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之死——十三个帝国大佬的终局自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1:01:01

　　
　　第一章吕不韦：咸阳，今夜请将我遗忘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走到最后——总会想起最初。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夜晚，一种巨大的空旷和寂寞紧紧缠绕着我，让我呼吸沉重。
　　用过晚膳后，我就摒退了所有下人。我告诉他们：不要来打扰我。谁也不许来打扰我！我需要一种淡定而澄明的心境来独自面对自己的一生。
　　我闭上眼睛，看见时光支离、岁月弥散，往事像一粒粒飘浮不定的尘埃。我知道，过去的生命像一个黑暗之匣，不肯轻易为我打开。我也知道，人的念头往往就像一群放纵多年而躁动不安的小兽，除非你绝然背对俗世的喧嚣，情愿让自己心如止水，否则它们一瞬也不会消停。而此刻，我敢说我是虔诚的。我在一个人的世界上，向自己的孤独顶礼膜拜。我祈求记忆的光照将我穿透，再静静抚摸我斑驳的灵魂，让我纯净如初……
　　终于，我进入了往事。轻轻地，恍如走进另一个人的梦境。每一条道路迤逦着走过我，每一条河流汹涌着渡过我。然后我就抵达了那个最初的早晨。
　　
　　一切都始于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在繁华的邯郸街头，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张脸。
　　那种倨傲与萎靡相互混杂的奇异表情多年后依然在我的记忆中屡屡浮现。
　　他低着头，心不在焉地向我走来，看上去跟所有没落贵族的公子哥毫无二致。然而，当我们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气息。一种王族后裔特有的高贵气息。那是他外表的散淡与落寞所无法掩盖的。
　　我敢断定，这个人具有非同寻常的身份和血统。
　　很快我就弄清了有关他的一切，从而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叫嬴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并不宠幸的妃子夏姬所生，在赵国充当人质，已经在邯郸住了整整八年。秦昭王当年为了破坏六国合纵、笼络赵国，把这个不起眼的孙子做为一块政治筹码扔在了赵国。一扔就是八年。这几年秦赵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这块筹码实际上早已过期作废，可至今秦国也没有把他召回去的打算。
　　可以肯定，秦国遗忘了异人，就像一个长大的孩子遗忘了童年的旧弹弓。而对于赵国来说，昔日手中的龙种如今变成了一只寄生的跳蚤，这让他们既尴尬又愤恨。所以，除了保证不让嬴异人饿死之外，他们实在不可能再为他多做些什么。
　　面对急剧缩减的车马衣食和赵国人日渐增多的白眼，秦国公子嬴异人的痛苦和无奈是不言而喻的——当下穷愁困顿，未来黯淡无光。嬴异人就像一只被弃的孤雁，只能在自己的断翅中偶尔嗅一嗅往日飞翔的气息……
　　嬴异人真的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物了吗？
　　当我对他作出完整而深入的调查之后，我笑着对自己说——不！
　　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吕不韦，没人能认识到这个落魄的秦国公子身上潜藏的巨大价值，包括嬴异人自己。
　　洞察到这个巨大商机之后，我兴奋得一夜未眠。我预感到那个早晨的邂逅终将把我的命运和嬴异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意识到我的商业生涯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或者说质的飞跃。
　　而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偶然——摩肩接踵的人流中，两个素不相识的匆匆过客……
　　这和一条湍急的河流上漂浮的两枚落叶又有多大差别呢！？
　　说到底，在这世上，人如落叶，亦如飘蓬。旋生旋灭，旋遇旋散。无所谓玄机，也无所谓必然。然而，我还是愿意把那个早晨与嬴异人的相遇视为造物的安排。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偶然都是一颗上天赐给的种子，你可以任它湮灭，也可以让它成长，端看你是否具有一种甄别良窳的眼光。倘若你有眼光，就能在一颗种子里看见参天大树，从一次偶然中打开一世的繁华与荣光。
　　我就是准备这么做的。
　　忘了告诉你们，我来自韩国的阳翟。我是一个商人。一个还算成功的商人。所以，我不但具有从沙里淘出金子的眼光，我还具有把金子打造成各种金器的实力，亦即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以使它增值的能力。
　　很快你们就会看到，我将把嬴异人从沙堆里淘出来，然后告诉他——要发光！
　　于是他就有了光！
　　我那时还不知道两千年后从西方传来了一个宗教，也不知道他们的偶像耶和华说过类似的话，所以你们不能说我掠美或者抄袭，也不能说我太过僭妄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一切都要靠自己。
　　我想说：天堂就在尘世——在你的心、你的手、你的汗里。
　　说穿了，你才是自己的上帝。
　　好了。人一老就变得啰嗦（我今年快六十了）。扯远了，打住。
　　遇见嬴异人的三天之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故乡，见到了我的父亲——一位精通商道洞明世事的老人。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耕田之利几倍？
　　十倍。父亲说。
　　珠玉之赢几倍？
　　百倍。父亲说。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亲微微一怔。
　　我笑了。我想那一刻我肯定笑得有些诡异。因为父亲正在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儿子。我知道这个问题严格来讲已经超出了商业领域——它指向了政治。它等于是在向父亲表明：我日益强大的欲望和能量已经不允许我再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我需要一个释放和展现自我的新舞台。那一天，父亲肯定也察觉到了发生在儿子身上的这种微妙而深刻的蜕变，所以他并没有过多迟疑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说：无数。
　　这正是我需要的答案。
　　我当天就辞别了父亲。回邯郸的路上，我注意到了那些在烈日暴晒之下挥锄洒汗的农人。他们终年胼手胝足辛苦劳作却往往不得温饱。我也遇见了许多同行——那些风尘仆仆的商队。他们一年到头四处奔波赚取的只是有限的价差，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与此相反的是，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诸侯大夫们却能享有肥马轻裘钟鸣鼎食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权力。
　　因为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权力。
　　农夫耕种土地，创造价值；商人贩卖货物，交换价值；而政客掌握权力，所以他们占有价值。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这世上没有人不想当后者。问题是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想到这里，我再次为自己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机会而得意不已！我说过，我是一个还算成功的商人。所以用我的眼光来看，世间万物皆为商品，包括人。
　　不，尤其是人。在某些时候，人是最有价值的商品。
　　当邯郸城上的旌旗和雉堞依稀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我要倾尽所有，投资嬴异人！我坚信这个特殊的商品必将给我带来无数的利润！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没想到这句话居然广为流传，成为你们现在所说的“成语”。
　　我说的是——此“奇货可居”。
　　回到邯郸后我匆匆洗了把脸，便策马奔向嬴异人的府第。这是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而我心里却装满了阳光。一个下人为我开了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把我引进了院子。片刻之后，嬴异人神色倦怠地走了出来。他站在廊上，微仰着下巴，狐疑地瞟了我一眼。看那样子，丝毫没有请我进去坐的意思。
　　他肯定以为我找错人了。一个韩国的商人，能和他有什么瓜葛！？
　　我粲然一笑，无遮无拦地说了一句：“我能光大您的门庭。”语气之直白与狂妄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
　　异人笑了。笑容中满是讥嘲。他说：“您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再来光大我的吧！”
　　我没有理会他的讥讽，而是盯着他的眼睛说：“您有所不知。我的门庭必待您的门庭而广大。”
　　嬴异人半张着嘴看着我。颓废的目光中忽然有火焰一闪。然后他毕恭毕敬地走下台阶，牵住我的手，把我请进了内室。席地而坐之后，我毫不客气地挑明了他当下的困境。我说：“秦王已经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并不宠爱您的母亲夏姬。现在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您又排在中间，并不受宠幸，而且长久在诸侯国为人质。一旦秦王死后，安国君立为王，您根本没有机会和长子竞争太子之位，甚至也没有机会跟那些早晚都在秦王跟前的兄弟竞争！”
　　异人苦笑着说：“没错！可我还能怎么办！？”
　　我说：“依你看，安国君要立谁为嫡嗣，是不是由华阳夫人说了算？”
　　异人点头说：“是。”
　　我说：“那么，华阳夫人是不是无子？”
　　异人依旧点头说：“是。”忽然间，他像是明白了什么，猛地抓住我的手，嘴巴张了几下。可他什么都没说出来，慢慢又松开我的手，颓然坐了回去。
　　我笑。我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一半。“您刚才想的没错，”我说，“我就是要让华阳夫人认您为义子，然后再立您为嫡嗣。”
　　嬴异人再度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要做到这一步他还缺了样东西，那就是——“钱”。可他忘了，他所缺少的，恰恰是我所拥有的。我吕不韦之所以来找他、之所以对这桩生意成竹在胸，正是因为我可以和他达成这种微妙的优势互补。他拥有高贵的王室血统，而我拥有必要的资本和运作能力。这就是商业的奥妙之所在，它能把分散和闲置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惊人的效益。当然，进行资源整合的前提条件是要敢于投入成本，并且承担风险。而我现在正是要这么做。我对嬴异人说：“我知道，您目前被困于邯郸，经济状况不好，没有条件交结应酬。不韦虽不富裕，却愿携黄金千斤替您到秦国走一趟，去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说服他们立你为嫡子，不知您意下如何？”
　　我永远不会忘记听完这一席话后嬴异人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和喜悦撞击得无所适从的表情。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腾地从坐席上跳起来，然后趴在我的面前频频叩首。他用一种颤栗不止的声音对我说——
　　如果先生的计策成功，我愿意与先生分享秦国的土地！
　　我笑了。
　　我想那肯定是我有生以来最灿烂的一个笑容。
　　
　　我出发了。目标咸阳。临行前我给嬴异人留下了五百斤黄金。我告诉他，他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花钱，尽情地花钱。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秦国公子嬴异人是个慷慨仁义、贤明有为、宾客遍天下的人。异人心领神会。从此以后，穷愁潦倒的嬴异人摇身一变成了挥金如土、仗义轻财的知名人士。我另外用五百斤黄金购置了一车的奇珍异宝，来到了咸阳。可我并没有直接去找华阳夫人，而是找了另外的两个人。
