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王者觉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0:16

　　　　四一年换了三个皇帝（1）
　　　　　　
　　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原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又在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帐。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皇帝，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说起来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并不重要，可问题是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以此职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也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这让王叔文等人实在难以接受。王伾立即上疏顺宗，请求为王叔文保留该职务。但一再上疏的最终结果只是允许他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而复职的请求却被彻底驳回。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顺宗皇帝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完全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是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让王叔文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他的仇敌。
　　表面上的原因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速度太快、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由于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所以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公开场合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下诏将其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关系就此破裂。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可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者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治所在成都）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韦皋这个人说起来也是有功于朝的，他曾在边境多次击败吐蕃的入侵。正因如此，所以此人一贯居功自傲，千方百计想扩张地盘，这次让刘辟来向王叔文传话，那口气照样牛皮烘烘。刘辟对王叔文说：“太尉（皋曾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区区诚意，如果把西川、东川（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市）这三川之地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那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首先，一个他本来就不齿的军阀居然找上门来跟他赤裸裸地交换利益，这不仅让他觉得荒谬，而且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再者，韦皋这狗日的也太狂了，说假如不把三川给他，就以“别的方式相报”，这像是在商量事情吗？这根本就是在威胁恐吓嘛！王叔文一愤怒，就照旧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这命令还是那个字：斩！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任务，就留在京师瞎晃，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随后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吓得一溜烟逃回了成都。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的话其实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王叔文和他的性格差异固然是有、而且很大，但这并不是造成他们反目的真正原因。
　　或者说不是深层原因。
　　深层的原因是——韦执谊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当上了宰相，那就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说白了，这就叫过河拆桥。
　　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还不仅仅在于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不过是什么呢？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1:58

　　　　四一年换了三个皇帝（2）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顺宗皇帝的。韦皋说：“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侯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他说：“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但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皇帝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些势力绞在一起，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呢？
　　也绝对是死定了。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也许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
　　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
　　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成了一张废纸。
　　早在他们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等人发了辞别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就是希望宦官能表明态度。宦官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的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一切便已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他们根本不用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自己在朝堂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的，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席间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或许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尤其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可在俱文珍看来，王叔文这一招叫做缓兵之计。俱文珍觉得王叔文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
　　可此刻的酒除了苦味和酸味，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所以众人干了几杯之后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酒菜，心里面空空荡荡。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了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2:43

　　　四一年换了三个皇帝（3）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王叔文夜以继日反复意淫的结果除了让所有对手发出冷笑之外，只能让那些坚持留在改革阵营中的人发出苦笑。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了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愚蠢、又可怜。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皇帝呈上了三道奏疏。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房间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我中风了！
　　可到底王伾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
　　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宣布自行退位，称“太上皇”。
　　八月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下令改元“永贞”。
　　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王伾不久即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王叔文被李纯下诏赐死。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而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历史从此就把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政治集团命名为——“二王八司马”。
　　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
　　大唐帝国的马车在这里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短短十天之内，历史就已经掀开全新的一页。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谁都知道，在强大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风华正茂的太子李纯面前，那个中风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
　　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
　　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和顺宗登基的时间相差还不到八个月。
　　一年之间，大唐帝国换了三个皇帝。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会何去何从？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3:54

　　　　五打，还是不打？（1）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是一脸的忠孝赤诚，而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看上去也显得喜庆而祥和。
　　可没人料到，短短十几天后，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李诵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
　　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下诏大赦天下，同时改元“元和”。
　　当然，“二王集团”不在天子的赦免之列。
　　
　　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他的帝国——这个历经了一百八十余年岁月沧桑的帝国。
　　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
　　李纯的脑海中浮现出二十多年前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那也是一个春天，年方六岁的李纯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皇帝逗着小李纯说：“你是谁的孩子啊，怎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的回答是：“我是第三个天子。”
　　德宗皇帝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
　　至今李纯仍然记得当年的德宗皇帝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很充满期望的眼神……
　　是的。
　　朕注定是第三个天子。
　　而且注定是负有使命的第三个天子。
　　宪宗李纯站在大明宫的城楼上，面对苍天喃喃自语。
　　朕的使命就是要把第一个天子没收拾干净的事情彻底收拾干净。
　　
　　宪宗要收拾的第一个藩镇是西川。
　　西川节度使韦皋去年八月就死了，他的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当时宪宗李纯刚刚即位，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于去年十二月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宪宗给刘辟的答复是——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于这一年正月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李纯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李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皇帝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皇帝一模一样的怒吼——不！
　　可是，宪宗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那是至为惨痛的后果。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遭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还说什么易守难攻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打，还是不打？
　　这是一个问题。
　　关键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予其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伏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将才，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后来的事实证明，杜黄裳推举的这个高崇文果然能征善战、不负众望。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此次讨伐刘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所用得人之外，杜黄裳最后给宪宗皇帝提的一个建议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不要设置监军。
　　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指挥作战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了，但是却往往会被皇帝们一再地忽视。
　　所幸这次宪宗皇帝没有忽视。他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伐刘辟。
　　收拾藩镇的战斗打响了。
　　“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正式拉开。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4:18

