　
　　十月里，响春雷。呵呵，豪情啊胜过长江水！
　　
　　有的读者无缘体会这种感受，草民我愧长几岁，有幸经历过类似的场面。数年恶政，一朝动摇；奸人落魄，万民狂欢。有此一刻，那是不虚此生啊！
　　
　　崇祯的态度，极大地鼓励了决心倒魏的一批人。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如今已无还手之力，人们怎能不跃跃欲试？
　　
　　愤怒者和投机家们混杂在一起，开始了集团冲锋。
　　
　　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劾魏忠贤。他上疏言“四事”，即：正士习（端正干部作风），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其中“正士习”才是制敌死命的匕首。
　　
　　他说，近来干部作风很成问题，“惟以歌功颂德为事”。比方，厂臣魏忠贤服侍先帝，论功行赏自有常规，但“何至宠逾开国，爵列三等，蟒玉遍宗亲，京堂滥乳臭”？先帝也是，没个圣君的样子，“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而厂臣居之不疑”。最后闹到外廷奏疏不敢明书魏忠贤姓名，生祠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域中，把个厂臣抬到了周公、孔子的高度！
　　
　　对崔呈秀，他也没放过，说崔“贪淫奸恶，罄竹难书”，御史们参他什么“夺情”，不过都是细微末节！就说夺情吧，先帝在时，只说是因为三大殿工程未完。现在工程已完，他仍窃居兵部，意欲何为？——莫不是要搞兵变？
　　
　　崇祯对此的答复很有意思：“陆澄源新进小臣，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当。本该重处，姑不究。”
　　
　　是啊，仅仅一个小臣发言，他怎么能马上就批准倒魏？崇祯要等更大的舆论浪潮到来。不过，既然说了，也就“姑不究”。什么叫“姑不究”？就是言者无罪，你们就大胆来吧！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5 12:18:31

　春水融冰，势不可当，大潮果然呼啸而至！第二天，就有直隶巡按贾继春上疏，继续弹劾崔呈秀“不忠不孝”，话说得十分刻毒，大骂崔呈秀“说事卖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辨”（《明季北略》）——就差骂他是条狗了！
　　
　　这个贾继春，是早年的浙党中坚，跟东林党是死对头。在红丸案、移宫案中给杨涟捣了不少乱，当年“李选侍上吊、皇八妹投井”的谣言就是他大肆散布的。后来他投了阉党，也是一知名的骨干，在崇祯钦定“逆案”的时候，这家伙与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霍维华、田尔耕、许显纯等人，都属半斤八两的货色。
　　
　　就连这样的人也跳出来反戈，阉党，危矣！
　　
　　与此同时，兵科给事中许可征也上疏倒崔。崇祯见火候到了，大笔一挥：“下吏部勘处！”什么叫勘处？查问题，听候处理！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免职了，查出问题就要交法司论罪。崔呈秀，是彻底倒了！
　　
　　在这样有节制的操控下，崇祯所期盼的舆论指向，自然会呼之欲出。当日，就有人开始揪后台了。兵部武选司主事钱元#(què)上疏，以崔呈秀事为切入点，直指祸首魏忠贤。
　　
　　这已经不是旁敲侧击了，而是堂堂正正的一篇讨魏檄文。他说，“呈秀之敢于贪横无忌，皆缘藉厂臣忠贤，今呈秀虽去，而忠贤犹存，威权所在，群小蚁附，积重之势渐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臣窃以为根株未尽也！”
　　
　　他直指魏忠贤“出身细微，目不识丁”，其危害却不下于赵高、王莽、董卓之流。皇上要是念魏忠贤侍奉先帝有微劳，不妨饶他不死，勒令放归私宅，解散他的死士，没收他的私蓄，如此，内廷无祸起萧墙之忧，外廷无尾大不掉之虑。至于魏良卿辈，速令解下绶带，夺其官爵，让他们以农夫身份而没世。这也能彰显皇上浩荡之恩，于魏忠贤亦为自全之策。对其他爪牙，也应暴露其罪，或杀或流放，可致“奸党肃清，九流澄彻”！
　　
　　钱主事还埋怨崇祯手太软，是不是拘于先帝的托付，怕“割股伤肌”，才这么慢腾腾的？
　　
　　此疏一出，阉党上下才感到大祸临头：这不是倒掉一个崔呈秀就能完事的！
　　
　　崇祯知道这是激将法，不过还是没动。他有他的日程表，只批了：“朕自有独断，业已有旨了，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
　　
　　按道理说，“姑不究”只是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姑不究”？是念钱主事动机是好的，还是念钱主事经验不足？这些前提全没有，就直截了当“姑不究”，这分明是在玩政治把戏。
　　
　　这时，魏忠贤已如坐针毡。如何应对？他一时还想不好。他的爪牙，也都慌了手脚，纷纷请求免职，崇祯一一照准，走一个算一个。有那不自觉的，崇祯亲自点名免职，计有太监杨朝、李实、李希哲、冯玉等一干人，把魏在内廷的羽翼先剪除一部分再说。
　　
　　