　　很多时候，两点之间并非直线最短，巧妙的迂回才是捷径。
　　经过一番打点，我见到了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我第一句话就说：“阳泉君，你有罪，而且罪足以致死！你可知道？”
　　阳泉君当场就懵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接着说：“君之门下，无不是高官厚禄；而安国君的儿子们，却一无显贵之人。况且，君之府库藏珍韫宝，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而安国君年事已高，一旦崩逝，将来的太子执政，君必然危于累卵、命在旦夕。这一切，君可曾想到？”
　　也许这就叫一语惊醒梦中人。阳泉君极力想保持镇定，可他的惶悚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他说：“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我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策，可让您长保富贵、安如泰山，绝无危亡之患。”
　　阳泉君立刻离开坐席，起身行礼，诚惶诚恐地说：“愿闻先生高见。”
　　我说：“安国君年高，华阳夫人无子，长子嬴傒势必承继秦国政权。届时，华阳夫人与您的整个家族都将门庭冷落、命运堪忧。如今公子异人是个贤明之人，却作为人质被遗弃在赵国。他每天引颈而望，思念故国。如果华阳夫人能说服安国君立他为嫡嗣，那么异人将无国而有国，而夫人亦将无子而有子。”
　　阳泉君沉吟半晌，重重地点了个头，说：“对！”
　　我笑了。可我心里却捏了一把汗。虽然这场对话的结果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可那样的开场白明显属于剑走偏锋，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搞不好，我这个无权无势的韩国商人就有可能脑袋搬家。
　　可见，这是一次冒险。
　　所幸的是，最终的事实还是证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
　　
　　我第二个找的人是华阳夫人的姐姐。当然，我收起了对付阳泉君的那一套，采用了让一个女人最容易产生好感的方式——给她奉上了一份价值不菲的见面礼。然后我很自然地跟她聊起了异人。我谈起异人的贤能、异人的聪明、以及所结交的诸侯宾客如何遍布天下等等。当然，我顺便还提到了异人的孝顺。我说：“异人把华阳夫人当成像天一样，日夜以泪洗面，深切思念太子和夫人。”最后我说，请夫人代我向尊敬的华阳夫人奉上几件小礼物，顺便转达几句话。
　　我所指的几件小礼物就是我用五百斤黄金购置的那一车奇珍异宝。而请她转达的那几句话是这么说的：“我听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今夫人侍奉太子，深受宠爱，膝下却无子，那就应趁早在安国君的众多儿子中选择才德之人立为嫡子。如此一来，丈夫在的时候则倍受尊重，丈夫百年之后，所立之子继位为王，终究不会失去权势。不在繁华时树立根本，一旦色衰爱弛，即使想进一言，还有可能吗？如今在太子的诸位儿子中，属异人最为贤能。他自知排行中间，按次第不得被立为嫡嗣，而且他母亲又不得宠幸，所以自愿依附于夫人。夫人如果能在这个时候立其为嫡子，那必将终生在秦国享有富贵。”
　　据我所知，这些话当天就原封不动地落进了华阳夫人的耳中。事后我在想，华阳夫人的姐姐在转达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还会加上女人所特有的那种绘声绘色，以及姐妹之间闺中秘语所特有的那种推心置腹和语重心长。所以，这些话从我的口中还是从她姐姐的口中说出来，对华阳夫人来说，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当弟弟和姐姐都异口同声地劝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嫡子以长保富贵时，华阳夫人自然不可能不动心。就这样，事情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展。我并没有花多大的工夫，就成功地把嬴异人的未来与华阳夫人和他们整个家族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当然，这里头也包括我的未来。
　　我说过，所有成功的商业策划，其秘诀都在于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这一点在我的此次咸阳之行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另外，金钱的魔力也不可忽视。当那一车奇珍异宝赫然呈现在华阳夫人姐妹的面前时，她们那一刻的眼神是相当动人的。还有一点我必须要指出，那就是在影响和说服华阳夫人姐弟们的过程中，我采取的原则和策略是——永远只谈对方所需要的，而不是我所需要的。
　　这就是影响力的本质。只要你善于抓住所谓 “人性的弱点”，你就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合作，从而无往不胜。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或政治事务中，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我相信下面这几句话你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当我去钓鱼的时候，我不会去想我要吃什么，而是想它们所需要的。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常识，去“钓”一个人呢？……为什么我们只谈自己所要的呢？那是孩子气的，不近情理的。想想你永远在注意你的需要，但别人对你却漠不关心。要知道，其他人都像你一样，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世界上唯一能影响对方的方法，就是谈论他所要的，而且告诉他，如何才能得到它。
　　这是两千多年后一个叫戴尔·卡耐基的西方人说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这番话不啻于是对我的咸阳之行所做的一个有力注脚。所以说，无论日月如何轮转，世事如何变幻，也无论人间几度沧海桑田，我们身上所秉有的人性却往往亘古不变。基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再提醒你们一点，那就是两千多年后风靡世界的西方成功学理论，有不少都可以在我所处的这个战国时代找到相应的案例。所以，做为中国人，你们也不宜太过妄自菲薄。
　　当然，我们缺乏系统的理论。这也是事实。
　　又扯远了。我很抱歉。打住。
　　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华阳夫人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向安国君提出了要求：立异人为嫡嗣，以托终身。也许是安国君当时没什么思想准备，所以略微迟疑了一下。而华阳夫人的眼泪就在那一瞬间悄然滑落。
　　眼泪是一个女人温柔的武器。尤其当这个女人既年轻又美丽，那就更是一件致命的武器。华阳夫人梨花带露的脸庞立刻唤醒了安国君无限的怜惜之心和恻隐之情。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与夫人一起刻玉符为据。然后托我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馈赠带给异人。
　　当我大功告成凯旋归来的时候，嬴异人欣喜若狂。从此，他不再是那个被人遗弃的“质子”了。他现在是堂堂秦国的嫡长孙，未来的大秦国王。这一重大的政治新闻即刻传遍了邯郸城的大街小巷，并且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各诸侯国。与此同时，我吕不韦也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韩国商人了。离开咸阳前，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就郑重其事地邀请我担任嬴异人的老师。我非常自信也非常光荣地接受了这一名副其实的职务。
　　在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更适合当他的老师呢？我吕不韦之于嬴异人，与其说是伯乐之于千里马，还不如说是一支点金手之于一颗形同废物的石头。我的所作所为，几乎可以用“化腐朽为神奇”来形容。我相信，直到两千多年后，当你们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仍然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中的那种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
　　别把我说成是什么野心家或是什么政治投机商那么不堪。野心和投机心态谁都有，这并不值得拿来说事。值得你们关注的是：一个人究竟是凭什么实现了他的梦想（或者说野心）？而世上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又为什么只能把他们的梦想与野心带进坟墓，连同肉体一起腐烂？
　　你们可曾想过，在一个允许自由竞争的社会上，自甘平庸和无所作为就是一种罪恶，而敢于梦想和追求成功是一个人应负的责任？
　　你们是否习惯于让一种狭隘而僵死的眼光遮蔽着，所以总是把包括我吕不韦在内的许多古人贴上形形色色的道德标签？
　　在面对历史面对古人的时候，你们是否总是倾向于论断和评价，而不善于体验和感受？
　　你们是否总是有意无意地忘记，人是复杂而矛盾的动物？因而总是习惯于对事物做出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一刀切？
　　是否直到两千多年后，你们仍然纠缠于所谓的义利之争和善恶之争？仍然在道德和欲望的夹缝中徒劳地挣扎，看不到义利之间、善恶之间那个广阔的中间地带？
　　所以你们的梦想总是很容易枯萎，而你们的生命能量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耗散？
　　也许这些问题又扯远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谁能回答我？
　　谁？
　　
　　
　　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男人，除了因为我拥有智慧、能力和财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拥有邯郸城最美丽最能歌善舞的女人。她的名字叫赵姬。
　　她是赵国一位富豪的女儿，和我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可以说是一对天造地设、令人艳羡的佳偶。我深爱着这个女人。在我们同居数年之后的某一天，赵姬忽然羞怯地告诉我，她怀孕了。当我得知自己即将成为父亲的那一刻，一种巨大的温馨和幸福之感迅速弥满了我的胸臆。我预感到，即将投奔人间的这个小生命肯定是个男孩，而且他必将负有一种非凡的使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这个男孩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实现五百多年来无数英雄豪杰为之肝脑涂地而未能达成的伟大梦想，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至尊无上的皇帝。
　　他的名字就嬴政。天下人都称他为“秦始皇”。
　　他——就是我的儿子。
　　可是，他姓嬴，不姓吕，所以他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父亲”。这是命运跟我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它几乎给了我想要的一切，却剥夺了我做为父亲的权利。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我和他有父子之实，却一生没有父子之名。我另一个深深的遗憾就是赵姬。我和她大半生都有夫妻之实，却从来没有夫妻之名。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这是因为异人。
　　所以，我这一生始终对嬴异人怀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我喜欢他，因为他是对我最有价值的人。有了他，我才可能拜相封侯、位极人臣、一生显赫、驰骋天下。可我也恨他。就是因为他，我失去了当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权利。