　　　五打，还是不打？（2）
　　　　　　　　　　　　　　
　　　　
　　政府军刚刚向蜀地进发，刘辟就攻陷梓州，活捉了李康。
　　可这是刘辟在这场叛乱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刘辟被政府军打得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先是在二月初，严砺打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紧接着在三月初，高崇文又收复了梓州。此后政府军一路向纵深推进。六月初，刘辟的军队在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市北黄许镇）、万胜堆（今四川德阳市东北）先后修筑城堡和栅栏、屯驻重兵防守，却在高崇文的猛烈进攻下八战皆败，万胜堆被攻占，鹿头关陷入政府军的团团包围中。最后阶段，从六月到九月，刘辟军在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玄武（今四川中江县）、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塔水镇）均遭败绩，鹿头关守军眼见势单力孤，而西面的补给线又被切断，只好打开城堡向高崇文投降。
　　刘辟的老巢成都就此暴露在政府军的眼皮底下。高崇文长驱直入，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向西而逃，准备投奔吐蕃，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九陇镇）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后被捕。
　　十月七日，高崇文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十月九日，严砺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长安，与整个家族和所有党羽一起被斩首。
　　西川叛乱彻底平定。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在李唐中央与叛乱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即位以来的第一仗，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朝廷在夏绥（治所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也取得了一次胜利。那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觐见天子，以其外甥杨惠琳为知（代理）留后。结果韩全义一入朝就被宰相杜黄裳免去了节度使职。此举看上去很突然，实际上理由很充分。因为韩全义当年纯粹是靠贿赂宦官才获得晋升的，并且在六年前讨伐吴少诚的战役中又出师无功、屡遭败绩。这样的人不整肃，朝廷就没有纲纪可言；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中央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所以杜黄裳断然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继任节度使。杨惠琳闻讯，立即下令军队备战，拒绝李演赴任，并上疏朝廷，声称夏绥将士强行拥立他当节度使。
　　这是继刘辟之后摆在宪宗朝廷面前的又一个考验。
　　如果要打，朝廷就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很可能把帝国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如果不打，好不容易在对付西川时培养起来的自信和威信转眼又会土崩瓦解。
　　怎么办？
　　李纯经过短暂的权衡，最后一咬牙：打！
　　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琳的前锋军队刚刚开拔，夏绥兵马使张承金就刺杀了杨惠琳，于三月十七日将其首级传送京师。
　　一场叛乱被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两次胜利，以宪宗李纯为代表的这一届李唐政府无疑在天下的藩镇面前摆出了一副强者的姿态，并且迅速恢复了中央应有的权威。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当人质），以表明自己绝无反叛之意。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九月，镇海（治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作作姿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然后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同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三军，实际上是督促他进京。
　　可李琦本来就不想入朝，所以马上就反悔了，迟迟不肯动身。王澹和宦官再三劝告，李琦老大不爽，干脆上疏说自己患病，请求年底再入朝。宪宗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让他入朝，说不入朝就不用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遂下诏征召李琦入朝。
　　李琦慌了。此刻入朝无异于去送死。可不入朝又怎么办？
　　李琦横下一条心——还能怎么办？！反了！
　　九月末的一天，李琦的帐下亲兵突然哗变，大声叫嚣说：“王澹是什么东西，胆敢擅自主管军务！”随即把已经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吃了。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带着一副惊诧的表情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
　　宦官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李琦导演的，而且就是演给他看的。
　　十月初五，宪宗李纯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第二天就作出了反应，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还有谁能镇得住？！
　　宪宗不吃他这一套，于十月十一日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命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鄂岳（治所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江西（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浙东（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等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无独有偶，就跟上次征讨杨惠琳一样，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三位心腹大将共同背叛了李琦。
　　十月十九日，李琦被生擒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一月一日，李琦父子被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感到扬眉吐气，也着实让习惯于一切自专的天下诸藩感到惶惶不安。
　　然而，首战告捷的李纯并没有过分乐观。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把当年的德宗皇帝搞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的那帮强硬角色——还没有上场。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5:46