　　经过这一天的震荡，形势已非常明朗。天启年间，要是有敢这么骂魏忠贤的，不立刻杖死就算至福，而今痛骂魏忠贤为赵高者，不过是个“姑不究”，真是恍如梦寐啊！铲除大奸巨蠹，就在此时！千载流芳之功，就在今朝！不上，还等着干嘛？

　　二十五日，又有刑部员外郎史躬盛上疏，论魏忠贤罪状。他写的奏疏，里面有一番话，简直是一段好骈文：“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这一天，御史吴尚默也有上疏。
　　
　　小官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也不图什么私利，所以攻起魏忠贤来毫无顾忌。崇祯仍是在静观事态，未做答复。
　　
　　这给了魏忠贤一个错觉，以为天启临死前的话，至今还有效力，崇祯不会拿他开刀。先帝尸骨未寒，当今皇上总还要给哥哥留点儿面子吧。
　　
　　魏忠贤如今还想以退为进，他没有别的办法，又拿出了从前的那一招——当面哭诉，说一说委屈吧。老头子流眼泪，年轻皇帝也许会起怜悯心。
　　
　　崇祯还是没态度（你又没伺候我长大）。
　　
　　十月二十六日，一直静观的崇祯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这一天，一个纯知识分子、海盐县贡生钱嘉征，呈上了一本奏疏。标题挺长，为《奏为请清宫府之禁，以肃中兴之治、以培三百年士气事》，共列出魏忠贤十大罪状，包括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等十项。
　　
　　阉党猖獗已久，民间怨气也压抑已久。这位钱贡生好不容易盼到了能讲话的一天，直抒胸臆，言为心声，一篇好文章一挥而就。
　　
　　这文章就是今日来看，也觉得酣畅淋漓。他说：高皇帝垂训，宦官不许干预朝政，魏忠贤却一手遮天，杖刑立威，荼毒廷臣，连累士林。凡钱谷衙门、远近重地、漕运咽喉，都安置心腹，意欲何为？先师孔子为万世名教之主，魏忠贤何人，敢在太学之侧建祠？古制非军功不能封爵，魏忠贤竭天下之物力，建成三大殿，居然因此而袭上公，不知节省。宁远稍胜，袁崇焕马未下鞍，魏忠贤就冒封伯侯，设若辽阳、广宁复归版图，又将何以封之？各郡县请建生祠不下百余座，一祠之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吸髓，无非国家之膏血！种种叛逆，罄竹难书，万剐不尽!
　　
　　这是继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第一次有人如此系统地指摘微忠贤的罪状。字字含怒，犹如当众鞭笞元凶、直唾丑类。真是三伏天饮冰，大快人心！
　　
　　钱嘉征，字孚于，于天启元年参加顺天乡试，以国子监生中副榜。他一个贡生，原是没有资格给皇帝写奏章的，所以他将奏章送到通政司请求代呈时，通政司使吕图南怕惹出麻烦，便以奏章的格式称谓有误为由，要求重新誊写，实际上是想阻挠封进。
　　
　　钱贡生是初生之犊，穷光蛋不怕你乘宝马的，索性把吕图南也捎上，说他是“党奸阻抑”。吕图南不服，上疏争辩，事情就这样闹到了崇祯这里。崇祯发了话：把钱贡生的奏疏呈上来瞧一瞧吧。
　　
　　钱嘉征本来是因参加这年秋试而滞留在北京的，写好了这道奏疏后，有人劝他还是不要冒险。他慨然对曰：“虎狼食人，徒手亦当搏之！举朝不言，而草莽言之，以为忠义士之倡，虽死何憾？”（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朱彝尊为他叹道：“自汉、东京（北宋）、宋南渡诸太学生后，久无此风节矣。”
　　
　　好个“徒手亦当搏之”！这才是俠之大者，羞杀侏儒！
　　
　　好文章，坏文章，只要是极致的文章，都能掀起滔天巨浪。钱嘉征的奏疏，就是一篇极致的文章。他因此而一鸣惊人，后人也将之目为豪杰之作。
　　
　　当日，崇祯看了这小人物的奏疏，情有所动，忍不住拍案叫绝！这贡生，了得！

　　在此之前，崇祯大概心里已经有数：魏忠贤是败定了。但是什么时候发动倒魏，他还看不好，朝中毕竟有盘根错节，阉党一众尚未伤筋动骨。但是看了钱贡生这疏，少年人按捺不住了，他当即召来魏忠贤，命近侍将奏疏念给魏忠贤听。
　　
　　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他看准时机出手了。还有认为，念奏疏给魏忠贤听，是处心积虑先从精神上击垮这个对手。
　　
　　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些说法似乎都不错，但草民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深思熟虑所为。是钱贡生的文字警醒了崇祯，使他更全面地看到了魏之危害，从而在短时间内决定发起攻击。至于精神折磨，也是无意中为之，崇祯只不过想图个痛快。
　　
　　据说，魏忠贤跪在地上，听得“震恐丧魂”（《明季北略》）。听完爬起来就告退，马上去找徐应元讨主意。可怜一世枭雄，如今只有这一个可以庇护他的哥们儿了。
　　
　　徐应元的意见是：诸小臣来势汹汹，不妨先辞去东厂提督职，以避其锋。因为这个职务干的是整人的买卖，太招人恨。
　　
　　魏忠贤想了整整一晚。他所想的，大概非常复杂。一是怨新君冷酷；我一个前朝老仆，苦心维护了权力过渡，在新朝又并无错谬，竟然就这么被视如敝屐。二是叹时不利兮；假使再挺下去，反对声浪在皇帝纵容之下只能越来越高，等于自取其辱。三是恨自己胆量太小；当初若放手一搏，胜算亦有八九分不差，无奈被庸碌之辈拖住了腿。