　　他让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他也让我丧失了生命的完整。
　　也许，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得失相倚，利弊相生。只有缺憾，没有完美。做什么事情都要付出代价……也许就在我做出某种貌似伟大的选择之后，人世间的许多平凡幸福就已经离我远去……也许人只能直面现实的残忍，慢慢学会在回忆和遐想中体味幸福……也许我无权怪任何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想到这里，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真是一场该死的酒宴。
　　迅速到来的巨大成功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点忘乎所以。那天在我的府上，我，异人，还有赵姬，三个人都喝得有些飘飘然。
　　我微醺。异人半醉。而赵姬笑靥嫣然、面若桃花。
　　我真该死。
　　我居然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时刻，美丽就是一种错误。
　　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赵姬的美丽只属于我一个人。可我错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没有谁注定属于谁。当我终于察觉到异人注视赵姬的眼神中荡漾着一种无可救药的痴迷时，一切便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异人端着一只酒盅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向我敬酒。我也笑着端起酒盅。异人忽然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他说得含混不清，可却异常清晰地落进我的耳中。他说，希望我把赵姬送给他。
　　仿佛是一声惊雷炸响在我的头顶。那一刻我差点失手跌落了酒盅。
　　有没有搞错！？
　　论辈份，现在赵姬应该算是异人的师母了。他居然还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不知廉耻的话！？还有没有一点长幼尊卑了！？
　　可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我和异人真正的关系是合作伙伴。说得更明白点，是一对商业搭档或者说政治搭档。而无论是在商人还是在政客之间，都只有利益的交换，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不可违背的道德准则。
　　怎么办？
　　我强抑着内心的愤怒，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我已经把我几乎所有的家产都押在了异人身上，我梦想中的辉煌事业刚刚露出了一线曙光，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未来难以逆料。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我和异人之间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性质的裂痕。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扩大双方的利益结合面，以至于让二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所以，异人并没有搞错。如果我任由自己的愤怒倾泻而出，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然后异人狼狈而去、我们双方关系破裂，而我的所有投资和努力付诸东流、功亏一篑，最后我守着爱情守着赵姬守着我们的爱情结晶，贫贱一生抱憾终老，那么——我才真的是搞错了！
　　这一切思考都发生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眼赵姬的反应，也没有来得及去考虑她腹中胎儿的未来命运——以及我们一家三口未来的关系和命运——就发出了一声无比慷慨无比爽朗的大笑。我说：行！
　　那一刻，是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晶莹的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无声地碎裂？
　　我不知道。
　　
　　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在这个人人心怀叵测的世界上，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比如就这么一顿酒宴的工夫，我失去了我的女人，还有我的儿子。看着杯盘狼籍的桌案和空空荡荡的房间，我的生命好像忽然间失去了重量。
　　再比如赵姬离去时的那个眼神。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缠绵与忧伤，这一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固然，她也流露出了一丝眷恋和不舍，但是，我从中看见的更多的却是平静。
　　她的平静意味着什么？是绝情寡义？还是坚忍自持？是甘愿为我作出牺牲？还是怀藏着比我更深的权谋？毕竟，我现在仍然是一介布衣，而异人是堂堂秦国的嫡长孙，未来的大秦国王……哪一只鸟儿不想攀高枝呢！？想到这里，我苦笑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也好，起码我不用背负道义和感情的债务，我可以笑着对他们说：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多好！谁也不属于谁，谁也不亏欠谁，多好！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还是一片空旷。
　　这是一种如释重负之后的轻松？还是一种若有所失之后的茫然？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两千多年后一个叫卞之琳的诗人写的。可那时的我却很想知道——在我、异人和赵姬之间，谁是谁的窗前明月？谁又是谁的梦？
　　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我的儿子降生了。他们给他取名叫“政”。赵姬当初隐瞒了怀孕的事实，所以嬴异人兴高采烈地当上了我儿子的父亲。他丝毫没有怀疑。没过多久，他就把赵姬立为夫人。
　　跟我同居了好几年，赵姬一直没有名份。这一回，她总算有了。而且尊贵无比。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突然派遣将军王齮率领大军进攻赵国，并迅速兵临邯郸城下。赵王一怒之下，下令捕杀秦国人质嬴异人。形势万分危急。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当即拿出我最后的财产——黄金六百斤贿赂赵国捕吏。那个捕吏经过短暂而痛苦的抉择后，一咬牙收下了黄金。
　　那是他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所以，他宁愿用他的政治生命来交换。当然，他收下钱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比我们更快的速度逃亡。
　　我和异人什么也顾不上了，立刻乔装出城，马不停蹄地逃进秦军大营，随后在秦军铁骑的护送下顺利到达了秦都咸阳。直到进入城门的那一刻，我和异人才相互对视了一眼。除了大难不死的庆幸之外，我们眼中闪现着相同的焦虑和不安——
　　赵姬和嬴政还在赵国，她们逃得过赵王的屠刀吗？
　　所幸的是，赵姬的父亲在邯郸还是有一些势力的。性命攸关的时刻，他可能也动用了大量的金钱和他在政商两界的关系。详细的情况我和异人都不得而知。我们只是从随后陆陆续续传来的消息中获知：她们母子平安。
　　赵姬的父亲想方设法把她们母子藏匿了起来。
　　这一藏整整藏了六年。
　　我不敢想象，在那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中，这对可怜的母子是如何生活的。
　　幽闭的时光。渗入骨髓的恐惧。无止境的思念。近乎绝望的期待。除此之外，陪伴她们的还能有什么呢！？
　　那些日子，我总在无人的时刻独自遥望邯郸的天空。一想到她们在那里承受苦难，而我却在秦国独享安宁，我便心如刀绞、愧悔难当。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对她们母子怀有的那种尖锐而痛切的愧疚之情就在我心中刻下了一道伤痕。那是我一生都无法抹平的伤痕。很多人都知道，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对赵姬百种迁就、千般纵容。为了满足她那永无休止的欲望，我做出了许多有悖常理的举动，甚至犯下了愚蠢而致命的错误。所有这一切，也许只有从我的内心深处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一生为之心痛的——那就是六年的穴居生涯对童年嬴政所造成的伤害。二岁到八岁，这本来应该是一段幸福而灿烂的时光。可嬴政所面对的，却只有无尽的恐惧和黑暗。童年的屈辱和不幸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并且伴随他的整整一生。多年以后，身为秦王和始皇帝的嬴政之所以显得阴郁、冷漠、敏感、多疑，甚至还有些刻薄和残忍，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那段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
　　
　　当然，我不可能一味地沉缅于儿女情长。对于我吕不韦来说，情感永远是人生的后栈。惟有权力、和对权力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渴望，才值得占据我生命的前台。所以，对赵姬母子的强烈思念并没有阻挡我向秦国政坛迈进的脚步。
　　就在我和异人死里逃生回到咸阳的当天，我就告诉他，我们必须马上去见一个人。
　　惊魂未定的嬴异人顺从地看了看我，那意思是一切听从我的安排。我们匆匆洗沐之后，我就给异人找来了一套火红色的、上面绣有金色凤鸟的“楚服”。
　　换上它。我说。
　　异人迟疑了一下，可他很快就按我说的做了。等他穿戴齐整，我顿时感到眼前一亮。
　　这就对了。我想，这才像是华阳夫人的儿子。
　　
　　服饰是一种文化。而对于从楚国远嫁秦国的华阳夫人来说，楚地的服饰就是故乡的象征，是最容易唤起她情感认同的有效媒介，也是嬴异人能给她的一份最好的见面礼。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当华阳夫人看见嬴异人的一刹那，她惊呆了。她绝对没想到异人会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她面前。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异人，喃喃地说：“我是楚人。我是楚人。异人你太让我惊讶了……”
　　这次令人感动的会面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异人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子楚。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异人和我惊喜呢！？
　　华阳夫人赐给他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王位继承权的标志。
　　新生的子楚就这么闪亮登场了，而且一举站在了秦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昔日异人的二十几个异母兄弟睁着困惑的眼睛，看见自己在这颗政治新星的映照之下黯然失色。
　　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也就是我和异人回到咸阳的六年之后，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秦昭王嬴稷终于告别了他的王国和子民，带着统一宇内的未尽梦想撒手西归。安国君嬴柱也终于告别漫长的太子生涯，带着迟来的喜悦登上宝座。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而异人也终于成为了太子。