　　　六宪宗皇帝想骂娘(1)
　　
　　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成德、卢龙、魏博。
　　自从安史之乱后，它们与南边的淮西、东边的淄青等镇就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中央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可这样的藩镇要收拾，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宪宗李纯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李纯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机兴兵讨伐。
　　三年前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病死的时候，他的异母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当时李纯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可朝廷其时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李纯只好违心地任命他为留后，但是把征收两税和任命各级官吏的权力都收了上来。当时李纯就打定主意了，一旦平定刘辟，此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纵容。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跟几个心腹重臣商议讨伐之事。可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却都表示反对。李绛说：“河北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是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这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再者，卢龙、魏博、淄青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虽然心里老大不爽，可还是忍了下来。到了这一年七月，宪宗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对李绛等人说：“朕想了个法子。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朕想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命，就像淄青的李师道那样，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会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皇帝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秋天，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眼看这强藩世袭的一幕又要在自己面前轮番上演，宪宗觉得这简直是对他的挑衅和侮辱，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不服从，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就此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什么呢？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之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单独叛乱，部众其实都不服从，只是被他们的财货利益所诱，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到头来只会弄得自己丢脸。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勾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因为他们要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宪宗李纯也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李唐王朝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元和中兴”，而不至于多绕一个大弯。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而成功通常也是要绕弯。
　　而且，即将出现在李纯面前的这道弯实在是太大，大到让他一度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跟当年的德宗皇帝一模一样的失败，从而在一段时期内充满了挫折感。
　　
　　事情起于元和四年八月，一直未获朝廷任命的王承宗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八月初九，宪宗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以及某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说：“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明诚意。”九月，朝廷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
　　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无异于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偷偷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你以为他是成德的属官就等于是你的人吗？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把薛昌朝囚禁。
　　宪宗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命令他立刻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破碎了。
　　宪宗李纯忍无可忍。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7:12

　　　　六宪宗皇帝想骂娘(2)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削去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力主讨伐的左神策中尉、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四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力谏：“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从古到今，从未见过把天下的军队集结起来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我恐怕天下豪杰听到，必定轻视中央；四方蛮夷风闻，必将讥笑大唐！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我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于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这简直就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与此同时，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可宪宗李纯一概置之不理。
　　几天后在延英殿上，李纯的这项决定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无奈之下，李纯只好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可实际上还是以他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翰林学士李绛再度向李纯指陈重用宦官之弊，说这帮人没有原则、唯利是图，只会进谗言陷害忠良。可李纯却不以为然：“这些人怎敢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又说：“宦官们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怎么能不防范呢？”
　　李纯不听。
　　他当然不会听。
　　其实天子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问题在于：历代大将的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史文臣的党争之患、擅权揽政之患，难道就不烈吗？！
　　所以，天子不得不重用宦官。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大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宪宗李纯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然而，当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
　　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不过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所以在这一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就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
　　
　　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宪宗朝廷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与成德有宿怨的卢龙节度使刘济亲率七万大军在正月打下了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之外，其他各路政府军基本上都是碌碌无功：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推进到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淄青的李师道和魏博的田季安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装模作样地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后就按兵不动；而主帅吐突承璀亲自率领的神策军则打得最为窝囊，不但屡战屡败，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猛将郦定进；此人是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他的阵亡导致原本就颇为消沉的士气更是涣散得无法收拾。
　　一切都被翰林学士白居易料中了，宦官吐突承璀不但协调不力，而且指挥无方，这场仗再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徒劳无功。于是白居易再度上疏劝皇帝罢兵。
　　现在的形势对宪宗皇帝来讲真是糟透了。
　　去年十一月，也就是朝廷刚刚发兵征讨成德的时候，淮西的吴少诚就病死了，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自立为留后。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考虑到河朔正在用兵，朝廷不可能同时跟淮西开战，宪宗只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打算等讨平成德再回头对付吴少阳。没想到几十万大军打了好几个月，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宪宗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眼看河朔战事已经进入胶着状态，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诚为淮西留后。
　　整个局势的演变都跟李绛当初的那一套战略构想彻底地南辕北辙了。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已经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一切都乱套了。
　　而眼下，前线又传来了一些消息，让宪宗李纯越发感到心烦意乱。
　　那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消息。他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还暗示朝廷把他的中央荣誉官职擢升为宰相。
　　宪宗觉得这个卢从史的种种表现似乎都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第一个跳出来高举双手表示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拖延战机、逗留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要不要相信他？
　　正当宪宗皇帝忧心忡忡、一筹莫展之际，宰相裴垍特意召见了入朝奏事的昭义部将王翊元，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隐隐施压，迫使他说出真相。王翊元为求自保，只好把卢从史玩的那些猫腻全部抖了出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消息，而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又故意抬高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一意制造混乱，目的就是想坐收各种渔翁之利。
　　当裴垍把这一切告诉宪宗，并且建议由前线的吐突承璀就地收拾卢从史时，年轻的皇帝惊愕不已，犹豫了半晌才点头同意。
　　元和五年四月十五日，吐突承璀在朝廷的授意下，与卢从史的部将乌重胤等人合谋，用计将卢从史诱捕，同日执送京师。
　　四月二十三日，宪宗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六月，战事仍无进展，白居易再度奏请罢兵。七月，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且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准许他改过自新。
　　宪宗皇帝终于等到了一张下台的梯子，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对于有罪之人的宽恕称为“赦免”，而对于蒙冤之人的平反才称为“昭雪”，一词之差，足以见出此时李唐政府对待藩镇的态度已经变得何其温和、甚至是何其软弱了；同时朝廷又恢复了王承宗的节度使职，并且把德、棣二州归还给了他。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李唐政府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之外，别无所获。
　　年轻的宪宗皇帝觉得自己窝囊透了，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威信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收拾藩镇——真不容易，真他妈不容易！
　　宪宗李纯不知道当年的德宗皇帝被藩镇搞得灰头土脸时有没有骂过娘，反正他现在只想骂娘。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27:45