　　
　　再三权衡之下，他觉得只有全退，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于是第二天，他就上疏“引疾辞爵”。这是明代官僚受到弹劾时的一般反应，东林党当初就是这样被阉党一个一个逐走的。
　　
　　如是皇帝深信之人这样做，那肯定要有一番真诚的挽留。但若是皇帝猜忌的人这样做，那就正中了皇帝的下怀。
　　
　　崇祯当然乐得省事，一见辞呈就准了：“准其私家调理。”让回家去养病，是官面的说法，而在实际上，是叫魏忠贤交出司礼监和东厂大印，到白虎殿去为先帝守灵。这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处分。
　　
　　这个结局，让魏忠贤悲不自胜。挽留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连个正面的结论都没有，显然就是一脚踹开！
　　
　　对此，他一是赌气，二是斗志全无，几天后索性上疏辞去公、侯、伯三爵，上缴封诰、铁券和田宅，
　　
　　崇祯不管那么多，照单全收，让吏部等衙门去好好查收登记。同时又下诏，降了魏良卿等魏氏侄、孙辈的官职。
　　
　　到此，显赫一时的魏公公成了“白人”一个了。权力冰山之消融，就在君王的喜怒之间！当初乘风直上时，哪想得到今日坠落之快！他也许有点儿明白了：昔日予取予夺、盘踞高位，跟他自己的功德实在是并没多大关系！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5 12:19:03

　　魏公公这只凤凰落了架，有人可就要狠命地叨他的羽毛了。言官们这次是揭发的主力，户科给事中段国璋、礼科给事中吴弘业、户部主事刘鼎卿、御史安伸、龚萃肃等均有疏上，对准阉党骨干周应秋、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倪文焕、阮大铖、刘志选、潘汝祯等一通狂扫！
　　
　　这些弹劾奏疏，件件都指向罪魁魏忠贤！
　　
　　在中国，坏人败的快，有时也得益于“墙倒众人推”的政治规律。
　　
　　崇祯一件件看过，顿觉触目惊心。大概以前他只是对魏忠贤的跋扈有所愤恨，没想到魏忠贤在这么多领域都有“滔天罪行”。
　　
　　他略做调查（调查对象也许是近侍，也许是岳丈家），受访者都异口同声说弹劾是实，并无水份。
　　
　　其中，逼死贵人、动摇中宫一节，大小太监都可以作证。此外，削夺大臣、狱毙忠良，窃取兵权、把持要津、搜刮富户、追赃归己等种种，其暴虐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崇祯原先的耳闻。尤其是趁天启病重时，仍假传圣旨荫封客氏、提拔亲信等，更是蔑视皇权到了极点，让崇祯无法容忍。
　　
　　少年天子终于发怒了！
　　
　　内外大臣专权，历来都有，但不能严重侵害皇权。宋代以后，皇权制度渐趋完善，大臣或者宦官能架空皇帝的现象比较罕见。如果有，对之打击或清算的程度也非常厉害。崇祯与魏忠贤之间的较量，实质就是皇权与内臣擅权的争斗。
　　
　　这是国家之根本，岂容含糊，所以崇祯出手非常果断。
　　
　　魏忠贤离职三天后，十一月初一日，崇祯下诏：“崔呈秀着九卿会勘，魏忠贤押发凤阳看守皇陵”。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皇陵埋的是朱老皇帝的父母。让魏忠贤去皇陵，是担任“司香”。这是宦官阶层里最末等的活儿，等于就是打扫卫生的。
　　
　　崇祯还传谕内阁，表示“逆恶魏忠贤滔天罪状，俱已洞悉”，这次除恶务尽，洒家绝饶不了他！
　　
　　这道谕旨写得怒气冲天，我不妨照录，大家只要明白个大概，也就知道崇祯发了多大的火了。
　　
　　谕曰——
　　
　　今赖祖宗在天之灵，海内苍赤有幸，天厌巨恶，神夺其魄，二犯（指客、魏）罪状次第毕露。朕又思忠贤等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奇珍、异宝金银等物朋比侵盗，几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胆乃尔！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先帝未葬），姑置凤阳。即将二犯家产，着锦衣卫同五城及缉事衙门亲诣住所，一应家赀赃物，尽数籍没入官。其原籍违式服舍等项，有司清查确奏。如有隐匿蒙蔽等情，许据实纠参，一并连坐，亦不得株连无辜。其冒滥弟侄亲属，俱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呜呼！大奸脱距，国典用彰，苟丽于辟，情罪允孚。特谕。
　　
　　（见《崇祯长编》、《国榷》）
　　
　　这就意味着，魏忠贤可不是一般的犯了错误，这是要拿他当秦桧批判了！
　　
　　魏忠贤的那位哥们儿、大太监徐应元急了！也许是念旧，也许是兔死狐悲，也许是受人之托、于心不安，忽然站出来为魏忠贤讲情：皇爷，能否宽缓则个？
　　
　　崇祯是个冰雪聪明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俩没卵的早就有勾结。三问两问，又问出魏忠贤辞职，原来是徐应元出的高招儿，更是气恼，破口大骂：“奴才们与奸臣相通，笞一百棍，发南京去！”（《明季北略》）也有另外两个说法，一是说把徐应元发到显陵当差去了。显陵是嘉靖皇帝老爸的陵墓，在今湖北钟祥市。一是说也去了凤阳。