　　异人被立为太子之后，命运多蹇的赵姬母子总算迎来了她们的出头之日。赵国断然没有想到他们缉捕多年而不得的人犯居然成了秦国的太子妃和嫡长孙。无奈之下，他们作出了一个痛苦然而却是明智的决定——主动把赵姬和嬴政送回秦国。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面对如日中天的秦国，借赵国一百个胆，他们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阔别六年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不，我这么说不太准确，应该说秦王嬴异人一家终于团聚了。当我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的妻儿带着苦尽甘来的笑容被秦王拥进臂弯，然后携手步进王宫时，我还能作何表情？我当然只能送给他们一个甜美的祝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知道，今晚等待我的，必然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不过，总是会习惯的。连动物都善于舔着自己的伤口安然入梦，我凭什么要让自己活在过去！？
　　
　　距离最高权力仅有一步之遥。我和异人如愿以偿，相视而笑。
　　可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还要等几年？
　　老太子安国君即位的这一年，已经五十三岁。
　　我在想，或许我们不需要像他那样熬那么久，但是等上个十年八年总是要的吧？
　　没想到，我这次的预测错得相当离谱。
　　我们并没有等十年八年，也没有等三年五年，而是等了三天。
　　没错，是三天。
　　孝文王仅仅当了三天的秦王，就迫不及待地跟着他父王走了。秦国人刚刚结束昭王之死的国丧，紧接着又穿上了吊唁孝文王的丧服。
　　看着那个光芒四射而又空空荡荡的秦王宝座，我和异人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
　　
　　虽然我不相信上帝，但随着年齿和阅历的增长，我还是不得不承认，人的命运或许只有一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另一半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偶然？未知？命运？还是造化？
　　我不得不承认，造化之神有时候就像一个躲在暗处一脸坏笑的家伙，而这个世界就是他信手涂鸦率性而为的作品。谁也不知道他的手随便一抹会抹出什么东西，或者是抹掉什么东西——比如抹掉在位仅三天的孝文王。
　　虽然这么说对死者有些不敬，可我还是想说：这真是神来之笔！
　　人的成功固然需要不懈地努力，可谁敢说他的成功完全不需要这样的神来之笔呢！？在异人登基为王的大典上，我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异人即位，是为秦庄襄王。随后华阳王后被尊为华阳太后，异人的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而我吕不韦也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秦丞相。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无数。
　　站在大秦巍巍的权力巅峰上，回想起当年与父亲的对话，我心中感慨万千。十年前倾家荡产所做的这笔政治投资，终于为我赢得无数的回报。
　　可我知道，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当我终于握住秦国这驾铁血战车的缰绳时，我意识到上天已经赋予我一项新的使命，那就是驾驭着它奔赴一片更为辽阔的疆场，去实现五百多年来无数人为之前仆后继的伟大梦想。这就像是命运发出的一声召唤。我听见它说：你的目标绝不只是秦国，而是要通过秦国——
　　问鼎天下！
　　说句实话，嬴异人是一个相当不称职的秦王。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文化等等，他统统一窍不通。所以我吕不韦很自然地成了大秦政坛的幕后推手，亦即真正的主宰者。
　　我就任丞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赦天下、表彰功臣、宽刑减赋、布施于民。其实，我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沽名钓誉、笼络人心，而是缘于我有一整套不同于旧日秦政的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奉行的是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整顿纲纪、增强国力，可它的副作用是导致和掩盖社会矛盾，不利于长久地维系民心。所以，我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烧掉了缠绕在百姓脖子上的苛政之绳，让他们喘喘气。
　　
　　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亲自率领军队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说它不大，是因为所动用的兵力、所耗费的物资都不多；说它不小，是因为这一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消灭了东周。
　　自从五百二十一年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阳之后，周天子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周王室的权威也是江河日下、逐年衰弱。到我执掌秦国政权的时候，所谓的周朝天下早已名存实亡。它的最后一任天子周赧王最悲哀，经济来源完全枯竭，生活窘迫，只能靠举债度日。每当债主要追债时，他就吓得躲到一座高台上，几天不敢露面。你们今天所说的成语“债台高筑”指的就是他。七年前（公元前256年），雄才大略的秦昭王断然出兵收拾了他，结束了他那落魄天子的悲剧一生。然而，周朝宗室却没有完全绝灭。因为还有一个东周君躲在小小的巩地（今河南巩县）苟延残喘。
　　明明知道他只是最后一块聊胜于无的遮羞布，可诸侯之中却没人敢动手撕掉他。这是为什么？
　　因为谁也不愿背上颠覆周室的骂名，授以其他诸侯国群起而攻的口实。换句话说，龟缩在巩地的东周君实际上是一块连塞牙缝都不够的肉，谁愿意为了吃他而惹一身臊？所以，如果谁胆敢灭了东周，除非他脑子进水，否则马上可以证明三点：一，其国力之雄厚无人可及；二，其吞并天下之心昭然若揭；三，其准备与诸侯国一决雌雄。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举灭掉东周的人就是我——刚刚在战国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新角色——大秦丞相吕不韦。
　　这是我跟诸侯们打的一声出人意料的招呼，也是我向他们下的一道铿锵有力的战书——我吕不韦来了，天下一统还会远吗！？
　　当然，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借口。尤其是战争。而自不量力的东周君偏偏自己把借口送上了门。我就任丞相不久，他便频频联络各诸侯国，准备纠集军队攻打秦国，以报当年周赧王被灭之仇。我禀明异人后，带上一支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周朝的这股残余势力。
　　然而，我并没有把周宗室斩尽杀绝，而是把东周君迁到了阳人聚（今河南临汝县西），让他继续享有当地的租税。
　　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要刻意表现出一种高姿态，而是出于我的战争观。我认为战争和杀人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和平、为了拯救更多的人。就像我的同时代人荀况所言：“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我在后来会同门客共同编篡的《吕氏春秋》中也表达了“义兵”的思想。所谓“义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所以，我极其反对毫无意义的杀戮。
　　由于我生平打的第一场战就消灭了东周，其意义非同凡响，所以随后便被异人封为文信侯，并享有河南、洛阳的食邑十万户。
　　我再度令秦国朝野侧目，并迅速在各诸侯国声名鹊起。
　　我说过，你，我，还有这个生生灭灭的世界，或许都是造化之神心血来潮的作品。每一口气呼出去，我们都不知道下一口气能否如期而至地吸进来。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嬉乐宴饮，可不知道那支无形的造化之手哪一天就会点中我们的额头，说，你——给我滚蛋！
　　异人在登基三年后的某个夜晚就寝时照例闭上了眼睛。可第二天早上，他没有照例把它睁开。
　　造化之手点中了他。
　　当秦王驾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进我的耳中，我正在用早膳。我就那样端着碗愣了好长时间。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年仅三十五岁的嬴异人走了。
　　所以我的儿子嬴政立刻就要成为大秦国王。
　　可他才十三岁。
　　所以必须由我辅政。也就是说，整个大秦的权柄接下来都要完完全全落在我吕不韦的手上。
　　许久，我终于咽下残留在嘴里的那一小口饭。然后我问自己——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这当然是真的。
　　嬴政即位之后，我就成了“相国”。另外，在我的授意下，我又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称谓——“仲父”。
　　我承认，这并非我的首创，而是我对春秋时代齐国管仲的一种掠美。当年的管仲就是以“仲父”之称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所以这个称谓寄托着我对先贤的追慕和效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足与外人道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在嬴政对我的这种称呼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
　　也许，你们都能理解并原谅我的这一层私心吧？
　　
　　从嬴政即位的这一年（公元前246年）开始，我驾驭着秦国这驾铁血战车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
　　元年，将军蒙骜平定了晋阳之乱。二年，将军麃公率兵攻打卷城，斩首三万。三年，蒙骜率大军进攻韩国，以所向披靡之势连下十三城。当年十月，蒙骜攻打魏国的畼城和有诡。由于这一年秦国遭遇严重灾荒，粮草不济，所以迟至四年春才将其攻陷。五年，蒙骜乘胜而进，大举攻占魏国的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余城……
　　秦国的节节挺进令东方列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
　　六年，韩、魏、赵、卫、楚等五国匆忙拼凑了一支合纵联军，对秦国展开反攻，一度占领了寿陵。可是，在我和秦军铁骑的眼中，诸侯就算组织起再多军队也无异于一群乌合之众。在秦军强有力的打击之下，五国联军迅速瓦解。秦军一路追击，顺势吞并了弱小的卫国。
　　
　　秦国在军事上对诸侯国具有绝对优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总觉得强悍的大秦也有它脆弱而苍白的一面——那就是文化。
　　武力征服的只是城邑和土地，惟有文化才能统御人心。当大秦统一天下的日子不再遥远，我立刻意识到，必须为这个未来的帝国打造出一整套相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以此作为嬴政的治国教材，以备将来统御四方的臣民。所以，秦国亟需一大批能够著书立说、传播思想的文人学士。尤其当我看到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等人的府上一贯宾客如云、人才济济时，我就更是替强秦感到羞愧。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面向天下人发出了最富有诚意的求贤榜。
　　很快，各诸侯国的文人学士便有如过江之鲫纷纷投奔到我吕不韦的门下。我让人统计了一下，人数竟然多达三千。
　　我笑了。看来，人们对我的诚意领略得还算充分——我在求贤榜上公布的养士待遇是所有诸侯国中最优厚的。