　　　　七李绛这一招够狠（1）
　　
　　就在成德战事平息、朝廷刚刚班师的当月，卢龙又爆发了一场内乱。
　　刘济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幽州留后，自己率部驻扎在瀛州（今河北河间市），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战争结束后，刘济因病暂留瀛州。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长安来的使者，向刘济宣布了一道诏命：“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特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
　　刘济一听就傻眼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特使已过太原。不久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刘济更是怒不可遏，认定这是长子刘绲搞的鬼，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由于急怒攻心，这天上午刘济水米未进，到了中午顿觉饥渴难当。此时从饶阳特地赶来伺候他的次子刘总亲自给他端上了一碗水。
　　七月十七日，刘济暴亡。
　　看着刘济那具僵硬的尸体，有个人在一旁不住冷笑。
　　这个人随即以刘济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
　　同日，正心急如焚赶往瀛州的刘绲在涿州（今河北涿州市）被他父亲派来的人拦住，旋即被乱棍打死。
　　做完这一切，这个人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他就是刘济的次子刘总。
　　没错，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还有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该恨谁。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只能装聋作哑。
　　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
　　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政府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
　　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皇帝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是可忍，孰不可忍？！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以旧恩不加杀戮，岂能全不贬黜以谢天下？！”
　　李绛亦奏：“陛下不责承璀，它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到了，可宪宗李纯一点好心情都没有。
　　因为已经当上淮西留后的吴少阳还在一门心思等着朝廷授予他节度使之职，要是始终不给他，天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乱子！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初九，朝廷正式任命吴少阳为淮西节度使。
　　这一年，因中风而离开相位的裴垍病逝。年初，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入相；年终，翰林学士李绛入相。二李都颇具才干，却总是意见相左，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几乎都要打嘴仗。
　　可这正是宪宗李纯希望看到的。他认为宰相之间具有适度矛盾是正常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正因为宰相各执一端，做为天子的李纯才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并从中选择更为中肯的意见，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天子李纯的帝王术。
　　日子就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中、在两位宰相的磕磕碰碰之中又过了一年。到了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二李的矛盾和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势。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正月十一李绛就把他外调为鄜坊观察使，原因是元义方曾依附过宦官吐突承璀，让李绛颇为厌恶。元义方愤愤不平，趁入宫向皇帝辞行的时候狠狠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结党营私，偏袒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所以任他为京兆少尹，把臣驱逐到了鄜坊。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恐陛下被他蒙蔽。”
　　次日，宪宗若无其事地问李绛：“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李绛一听就明白了，回答说：“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有何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命臣为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评估人才、授予官职，如果真有才干，即令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是明哲保身，非为公益。”
　　宪宗说：“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通过这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宪宗李纯越来越倾向于李绛，因为他认为李绛忠直敢谏，而李吉甫似乎只会讨好和随顺他。
　　有一次宪宗问宰相，德宗贞元年间的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而作威作福，政治败坏，原因在此。”宪宗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坚持立场、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把我触怒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说：“臣属不可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马上把他顶了回去，说：“臣属不应该害怕触犯君上，应该苦口婆心指出错误。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怎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李吉甫大为懊丧，回到中书省后长吁短叹，暗暗担忧自己的前程。
　　宪宗越发信任李绛，如果他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无事可谏？”
　　就此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宪宗李纯在中晚唐的历史上、甚至在李唐王朝的二十任皇帝中，都可以算是一位数得着的明君。唯其如此，宪宗李纯才可能在经历了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成功平定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李纯的手上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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