　　
　　这人的结局不知怎么样？这一去，如果是活过了甲申年，那还真是不错。否则，后来陪着崇祯上煤山的，有可能就是他了。

　　至此，距离崇祯即位不过才一个多月，一棵虬结老树，就被他连根拔起。
　　
　　自古英雄出少年。崇祯这一辈子，也就英雄了这一回。《明史》赞美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说得不错！
　　
　　不过崇祯也并非了不得的神人。扫荡魏忠贤的大胜，他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尤其“人和”一项不可低估。他一个人与一个集团对垒，若不是阉党“恐外有义兵”，一百个崇祯也会被魏忠贤拿下。
　　
　　崇祯不动刀兵就平了大患，是他的至福，但也给他留下祸根。从此他在处理政务时，老是认为自己可以独断，且无往而不胜。当积重难返的内外问题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天纵英明往往就不灵了。
　　
　　魏忠贤作恶多端，树敌满天下，只要保护伞一失去，自然有人会拼了命来攻。崇祯其实是坐收了渔利，唯一可获高评价的，是他对事态节奏的把握极有分寸。魏忠贤实在不熟悉这引而不发的套路，所以应对失当，步步溃败。
　　
　　朝中阉党本来是魏忠贤最好的屏障，但到最后，这屏障一点儿都没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一开始大家都有惧祸心理，没有人出头说话。到后来，又是魏忠贤退却得太快，以至于三军失帅，一朝瓦解。
　　
　　大小阉党既然连祖宗都可以卖了前来投奔，那是期待有很大回报的。所以在紧要关头，还不会一时溃散。但魏忠贤的迅速缴械，使阉党全体陷入了绝望境地，就是想要拱卫自己的主子都不可能了。
　　
　　结果就是：能溜的溜，能反水的反水。谁来拯救你，我的主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6 18:39:23

　　【小窗外忽然飘来一支催命曲】
　　
　　
　　事态发展至此，已无任何悬念。一个大人物的终局，就在眼前了。
　　
　　崇祯之所以要把魏忠贤赶出京城，估计是从诸臣的奏疏中体悟到，魏是一个能量很大的政治高手，如果不把他与阉党其余的人分隔开，阉党势力是不好清理的，而且说不定迟早还会生事。
　　
　　以崇祯对魏忠贤下的结论来看，要剐十次也是够的了，之所以还是以罪臣待之，放了老魏一条生路，是因为目前还在先帝丧期，开杀戒不太合时宜。对这种除了专权别无所能的大珰，只要政治上判了死刑，也就够了。
　　
　　事情若就此了结，那么老魏的结局也还不算太凄惨。害死了那么多忠良与无辜，总还保住了一条命。政治上的失势固然很窝心，但史上有几个权臣是能善始善终的？
　　
　　可是事情又有了变化。
　　
　　首先是攻魏的诸臣不能就此罢休。既然得罪了魏忠贤，就一定不能让他有一点儿复起的可能性。皇权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万一崇祯爷将来也活不长，或者万一崇祯爷将来又赏识了哪个阉党，事情在一夜之间翻过来，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在“擒贼先擒王”的规则之外，中国其实还有一条“搞人要搞死”的潜规则。
　　
　　就在魏忠贤下台之后的几日，攻魏的奏疏无日无之，目的也就是要把他搞死。
　　
　　此外，魏忠贤自己也有很大问题。他自天启元年当了内廷的“领导干部”之后，就一直扶摇直上，没受过大的挫折，缺乏必要的宦海历练，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从被劾开始，对世态炎凉的反应就有些过激。
　　
　　当权之时，众喽啰今日通关节，明日报缉捕；今日送本来看，明日来领票拟；今有人送礼，明日有人拜见，何等热闹！而今一有风吹草动，登时车马冷落。连亲信刘若愚、李永贞，还有几个掌家，无事也来得少了。干儿子们更是绝情，一个也不来了。
　　
　　只有一个周应秋，跑来捧着魏公公的脚，大哭：“儿子如何过？”（《启祯两朝剥复录》）忠心倒是忠心，也不过徒惹人笑话。
　　
　　魏忠贤除了对崇祯怨恨之外，对众人的这种势利心态也很激愤，交出魏家所有的封爵、铁券等等，就是他的过激反应之一。
　　
　　这方面，他就远不如崔呈秀“皮实”了。崔呈秀对宦海风波看得多了，走就走，决不张扬。一下台，崔呈秀就知京城不可久留，多留一天，众人的弹劾就会升级一个高度。所以他连家财都来不及收拾完毕，把部分财宝埋于宅子地下，托付给几个家人照看，自己带着老婆和爱妾立刻开溜。行前，连魏公公也不去拜别了，一切低调从事。
　　
　　崔家的车马才出宅未远，就见乌鸦似的一群人拥上来，围住轿车。崔呈秀还以为是各衙门派来送行的，哪知道都是来“倒赃”的。那些人扯住崔家的人嚷道：“事既不成，还我银子再去！”崔呈秀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只当听不见，催车马快走。
　　
　　魏忠贤若有这等脸皮，那倒好了。跋扈了七年，看惯了别人的谄笑，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安置凤阳的诏旨一下来，他吃定崇祯再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了，心里反倒踏实，心想到了凤阳，也“不失为富家翁”。