　　除此之外，我提出的不拘学派、兼容并包的原则也是能广泛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在我的三千门客中，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小说家等等。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我便来者不拒。
　　所以，其时我门下的食客可谓精英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其中就有一个你们非常熟悉的人物，也就是后来辅佐嬴政建立大秦帝国的楚国人李斯。
　　人材有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著书立说。我提出了一套编撰的思路，然后命所有门客各自阐发他们的学术思想，最后由我亲自修订。不久之后，一部荟萃了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总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长达二十余万言的煌煌大作终于问世。内容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我给它取名叫《吕氏春秋》。
　　这本著作的问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因为，再大的事功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明日黄花，而思想却能传之久远——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研习读诵中焕发出永不泯灭的光芒。
　　书成之后，我特意把它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悬榜邀请各诸侯国的辩士学者前来观看。我在告示中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你们今天所说的成语“一字千金”就源于此。
　　在书简的旁边，赫然悬挂着那仿佛唾手可得的一千斤黄金。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增删一字而获重赏。我的门客都面露得意之色地对我说，在吕相国的亲自指导和统一修订下，《吕氏春秋》真可谓是一部完美之作。我笑着对他们点了点头。可我心里说：不，你们错了！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吕氏春秋》也不会例外。之所以没人提出异议，并非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敢！
　　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可以看出它的瑕疵，却没有人敢于触犯我的权威。
　　真相不过如此。
　　这一点，后世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比如东汉的王充就曾在他的《论衡》中指出：“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王充之言，可谓确论。而这点自知之明，我吕不韦还是有的。但是这并不会削弱我的成就感。我之所以仍然为之骄傲，并不是因为它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它是唯一的。
　　无论如何，它都是我吕不韦生命中的唯一。换句话说，它是在我吕不韦的肉体无论消失了多久之后，都仍然承载着我生命价值的唯一的东西。
　　难道不是吗？
　　自从异人死后，年纪轻轻的赵姬就成了尊贵的大秦太后。可是，外在的显赫与荣华却难以弥补她孀居生涯的空虚和寂寥。在她的一再暗示之下，我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走进了后宫，并且很自然地迈上她的床笫，开始与她旧梦重温。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睽隔多年之后，赵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依然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无论是她的容颜、她的笑靥、她的眼波、还是她那无懈可击的美妙胴体……所以，在刚开始的几年里，我的激情就像一条冰封的河流突然解冻一样肆意地奔腾着，给赵姬带来了深深的满足和欢愉。然而，这种缠绵绯恻的情欲生活逐渐让我感到空虚和倦怠，甚至隐隐生出一种负罪感。到后来，我和赵姬的情事越来越像是一种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每当我大汗淋漓地从赵姬的身上爬起来，我总是仓促地穿上衣物，然后像逃离深渊一样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开赵姬的寝殿。留在我身后的，是赵姬意犹未尽和困惑不已的目光。
　　我意识到，我必须对这场来势汹汹却有些不合时宜的中年情事做一个了断。
　　我之所以这么想，并不是因为我不再爱她，而是因为我所处的位置、我所承担的责任和我对自己的期许都不允许我过度沉溺于情欲之中。在其时的秦国，我是权势最隆的男人，而她是地位最尊的女人。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当面阻挠或指责我们。可我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对我们进行腹诽或议论。而我的地位又决定了我不可能无视朝野的舆论。更重要的是，我不能把自己可贵的生命能量一味地虚掷于温柔乡中，从而影响到我逐鹿天下的千秋大业。
　　当然，促使我最终斩断情丝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我的儿子——秦王嬴政。
　　这些年来，嬴政已经从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变成一个心事重重的青年。曾经对我怀有的敬畏之感已经从他的眼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我无比陌生的阴鸷和冷漠。每当我走向赵姬的寝殿，背脊便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寒意。我总是下意识地感到有一种刀子一样的目光正在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窥视着我。
　　其实这也难怪。嬴政十九岁了。对于我这样一个终年忙碌地穿梭于朝堂与后宫之间的“仲父”，他怎么可能不感到怀疑和愤懑呢！？
　　我还政于君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在余下的岁月里，我必须倾尽全力为即将亲政的嬴政打下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
　　所以，我只能离开赵姬，没有别的选择。
　　
　　一个正值盛年的女人，如果她拥有美貌、拥有地位、拥有财富、拥有名望、拥有闲暇、拥有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却惟独缺了丈夫，那么，你们说她会变成什么？
　　她只能变成一个永不餍足的情欲的黑洞。
　　很不幸，赵姬正是这样的女人。
　　更不幸的是，我是她身边唯一的男人。
　　我选择离开，可她却不依不饶。
　　怎么办？
　　这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然而却比《吕氏春秋》中那些玄奥的形而上问题更足以困扰我。
　　必须有另一个男人来替代我——这是我所能想到的避免被黑洞吞噬的唯一办法。
　　
　　那个连名字都透着一股邪气的男人就是在这时候进入我的视野的。
　　他叫嫪毐。
　　这是一个阳具奇大的男人，因此闻名于咸阳坊间。人们都说他是一件天然的慰妇工具。当我偶然听见关于他的“美谈”时，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要找的人。我暗中将他招纳为相国府的舍人，并且很快在咸阳的闹市上策划了一场眼球效应十足的“巨阴秀”，让嫪毐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他的阳具为轴穿过桐木车轮，再让车轮运转如飞。不出我所料，这场惊世骇俗的“巨阴秀”立刻成为一条爆炸性新闻，当天便传进了赵姬的耳中。于是她迫不及待地向我提出——希望得到嫪毐。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我知道，因为我的逃避她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她认为我必须为她做出某种形式的补偿。
　　而把嫪毐送进她的寝殿，就是最好的补偿方式。
　　我笑了。这也正是我希望的方式。
　　几天后，便有人以严重的罪名告发嫪毐。罪名之严重刚好达到实施宫刑之程度。嫪毐当即被逮捕，送进了宫中。我对赵姬说，做一场宫刑表演，然后他就能留在宫中供职了。赵姬心领神会，马上以重金贿赂主持宫刑的官员。随后，嫪毐被行刑官拔去胡须，成为一名近侍“宦官”，名正言顺地留在后宫专门伺候太后的饮食起居。
　　做完这一切，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为自己能够想到这么一个绝妙的主意而得意，也为自己终于能够逃离深渊而庆幸。
　　可我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错误，而且是我这一生中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一直以为嫪毐充其量只不过是女人胯下的一件工具，可我错了。后来我才知道，嫪毐的权力欲一旦受到纵容，其膨胀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的阳具。所以，我把嫪毐献给赵姬，实际上是在引狼入室。
　　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不学无术、粗鄙卑贱的嫪毐居然是我政治生命的终结者。
　　就是因为他，我最终丧失了一切。
　　又有谁会相信，聪明绝顶的大秦相国吕不韦，到头来竟然因为这个一无是处的小人而身败名裂、去国身死呢！？
　　难道这就是该死的造化之神故意玩弄的黑色幽默，以此来教训我这个一生自负的人！？
　　我自以为能够把别人、把一个国家、甚至把整个天下把握于股掌之中，可到头来我却发现——我只是造化手上的一只爬虫。和任何人没有两样。
　　是谁说过，在人的一生中，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不是绝望，而是荒诞？
　　一个床上功夫绝顶的男人和一个情欲旺盛的女人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
　　我什么都想象得到，可惟独想象不到的是——怀孕。
　　你们或许会认为我错了，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最简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怀孕，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可是，如果这个男人是一个宦官，而这个女人是一个国母，你们还会说我大惊小怪吗？
　　更让我匪夷所思的是，身为秦王的母亲、大秦的太后，赵姬怀孕之后居然还想把孩子生下来——一个所谓的宦官的孩子！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荒唐最无耻的一场闹剧。
　　可是，我阻止不了它。
　　因为我是它的始作俑者。
　　我能怎么办呢？难道要我挺身而出揭破他们的龌龊情事，让一切大白于天下，然后在我自己脖子上挂块牌子，说，瞧，他就是这场无耻闹剧的幕后导演？
　　或者我干脆宰了混蛋嫪毐，然后等着太后来跟我拼命？让她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不堪往事也全都抖露出来？
　　赵姬会这么做吗？
　　会。凭我对她的了解，我相信她会。自从爱上嫪毐，她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女人。要不然她也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硬要生下嫪毐的孩子。
　　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场闹剧完全脱离我的掌控，一意孤行地按照它自己的逻辑疯狂表演，只至最终以流血和死亡的悲剧情节黯然收场。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事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赵姬在三年之间一口气给嫪毐生下了两个宝贝儿子。当然，为了避人耳目，她从怀孕到分娩一直躲在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的大郑宫里。
　　可是，丑闻是最容易传播的——尤其是宫廷丑闻。这件事很快就成了秦国上下尽人皆知的一个秘密。
　　而小人得志的嫪毐这几年来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依恃太后的宠幸，被封为长信侯，嚣张跋扈、擅权揽政，狂妄到了极点。手下的仆役多达数千人，巴结投靠等着他封官的门客也足足有一千多人。在一次酒宴上，他甚至借着酒劲公然宣称他是秦王嬴政的“假父”（义父）！
　　一个靠着粗大阳具一朝得宠的市井无赖竟然爬到了秦王头上，并且与号称“仲父”的我并列！？
　　这是在挑战秦王嬴政的权威，也是在挑战我吕不韦的底线。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我还是忍了。任凭流氓嫪毐一次次突破我尊严的底线，我还是一次次忍了。
　　为什么？
　　因为秦王已经二十二岁了。我随时可以让他亲政。我知道这几年来，嬴政面对那个无耻狂妄的嫪毐、面对丝毫不懂得检点的母亲，心中已经郁积了太多的愤怒。等到嬴政亲政的那一天，必然会有一场雷霆万钧的爆发。所以，如果我去收拾嫪毐，那么他和赵姬必然会跟我拼个鱼死网破；而如果由嬴政来收拾他们，则谁都无话可说。
　　基于此，我最终选择了观望的态度。
　　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嫪毐还能翻得了天！？
　　
　　可我又一次低估了嫪毐的野心。
　　不久我便收到大郑宫里的眼线传回的密报，嫪毐居然亲口对赵姬说：“如果嬴政一死，就由我们的儿子继位为王！”我意识到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于是马上授意有关大臣筹备嬴政的加冠典礼——我要还政于君！
　　与此同时，嬴政也得到奏报，称嫪毐是假宦官，与太后生有二子，皆窝藏于雍城。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四月，我、嬴政还有秦国的大臣们，浩浩荡荡开赴大秦的发祥地——旧都雍城，在蕲年宫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加冠大典。
　　执掌秦国朝政九年之后，我终于把大秦的最高权杖还给了自己的儿子。
　　同一天，丧心病狂的嫪毐也意识到嬴政的亲政之日就是他的灭亡之时，于是伪造了秦王御玺和太后诏书，潜回咸阳，趁秦宫空虚之时悍然发动了军事政变。
　　消息传来，嬴政颁布了他亲政后的第一道诏令，命令军队火速回奔咸阳镇压叛乱。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毫无军事经验的嫪毐仓猝间集结起来的武装力量根本不是秦王卫戍部队的对手。一场血战之后，嫪毐及其一干党羽兵败逃亡。嬴政立即犒赏了平叛的有功之人，同时发布了重金悬赏的通缉令：“有生擒毐者，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
　　随后，嫪毐和他的手下一一落网。九月，在咸阳的闹市，嫪毐及其党羽二十多人被施以“车裂”之刑，嫪毐被夷灭三族，其中就有他那两个幼小的孽子。同时遭到株连、被剥夺官爵流放蜀地的家庭共达四千多家。
　　最后，嬴政用他那一贯阴鸷而冷漠的目光看了他母亲一眼，下令将她软禁在雍城的棫阳宫。
　　这一生他再也不想见到她。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他特意下达了一道杜绝说客的诏令：“有敢以太后之事劝谏者，乱刀砍死，并以蒺藜抽打其脊背和四肢，尸体抛在城阙下示众。”
　　可还是有二十七个不怕死的游士和宾客试图劝说秦王回心转意，结果无一例外地被弃尸于城门口。最后一个叫茅焦的齐国宾客对秦王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您已经杀了二十七个，我今天就来凑够这个数。”
　　聪明的茅焦绕开了让嬴政一听就烦的母子之情，从统一大业的角度提请秦王维护天下共主的道德形象。嬴政终于豁然开朗，亲自驾临雍城把太后接回咸阳。
　　
　　最后我就要告诉你们嬴政上台后对我的所作所为——虽然我实在不愿意提起。
　　嬴政屠灭嫪毐贬谪太后之后，曾经一度想杀了我。
　　因为他认为我必须对这一切负责。
　　是的，也许我真的要对这一切负责。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听到他要杀我的消息时，我的内心还是感到一片荒寒。我真想大声对他说——我是你的父亲！你这是在“弑父”！
　　当然，我没有丧失理智，所以我没有这么做。
　　我并不惧怕死亡。我惧怕的是毫无意义的死亡——如果我死在自己亲生儿子手上，成了那个流氓嫪毐的陪葬品，那么我的死亡就将成为一种笑谈。
　　我甚至也不惧怕失败——如果一个人已经竭尽全力却仍然无法战胜他的敌人，那么他虽败犹荣。可是我看不见敌人，所以我惧怕这种没有敌人的失败。
　　让我欣慰的是，我那三千门客没有白养，他们群起而劝谏秦王，一再强调我一心一意辅佐先王所立下的不世之功。嬴政无奈之下收回了他的诛杀令。
　　我总算免于一死，可我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秦王政十年十月，嬴政免去了我的“相国”之职，保留“文信侯”的爵位，把我遣回了封国河南。
　　那是一个萧瑟的秋天。风中落叶漫卷，天地一片苍茫。
　　我坐在颠簸不已的马车上，看见一生的道路都在我眼前摇晃。
　　这么快，我就要抵达终点了？
　　让我自己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回到封国后，我非但一点也不寂寞，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热闹。诸侯们一听说我下野，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慰问。各国的名流政要也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一时间，我在洛阳的府邸门庭若市、宾客满堂。
　　我在大秦十年为相所树立的政治威望，于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我知道，绝大多数来访者都抱有一个相同的目的，那就是请我再度出山，辅佐他们的国君成就霸业。
　　我笑着敷衍着他们，对他们的所有试探和劝说一概不置可否。
　　我还能东山再起吗？
　　能。可是我不想。
　　因为我是秦王的父亲，我不可能帮助别人来对付自己的儿子。我也不可能用另外一个十年，来亲手摧毁自己前一个十年所缔造的功业。
　　我之所以没有明确拒绝那些来访者，是因为我喜欢朋友、喜欢热闹、喜欢与人交流思想、喜欢纵论天下风云。
　　或许，我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我也希望自己永远都是。我不希望自己像所有孤独的老人那样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度过余生。所以，我希望直到我临终的那一天，我依然能够面对众多毕恭毕敬的来访者畅谈我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我希望直到那一天，我依然拥有乐观的心态、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和常新的智慧……
　　然而，嬴政打断了这一切。
　　他断然发出了最后通牒，终结了我生命中最后的辉煌和最后的梦想。
　　是他给我这个平生自负的老人上了最后一堂课——一个失败的政客没有资格再意淫政治！
　　我承认，他是对的。一个刚刚上台的执政者，是该拥有最敏锐的政治嗅觉，以便随时斩断所有旧势力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而我回到洛阳后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任何一个新君最根本的忌讳。所以，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嬴政懂得这么做，正是他走向成熟的标志。
　　我替嬴政感到高兴，同时也为自己感到悲凉。嬴政的最后通牒说得很清楚，要把我和所有门人全都迁徙到蜀地。也就是说，我不再是文信侯，不再享有封国食邑，不再有机会与各国宾客交往。我将作为一个卑贱的政治流放犯远赴那个边瘴之地，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痛悔交加中，在无边的凄凉与绝望中——了却残生。
　　我能接受这样的终局吗？
　　不能。
　　所以，我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嬴政还在信中对我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我说过，我完全可以理解自己的儿子。这么多年来，面对自己谜一般的身世，面对我这个大权独揽的“仲父”，嬴政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所以，我必须用我的死，来为他作出补偿。我活着，他就会永远怀疑自己王族贵胄的身份；我活着，他就永远摆脱不了某种“雀巢鸠占”的尴尬。所以，我必须把谜底带进黄泉，让他没有机会探究任何真相。只有这样，秦王嬴政才能以堂堂正统所应具有的钢铁意志，义无反顾地踏上扫灭群雄的道路，最终完成数十代人未尽的霸业。
　　此刻，嬴政距离这个不世的霸业只有一步之遥了。如今横亘在他面前的最后一颗拦路石，就是我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仲父”！
　　既然如此，我还能继续苟活在这个世上吗？
　　不能。
　　所以，我必须得死……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在这个阒寂无人的夜晚，我静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我像一个拾荒者，尾随着走过我一生的那个人，一路捡拾他每一步扬起的尘土——那漫天的尘土。然后一粒一粒地，把它们放回原来的地方。
　　最后他停下了脚步。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的活终于干完了。
　　我看见他站在道路的终点。他的眼睛在彷徨四顾。我真怕他一抬脚，转身又走上别的道路。所幸他没有。他就那么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站成了往事。一段尘埃落定的往事。
　　我知道，未来的你们还将无数次地打开它，令我一生的尘埃飞扬如初。
　　可是，这已经与我无关。
　　我说完这些话，就会端起面前这杯毒鸩。
　　喝下这一小口，我就要永远沉默。
　　
　　今夜，我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遥想咸阳，遥想巍峨的大秦宫阙，遥想我的儿子嬴政，还有我曾经的女人赵姬。
　　今夜的咸阳，会不会有风雨敲窗？风雨声中的嬴政，会不会安然入梦？嬴政在梦里，会不会原谅我？会不会轻轻地，叫我一声父亲？
　　这一切，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但是我了无遗憾。
　　真的，我了无遗憾。
　　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儿子——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达成那个伟大的梦想！
　　为此，我希望他把过去全部遗忘。
　　就像婴儿遗忘子宫，河流遗忘源头……就像锦瑟遗忘旧弦，鲜花遗忘土壤……
　　嬴政，今夜请将我遗忘。
　　咸阳，今夜请将我遗忘……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1:11:33

　　春天不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可人们却从我身上嗅到了弥留的气息。
　　皇帝刚才哭了。一看见我，他年轻的面容立刻爬满晶莹的泪水。
　　他看上去很伤心。
　　是的，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虽然我知道自己还很清醒，可皇帝的哭声还是再一次提醒了我——霍光已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
　　这是早春二月的长安。从我的卧榻望出去，可以看见窗外那一小块湛蓝的天空，还有一两枝将放而未放的桃花。这些日子以来，它们是我眼中唯一的景物。可是我并不觉得乏味。因为这一生中，我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静静地守候一朵花开，或者耐心地守望某一只飞鸟的掠过。仅仅为了这样的惊鸿一瞥，我往往要等上好几天。如果恰好碰上一两片飘浮的白云，那便是我的一个幸运日。因为它们的舒卷与变幻，总是会让我充满无穷的心悸和想象……