　　
　　于是他不顾崇祯有令要将他的家私全部籍没入官，命心腹把金银财宝四处转移，转移不了的，装了40余车，准备起运凤阳。
　　
　　他这样想，也许有一定道理。前朝也有在政治上失势、但可安享天年的大太监。万历十年的冯保就是一例。
　　
　　可是，人家冯保没杀过人啊！
　　
　　还有，人家冯保是万历皇帝小时候的“大伴”（男保姆），你是吗？
　　
　　魏公公忽略了这些，他只管做他的富贵梦。

　　那些带不走的家私，都散给门下众宦官。又送了些给候家（客氏儿子家）做纪念。
　　
　　临行前一晚，魏忠贤与李永贞、刘若愚等人说了半夜。说着说着，他想起先帝，不禁恸哭，众人也哭个不止。
　　
　　据说，内廷大小宦官听说处分魏忠贤的圣旨下来，都茫然无措，多有惶惑而大哭的。但是内廷二十四监局的头头见徐应元已因通魏而被处分了，都不敢来道别。有那平日里受魏忠贤恩宠的，连礼也不敢送。只有客氏携酒来送行，与在场的兄弟几个又哭了一场。
　　
　　第二天离京，场面冷冷清清，只有李永贞、刘若愚二人相送。魏忠贤向阙叩头谢恩，望见三殿巍峨，不由叹道：“咱也不知结了多少怨，方得成功，好不忍离！”说罢，洒泪而去。
　　
　　陪他前往凤阳的，是他的亲信李朝钦，还有家丁六十儿。这个李朝钦，是魏忠贤的贴身太监，据说实际上就是男宠，是真正的“死忠”一个。史料上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李朝钦并未随行，而是后来受李永贞派遣，去给魏忠贤飞马报信的。我在这里采取前一说。
　　
　　走得虽然凄凉，但前“九千岁”出京，瘦死的骆驼怎么也要比马大！魏忠贤以平时蓄养的私人保镖“八百壮士”做护卫，刀枪耀日，乘马千匹，浩浩荡荡押着40车财富出发了。一个下台干部，能有这么大阵势，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在此，我比较相信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仅有壮士数十人，马数十匹。就这也够威风的了。
　　
　　李永贞历来狡黠多谋，他担心魏公公这么招摇，又会惹出什么事来，就劝魏忠贤谨慎些为好。魏忠贤不听，说：“皇上倘要杀我，就等不到今日了！”
　　
　　这支奇怪的队伍，在押送太监刘应选、郑康升的监督下，出都门南下。出城后，魏忠贤看见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建的生祠，已被民众拆得只剩败壁残垣，又觉好生伤感。
　　
　　刘若愚、李永贞等送了30里，长亭上，三人执手大哭而别。
　　
　　初冬日，头上连南飞雁都没有了，满野是萋萋荒凉草。想想来京的那时候，是万历十七年（1589），那是什么年月？
　　
　　那时还是21岁出头的小伙子，转眼间，“今日临岐鬓发凋”。
　　
　　富贵一场。梦一场。人生真是不堪磨啊！
　　
　　云宵中的那些龙楼凤阁，西苑里的那些洞天福地……咳，休矣，休矣！

　　魏忠贤之所以要这样大摇大摆地出京，也是有赌气的成分在内。一是给世人看看，我魏某架子还没倒掉。有先帝的遗言在，我到底还是个人物。二是给崇祯看看，你尽可以随着性子来，但我毕竟是先朝老臣，大不了白帽子一顶去养老。你还能怎么着？有本事把你哥哥全盘否定，再来整治我。
　　
　　他这一摆谱，当然有看不下去的。通政司使杨绍云马上奏报，说魏忠贤身边“啸聚者多枭雄敢战之辈，忠贤辇金而结之，安知无揭竿响应者乎？东南半壁，恐怕非宁宇矣！”
　　
　　这已经是在夸大其词了，还嫌不够耸人听闻，又说“况凝秀（崔呈秀之弟）已建旗鼓于浙水之上，同心合谋，与皇家作难，再以心腹爪牙为之内应，未雨之防，不可不早誁也。臣闻其在途拥兵千余人，皆久蓄亡命，弓上弦，刀出鞘，声势鸱张，如叛逆然。与其降发凤阳，待其叛也，而后擒之，劳师动众，不若早肆市为便也。”（《玉镜新谭》）
　　
　　“建旗鼓”，就是拉队伍造反。崔凝秀当时在浙江任总兵，有点儿兵权不假，但如今怕也是提心吊胆在过日子，怎么可能扯旗起事？这道奏疏，将魏忠贤出京的排场无限放大，成了炫耀武力。这就是想激怒崇祯，下令宰掉老魏。
　　
　　不管造反的事情有没有，这层意思是说出来了。崇祯这会儿当然不可能讲实事求是。有没有人跟随吧？有。有就是叛逆，就是向皇帝示威。
　　
　　加之这几天奏疏特别多，都是敦促崇祯“除恶务尽”的。崇祯看罢，果然被激怒，于十一月初四给兵部发去一道谕旨：
　　
　　逆党魏忠贤窃国柄，奸盗内帑，诬谄忠直，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以从轻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致将素蓄亡命之徒，身带凶戈恶械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交押赴彼处交割。其经过地，方着该抚按等官多拨营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实时擒拿具奏，毋情容赂贿。若有疏虞，罪有所归。
　　
　　兵部不敢怠慢，马上派千户吴国安带人去追。
　　
　　这就是缇骑。抓魏忠贤，他们就敢出京了。所谓“扭解”，就是绑起来押送到目的地，交给皇陵管理处。
　　
　　这对魏忠贤，还只是个侮辱，没说要他的命。主要是想把他带的那一伙人给擒住，不能让他们成气候。
　　