　　生命中这最后一小段岁月让我忽然有了一种领悟。我发现人其实可以活得很简约。当然，我这么说或许会让你们觉得矫情——一个跋扈一生的大权臣，到头来居然侈谈什么简约！？
　　是的，也许你们是对的。人吃了葡萄就不能再说葡萄酸。可我也没有办法。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在某些阶段你要竭尽全力去争取比任何人都多的葡萄，然后细细品尝它们的甜味；可在另外的阶段，你就要学会找到比葡萄更甜的东西，或者说不比葡萄酸的东西。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葡萄，就像我并不是在否定我一直以来的辉煌一样。
　　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活得简约和活得辉煌同等重要。换句话说，你要学会在特定的时候享受特定的东西。如果你不这么做，而是无论何时都执意追求其中的一种，或者偏偏要在辉煌的时候渴望简约、在简约的时候渴望辉煌，那你永远不会活得幸福。倘若如此，那我不但要说你可怜，而且要说你愚蠢。
　　好了。我不再唠叨了。也许你们更关心的是我的辉煌——或者说我是如何获取并保有了一生的辉煌。这才是你们想听的。
　　也许，简约只适合独自品尝，辉煌才值得拿来分享！？
　　是吧？
　　　
　　跟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的起点并不高。我诞生在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我父亲叫霍中孺，年轻时曾当过几年小小的平阳县吏。可他既无从政的野心，也缺乏从政的能力，所以早早致仕回到乡里，守着百十亩薄田当起了太平绅士。
　　如果没有那一次偶然，那么我的一生很有可能与父亲一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绅，在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地方上娶妻生子、耕读传家，最后衰老并死亡。倘若如此，那么在历史的黄钟大吕中，我霍光可能连一个小小的杂音都算不上，更遑论要在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整个帝国历史的主旋！
　　我说的这个偶然，发生在父亲的青春时期。更准确地说，是他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里遭遇一场激情的结果。
　　日后我经常在想，当我父亲以县吏的身份到平阳侯府上去短期当差时，他和那个叫卫少儿的侍女，究竟是在怎样一种耐人寻味的机缘中走到一起的？是命中注定的一见钟情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眼神系在了一起？还是在日常庶务的交接中由偶尔的肌肤触碰最终发展到了肌肤相亲？
　　时隔多年之后去揣想我父亲那场青春激情的开端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对我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那场激情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卫少儿怀孕了。
　　可我父亲对此却一无所知。他随后就因公差结束而离开了平阳侯府，此后又辞职返乡、娶了我母亲、生下了我，从此与卫少儿音讯阻隔，彻底中断了一切联系。对可怜的女人卫少儿来说，这注定只能是一场有始无终的露水姻缘。因为当她察觉到自己已经怀孕时，我父亲已经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对我父亲来说，这充其量也只是他记忆中昙花一现的美丽初恋。要到整整二十年后，当那个英姿飒爽、威名赫赫的青年将军突然站在他面前时，他会才在一瞬间发觉——原来多年前那场恍如春梦的短暂爱情居然诞生了一个令他如此悲欣交加的结果！
　　命运是诡异的。很多时候更是强大的。它傲慢地替我们划定了生命的轨迹，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往前走，而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又是错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五月的早晨。平阳侯府上的几名官吏驾着一辆装饰豪华的车舆忽然驶进我们的村子，最后缓缓停在我家门口。村里的乡亲们纷纷驻足围观，脸上都是惊羡的表情。几名使者毕恭毕敬地邀请我父亲前往平阳侯府，说有一位朝廷来的将军路过此地，特意点名要见他。我父亲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亲友在朝为官。最后他小心翼翼地问使者，那位将军是谁？
　　使者们相视一笑，神秘地说：先生去了便知。
　　那一年我才十几岁。我站在父亲身边，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动了一下。我扯扯父亲的袖子，怂恿他去，并表示要陪他一起去。父亲硬着头皮答应了。我们就这样登上那驾豪华车辇，懵懵懂懂地进了平阳侯府。使者领着我们来到了正堂。一进庭院，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位翘首立于堂前阶上的气宇轩昂的青年将军。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即将改变我一生的人。
　　乍一看见我父亲，将军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困惑多年而一朝豁然的百感交集的眼神。那种眼神一闪即逝。随后他便大踏步朝我们走来，脸上带着一种熟人般的笑容。我父亲恭恭敬敬迎上前去。还没等他弯腰作揖，将军已经噗嗵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我听见他朗声说：“父亲大人在上，请受去病一拜！去病早先并不自知乃大人骨肉，未尝亲炙，尚祈父亲大人原宥！”
　　那一刻，父亲彻底怔住了。
　　去病！？霍去病！？一个多么如雷贯耳的名字啊！这几年来，在大汉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异常响亮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纵横驰骋于大漠西域、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大汉朝骠骑将军——帝国最年轻的军事天才霍去病！
　　可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位蜚声四海的英雄此刻居然跪倒在他面前，并且声称是他的儿子——二十年来从未谋面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儿子。父亲的身形略微摇晃了一下，然后他双膝一软，也跪在了这个将军——不，是他的长子——的面前。日后我知道，父亲之所以会有这尴尬的一跪，是因为他在短短的一瞬间实在无法承受那整整二十年的重量。
　　父亲一边叩首一边颤声说：“老臣能把命运寄托给将军，此乃天力……此乃天力也！”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兄长，又看了看父亲，惊诧得说不出一句话。如果不是平阳侯不失时机地上来解围，我真担心这对尴尬的父子会一直这样互跪下去。
　　那天的父子重逢不但让我父亲从此多出了一个异常优秀而且声名显赫的长子，而且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兄长赠给了我们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金钱。父亲随后便用它购置了大量的土地、房宅和奴婢。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们霍家在平阳地界上就成了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户。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人，或许也不得不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天赐鸿福面前目瞪口呆，或者慨然良久。
　　
　　我的异母兄长霍去病就这么突如其来地走进了我的生命。
　　那天临别前他摸了摸我的头，问，叫什么名字？
　　光，字子孟。我说。
　　我的兄长笑了笑，忽然说：想不想跟我去长安？
　　我睁大了眼睛，拼命地点头。
　　我的兄长又拍了下我的脑袋，然后转身跃上那匹通体纯白的高大战马，回头冲我眨了眨眼。我听见他一边拍马绝尘而去一边远远地扔过来一句话——
　　等我回来，光。
　　
　　这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夏天。这是一个注定要在我记忆中闪闪发亮的早晨。
　　我那年仅十九岁的兄长霍去病顽皮地冲我眨眼，告诉我让我等他，说要带我去长安。从小到大，我没有走出平阳县半步——我没有看过比平阳城更高的城墙，也没看过比平阳侯府更漂亮的房子，所以，我真的想象不出传说中的帝都长安是什么样子！从那个早晨之后，我开始了无比焦灼的等待——等待我那率领大汉铁骑出征匈奴的兄长早一天凯旋归来。
　　日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年的第二次出征。第一次是在春天，他刚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就率一万名骑兵从陇西出发，在六天里转战五个匈奴王国，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斩杀了折兰王、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共击杀俘获了约九千个匈奴人；还得到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像。班师回朝后，天子下诏加封其食邑二千二百户，与前共计四千七百户。就在这一年夏天，亦即他第二次出征之前，我的兄长再也抑制不住探访生父的渴望，于是特意来到平阳县拜见了我父亲。也许是终于到来的骨肉团圆一下子抚平了他多年来的感情创伤，也许是这种失而复得的宝贵亲情赋予了他莫大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元狩二年夏天的这次出征，我那天纵英才的兄长又打了一场近乎完美也近乎奇迹的胜仗——把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再度推向了令世人瞩目的巅峰。
　　多少年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这场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那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发，呈欹角之势分道进击匈奴。然而，无能的公孙敖深入沙漠后很快迷失了方向，两军顿时失去联络。霍去病毫不犹豫地命令部下——继续向纵深推进。孤军深入，既无粮草亦无援兵，此乃兵家之大忌。可霍去病就是这么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率领部队昼夜奔驰，深入匈奴境内二千多里，迅速越过居延和小月氏，直抵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了会战。面对从天而降的汉朝军队，毫无准备的匈奴只能仓猝应战。而对于汉军来说，深入敌后就意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不拼死杀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全军覆没。所以，当汉军以这种决然赴死的姿态投入战斗后，匈奴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还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仗，霍去病俘获了匈奴的单桓、酋涂王、相国、都尉及裨小王七十多人、士兵二千五百人，歼灭匈奴三万余人，可以说大获全胜。
　　
　　临近秋天的某个黄昏，我依旧站在村口那颗老槐树下，向着西方的地平线翘首而望。
　　终于，远方有一队飞骑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
　　为首那匹白色的骏马上有一袭猩红的大氅在夕阳中猎猎飘动。我看见他的身后燃烧着满天彤云——终将在我一生的记忆中灼灼燃烧的彤云。
　　我知道，为首那个人就是我的兄长。