　　就在魏忠贤离京的这两天，李永贞、王朝用按照事先的约定，频频派人将京城情况飞报给途中的魏忠贤。
　　
　　没有什么好消息。想都能想得到的，这回轮到阉党纷纷落叶如振槁了。周应秋、田尔耕、朱童蒙等被拿掉，徐应元被打发到显陵去了；各镇监军太监都已撤回；起复东林党的话头也被提起。
　　
　　“怅望南云鸿雁断”！这个季节本来就不好，一次次的密报又如反复的锤击，让魏忠贤的心情十分抑郁。

　　魏忠贤一行出京后，一路经良乡、涿州、新城、雄县、任丘、河间、献县，于十一月初六日，到了阜城县地面。在距县城20里的新店，只见后面远远地来了四个人，都骑着马，像是番子手（东厂侦缉）的模样。
　　
　　四位长髯公扬鞭直奔轿前。魏忠贤望见，不知有什么事，吃了一惊。只见其中一个跳下马来，向魏忠贤磕了个头，起来走到近前，附在耳边说了几句，又跳上马。四人便如飞而去。
　　
　　四人走后，魏忠贤只是在轿中老泪交流。
　　
　　原来，这是他在京中的死党派人送了信来，说皇上已向兵部下达了逮捕令。
　　
　　李朝钦不知为何事，打马赶到轿前，见魏忠贤流泪，心知不妙，低声问道：“是何事？”魏忠贤道：“皇上着官校来，扭解到凤阳，还不许你们跟随哩！”
　　
　　李朝钦一听，知道彻底完了，也泪如雨下。魏忠贤道：“且莫声张，依旧赶路。”
　　
　　是日晚，来到阜城县城。这地方比较偏僻，店铺不多。魏忠贤一到，人马把客店几乎都给挤满了。魏忠贤在县城南关拣了一间较大的店住下，店主叫尤克俭。
　　
　　饶是如此，这个店还是简陋得难以忍受。门窗透风，炉火不暖，一灯摇曳。
　　
　　随从的厨子做了精美饭菜，魏忠贤也无心下咽。饭后，他叫李朝钦与其余诸人先睡了，明早好赶路。自己在灯下僵卧长叹，想事情。
　　
　　他万料不到：不到两月间，赫赫权势就成了南柯一梦。昔日公卿的性命也是捏在咱手里，今日却连小儿也都可来唾一口，这天上地下的差别，怎么能忍？
　　
　　错就错在小看了新皇帝的韬略，以为黄口小儿又能狠到哪里去。却不知，错过了一日，就丢了一世，如今再无反手的机会了。随身虽还有千余壮士可用，但即便是逞了匹夫之勇，反他一家伙，也是杯水车薪。看出京时的那景象，又怎能有人来呼应？还不是死路一条。
　　
　　无论怎么说，都逃不过这一剐了。那缇骑诏狱、十八般刑具，昨日都是我以之对付东林党的，这滋味真要让我自己来尝，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死？
　　
　　据说这晚上，旅舍外有一位从京师来的白书生，一直在唱一支小曲《挂枝儿》，声极凄凉：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寞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冬冬，更锣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凰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这分明就是催命曲啊！听得魏忠贤万念俱灰，长叹一声：“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明季北略》里记录了这首曲子，并说“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我们就姑且信之吧。
　　
　　魏忠贤想了半夜，想好了，独自起身，解下腰带悬梁自尽了。李朝钦从梦中惊醒，见魏忠贤已经挂在那儿了，知道自己也是没活路，跟着便也上吊了。
　　
　　天亮后，家丁六十儿见房里没有动静，开门一看，一双人在那里吊着，吓坏了，便嚷将起来。押送太监刘应选也被惊动，进来看见老魏死了，大惊。他怕皇帝怪罪下来，索性叫心腹搜了搜魏忠贤的身上和屋子里，把值钱的东西拿了些。然后大呼小叫，谎称魏忠贤跑了，乘马向南而去，从此便没了踪影。
　　
　　另一个监押官郑康升闻讯到房内看时，见二人何曾逃走，不正双双吊在梁上么？连忙找来了地方乡保，申报本县。一面通报上级抚按，即刻差官检验。
　　
　　差官会同知县来到南关客店内，恰好锦衣卫官校吴国安等也到了，就会同勘察了现场，认定死的是魏忠贤、李朝钦无误。又查得行李内玉带二条、金台盏十副、金茶杯十只、金酒器十件、宝石珠玉一箱等物，都开列了清单报都察院。随行的人役，交给锦衣卫官校并监押太监带回京覆命。又让地方上买棺收殓，候旨发落。
　　
　　消息传出，当地人都来看热闹，一片杂乱。“八百壮士”和随从怕承担“从逆”的罪名，谁肯被带回京，便趁乱把40车行李大部瓜分，一哄而散。
　　
　　家丁六十儿没跑，他在收殓时哭道：“老爷枉做了一场大梦，今日见阎王爷不知怎的发落？”

　　魏忠贤自缢的消息，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才由直隶巡抚上报到崇祯那里。崇祯批复“姑与掩埋”，指示将行李解到河间府然后奏明情况，并叫把押解官郑康升解来司礼监问讯。至于魏的家人六十儿、店主、骡夫，审过以后就可以放了。
　　
　　魏忠贤死了！
　　
　　这好消息来得太急，也来得太晚！百姓们一片欢呼，不少人从邻近几十里远跑来看奸贼下场。
　　
　　民间的怨怒，压制只能是一时。一有突破口，就会奔涌而出，
　　
　　时隔半年不到，民间就有大量描写魏忠贤乱政的戏剧、小说问世。先有《警世阴阳梦》，继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新镌魏监磨忠记》等。有关史著也相继问世，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风行一时。
　　
　　魏忠贤的形象，自那时就基本上定格。380年来，无人能翻，也无法翻过来，尽管“余孽”们在后来也有蠢动，但往恶人身上贴金，要想成功，除非全天下的良心都灭绝干净，那是连秦始皇也做不到的！
　　
　　有些人死了，臭名千年万年为人唾骂。有的人还活着，不知命运是否能好一点点？

[ 本帖最后由 iceinsummer 于 2007-7-8 06:59 编辑 ]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8 07:02:48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无敌】
　　
　　
　　魏忠贤一死，阉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完全失去了能量。虽然他们人还在朝中，却个个都成惊弓之鸟，只能缩着头等挨宰了。
　　
　　继清除了魏忠贤之后，崇祯下一步要干掉的，是另外两个首恶——崔呈秀、客氏。
　　
　　十一月初九日，魏忠贤已吊起来了，但京师并不知道，对崔呈秀的总清算就开始了。户部员外郎王守履上疏，论其可杀之罪。崇祯批示：将崔呈秀“先行削了籍为民”，然后交三法司会勘。
　　
　　人拿到三法司去会勘，就是要定罪。昔日堂上高官，今日要成堂下罪囚了。
　　
　　此时崔呈秀在老家蓟州，将搜刮来的古玩珍宝陈列于室，日日与妻妾饮酒作乐，正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时候。听到要会勘的消息，知道这鬼门关是一定要进的了。到十一日，他在家中与宠妾萧灵犀纵情饮乐，喝完一杯，就砸掉一件珍异酒器。而后，带着无限不甘之心，也上了吊。那如花的小妾灵犀，则以利剑自刎而死。
　　
　　丑类们在世时只恨忠良不早死，可是自己又活了有多长？他们只恨四海宝物不能尽归己有，可是能否有一颗珍珠带过奈何桥？
　　
　　在猖獗之时，即便有人跟他们说这个，他们恐怕也没有时间来听。笙歌夜夜，哪一场能舍得拉下啊！

　　崔贼死不足惜，倒是可惜了殉节的这位萧氏。她生在宝坻，原是三河县的一位名妓，乳名叫宝娘，别号灵犀。萧灵犀姿容绝世，歌舞无双，虽生长在青楼，却不是倚门卖笑的浅薄之流。吟诗、画兰、弹琴、下棋，无所不通，也是个“秦淮八艳”似的绝世人物。
　　
　　崔呈秀是个好色之徒，据说有美妾百人，娶了萧灵犀后，万千宠爱集于她一身，一刻不离左右。在崔呈秀悬于书房二梁之后，灵犀不愿再沦落烟花巷中，便以死报主，做了个烈妇。
　　
　　蓟州知府委托兵备道的守备，前来勘验了现场。众官并不把崔呈秀之死当回事，却都叹息这灵犀之死。
　　
　　情况上报后，崇祯有旨曰：“逆党崔呈秀负国忘亲，通同擅权，虽死尚有余辜，着法司按律确拟，暴著其罪，以垂永戒。”（《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崔呈秀的儿子崔铎、弟弟崔凝秀也都被遣戍。
　　
　　剩下一个客氏，就好收拾了。这个蛇蝎妇人自九月被放出宫后，也是在无奈中苟活，日日纵酒销愁。十一月十七日，崇祯再无客气，叫太监王文政把客氏押到宫里的浣洗局，着实审了再说。
　　
　　魏、崔自杀，逃脱了惩罚。留下一个客氏，就不容她那么轻松去见阎王了。估计是崇祯有令，只要审出一点儿问题，就往死里收拾。
　　
　　客氏被上了刑，立刻招认：有宫女8人怀孕，都是她私自带进宫的随身奴婢，在宫外面肚子就大了，准备效仿吕不韦事，给天启皇帝准备几个假儿子。
　　
　　此口供一出，她哪里还得活？立刻在洗衣房被太监们用竹板子活活打死了（笞掠而死）。
　　
　　那一刻鬼哭狼嚎，也是够惨的。不过恐怕也是赵选侍、裕妃、冯贵人、胡贵妃和王安的冤魂一起来缠她，令她不得好死。
　　
　　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连坏人都是。一个犯人，就这么如私刑一般给打死了，崇祯连个话都没有。
　　
　　客氏那个盗宝的儿子候兴国，也被逮入诏狱，尝到了酷刑是什么滋味。几天后，与魏良卿一块儿被砍了头。客氏的侄子客光先、客璠等遣戍边地。
　　
　　阉党里，死的还有一个李永贞。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发觉风向不对，在崇祯即位四天后就上疏告病，想开溜。到九月，崇祯才批准。十月初，他把自家外宅的小院砌死，自己藏身在里面，昼夜读书打发时间。墙上留有小孔，递进饭菜。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他听说皇上批准魏忠贤辞职，以为没事了，便拆了墙出来。
　　
　　他想赶紧去和徐应元联络，把事情化解一下，却不料徐应元在十一月初给发到显陵去了。李永贞这才有点儿慌，越慌越出错，他竟拿钱去打点王体乾、王文政、王永祚三个太监，每人五万两，让他们在崇拜祯面前多多为自己美言。
　　
　　这三个人，这时候哪敢营私舞弊，掉头就把收的银子交给崇祯了。李永贞得知，吓破了胆，与外甥孙良济一起化妆逃跑了。其实，崇祯这时候还不想杀他，只下诏把他也发往显陵。可是圣旨到家后，家人也说不出人跑哪儿去了，其兄李成吓得自杀了。
　　
　　到十二月九日，李永贞被抓获，押送到显陵去了。这么一折腾，他的另一个哥哥李奉也因忧惧而死。
　　
　　转年是崇祯元年。二月，李永贞和徐应元被转至凤阳。三月，有人重新提起话头，李永贞倒霉，被逮至刑部议罪。六月会审，结果是拟斩。他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到七月，脑袋还是给砍掉了。

　　这个时候崇祯的做法，与他后来的刚愎、急躁作风截然不同。他此刻思维缜密，在对付一大堆阉党人物时，抓住阉党人士的侥幸心理，不徐不急，步步深入，分批收拾。没引起任何混乱，就扫掉了满朝的乌烟瘴气。
　　
　　《烈皇小识》说他“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绝非溢美之词。
　　
　　当时朝中的言官——给事中和御史，大多都是投靠阉党上来的，整肃阉党，不能指望他们。崇祯就紧急提拔了曹师稷、颜继祖、瞿式耜、吴焕等人为言官，让他们大胆揭发。只要有人出头，就好办。其余言官为洗刷自己，也纷纷倒戈，声讨昔日的主子——娘没奶了就不是娘。
　　
　　从天启七年（1627）的十一月起，清算风潮陡然涌起，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趁着魏忠贤败死之机，崇祯发布命令：第一，对元凶客、魏、崔，要早定“爰书”（判决书）；第二，对“五虎”、“五彪”等，按照言官弹劾的顺序，由法司依律拟罪。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阉党势力你不扫，他不会自动跑掉。此时主持清理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城、大理寺左少卿潘士良等都是老资格阉党，他们哪里肯卖力？拖了一个月，才在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将客、魏的判决书呈上，崔呈秀的还没做出来——这哪里是明朝的速度，简直是现代的风格了。
　　
　　崇祯大为不满，要给阉党分子一点儿颜色看看，下令将魏忠贤尸凌迟、斩首，悬首河间府；在蓟州将崔呈秀尸斩首，客氏尸亦斩首示众。
　　
　　这脑袋是砍给活人看的，在此重要典震慑之下，对魏党的第二波整肃浪潮开始了。
　　
　　在大臣中，户部尚书张我续、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刘诏、工部尚书孙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龙等一批要员被免职。其中李夔龙、倪文焕、田吉等后又升级为在原籍追赃。
　　
　　太监中，李实被降职，安置到南京；涂文辅降为小火者（打杂的）。
　　
　　魏忠贤的亲属中，魏良卿——中国第一民工兼菜贩，砍头；女婿杨六奇等一大批亲族永戍瘴地。
　　
　　锦衣卫打手田尔耕、许显纯等削籍、抄没家产，后又升级逮至刑部论死。
　　
　　这就是现世的报应！狂风怒卷之下，魏党群丑狼狈不堪。
　　
　　狗官，居然也有今日？
　　
　　户部尚书张我续，昔年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他将这个魏小姐“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这假姑爷被免官回籍后，百姓恨极，欲拦其轿毁其面！
　　
　　原宣党头子、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听说魏忠贤毙命，立刻精神失常，癫狂而死，其家为被害者所破！
　　
　　“十狗”之一、太仆少卿曹钦程罢官，不为江州南康乡里人所容，争唾其面，只好在湖口县买宅居住，但湖口人士相约驱逐之！
　　
　　还有前首辅顾秉谦，虽然致仕居于昆山老家，也被人弹劾“献媚图宠，廉耻已亡”。家乡士民更是愤而报复，一把火烧了顾家大片房产，将其家财哄抢一空。顾秉谦携带重要金逃往苏州租房居住，诸生不容，写呈子给各衙门，要求驱逐。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只得转避南京，不久病死！
　　
　　然而，阉党残余仍然在抵制清算，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就故意对被追究者轻判。一面是民愤滔滔，一面却是轻描淡写。诸阉党虽交给法司议罪，但定罪书却避重就轻，形同包庇。
　　
　　这个定罪书一出来，引起舆论哗然。
　　
　　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三次上疏，说“五虎”、“五彪”不过是杀人去媚，真正动摇社稷的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三贼。尤其是刘志选，七十白发老匹夫，为钻营竟不惜攻击皇后。
　　
　　三人因此相继被逮。刘志选自知不免，也学了魏公公，上吊自杀了。
　　
　　山西道另一御史刘重庆也上疏，指李永贞、刘若愚、李实罪大恶极，若不刑之西市（砍头），恐被害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
　　
　　崇祯立刻准奏，将李永贞、刘若愚、李实和许显纯一起交给刑部，均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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