　　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走向长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是从长安开始的。因为在平阳老家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实在没有在我记忆中留下太多印象。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忘本？也许是吧。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和父亲最大的差别。他可以当一介布衣终老于乡间，而我呢？我一旦步入仕途，便一天也离不开权力。这一点在我来到长安不久就已经很清楚了。我兄长推荐我担任了朝廷的郎官，虽然官秩不高，但足以让我领略到权力的美妙。尤其是当长安城那些高官显宦一听说我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便马上对我刮目相看的时候，我更是深深地体会到功业和权力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我初到长安的那年才十几岁，正是一个男孩最疯的年龄，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非同往日。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我不再是平阳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村野顽童了，我如今是堂堂大汉朝的朝廷命官！所以，我在郎官的职位上充分表现出了远远超越我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并且干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这一切当然都被朝上的那帮老臣看在了眼里，也被先帝刘彻（汉武帝）看在了眼里，因此没过多久，我就被擢升为诸曹侍中。
　　我本以为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努力，再加上兄长霍去病如日中天的声势和威望，我们霍家很快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这种情形已经出现——皇帝刘彻对我兄长的器重完全不亚于大将军卫青，他命二人同任大司马，官阶与俸禄完全相等，隐然已有尊霍抑卫之意；而卫青手下的很多门人故交，也已或明或暗地投到了我兄长的麾下。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来到长安的第五年、亦即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的九月，我的兄长霍去病突然死了。
　　那一年，他还未满二十四岁。
　　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朝廷对他的猝死也并未作出任何公开的解释。这一惊天的噩耗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又如此让人疑窦丛生。我在极度的震惊、悲伤与茫然中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是一场异常隆重而肃穆的秋天的葬礼。伤感不已的皇帝刘彻调派了边境五郡的数万名铁甲军，列阵于从长安到茂陵长达百里的道路两旁。那天的渭北原，天地一片肃杀，沿途布满了凄惶而苍凉的景致。我步履沉重地跟在盛大的皇帝车辇的后面，泪水一次又一次迷蒙了我的双眼。那年秋天的大风，呼啸着吹过我的一生，至今依然在我的耳旁呜咽。
　　葬礼的车队缓缓行进到茂陵，我看见皇帝刘彻特意把我兄长的陵墓修筑得跟祁连山一样。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四十九年后的我也将在此——在兄长的身畔，与皇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等帝国的灵魂人物一起——同在这片土地上长眠。
　　事后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兄长的真正死因。我不相信他是暴病而亡，不相信人们所谈论的什么天妒英才之类的说法。我更情愿相信——他是死于一场阴谋，死于一场我根本无法洞知其内幕的险恶的政治斗争。当然，以我当时位卑人轻的处境，和远未成熟的政治经验，我不可能知道这场阴谋的幕后主使是谁。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相信当时朝中势力最强的卫氏集团必定与我兄长之死有关。我所说的卫氏集团，是一个以皇后卫子夫、卫太子刘据和大将军卫青为首的庞大的政治势力。我兄长霍去病在短短几年间的强势崛起，必然直接威胁到这个集团的利益，他们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以我对皇后、太子和大将军为人的了解，我又不太敢相信他们会对我兄长下毒手，况且我兄长又是皇后和大将军的外甥、太子的表兄弟。再有，他是大将军卫青一手提拔起来的，直到他死前，他仍然可以算是卫氏集团中的一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卫氏集团仍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既然如此，那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我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很惭愧。在我最迫切希望了解真相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胆识去追查这一切；而当我独揽帝国大权、任何人都不敢对我说声“不”字的时候，这一切早已事过境迁，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我追究真相的那份意愿也早已淡漠。
　　可不管怎么说，元狩六年的那个秋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惶惑的时期之一。我意识到，无论真相是什么，我都必须接受“霍去病已死”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霍去病生前如何光芒万丈，他都已经是一颗陨落的政治彗星。我对自己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或许会一次次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神伤，也会一遍遍追思缅怀他的英雄业绩，然而，我更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自己的政治前程，是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打造属于我霍光的人生传奇。
　　若干年后，当我回首元狩六年，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恰恰是英雄霍去病笼罩在他弟弟身上的光环消失的那一刻，另一个英雄霍光就诞生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凭借，他就会获得自我。
　　倘若你今天无所依赖、赤手空拳，请你别埋怨上苍。你要知道，那是命运要给你机会成长。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认为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正是你脱颖而出的起点。
　　我的兄长霍去病死后，我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谦恭而谨慎。我发现皇帝刘彻注视我的目光中，有一种无言的信任在逐日加深。不久后，皇帝再次擢升我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出巡的时候以奉车身份随驾，在宫内的时候就侍奉左右。官阶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众所周知，日夜跟随在天子身边的人，往往比朝堂上的三公九卿更能对帝国政事产生微妙的影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洞悉皇帝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往往要比皇帝本人更了解他自己。
　　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知晓太多天子秘密的人，就是一个浑身捆满了柴薪的人，只要皇帝随时向你喷出一粒火星，你马上会烈焰焚身、死无葬所。我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干了三十年，见过太多这种不善于和秘密打交道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干这么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认为我——可靠。
　　别小看了这两个字，那上面浓缩着我个人的无数经验和别人身上的无数教训，是我三十年政治智慧的结晶。所谓“可靠”，绝不仅仅是什么正直忠诚，更不是什么老实厚道，也远非守口如瓶那么简单。而是你要成为天子秘密的封存储藏器、自动拣择器和适量输出器。换句话说，你要善于把各种秘密分门别类，知道哪些必须永远储藏，哪些必须过目即忘，哪些必须适当公开——以及在什么时间上、对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而这一切，你都必须和皇帝随时保持默契。总之，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倘若你希望成为天子最信任的人，从而获得连丞相都可能没有的无形影响力，那么你就要甘之若饴地成为皇帝的外脑、手足，有时候则是沙包、挡箭牌、暗器。你要学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让渡你自己，直到最终有那么一天，天道好还，一阳来复——你重新做回自己，而且是更强大的自己！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的冬天，也就是我被牢牢锁定在“奉车都尉”这个位子上整整二十九年之后，六十八岁的皇帝刘彻终于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预示着我霍光即将功德圆满、否极泰来。
　　皇帝赐给了我一幅画。
　　那上面画着神情肃然的周公抱着年幼的成王，正在接受诸侯的朝见。
　　没有任何语言，只有这一副意味深长的画。
　　此时此刻，你能否猜到老皇帝心中那个最大的秘密？
　　六十八岁的皇帝刘彻准备册立年仅六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同时让“可靠”的霍光辅政，这就是此刻的大汉帝国最大的秘密。
　　当然，这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秘密，很快，它就会向整个帝国公开。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皇帝刘彻病危。我跪在龙榻前，眼泪无声地爬了一脸。依次跪在我身后的人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太仆上官桀；搜粟都尉桑弘羊。
　　在沉重的死亡气息的笼罩下，天子的寝室静得像一块铁。包括皇帝刘彻在内的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人打破沉默。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
　　也只能是我。
　　“皇上，如有不测，谁可继立？”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刚好让这屋里的四个人能够听见。
　　皇帝开口了。他的声音微弱，可语气中的威严仍然不减往日。他说：“你还没理解我以前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要立少子，你要像周公那样辅佐他。”
　　当我确信身后的三个人都已经充分领会这份政治遗嘱的含义之后，我向皇帝叩首说：“臣不如金日磾。”乍闻此言，身后的金日磾立刻抢着说：“臣乃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如此一来，会让匈奴轻视汉朝！”
　　即便没有回头，我也猜得出金日磾脸上那种大为惶恐的表情。三十多年来，这是他向世人展示得最多的表情。其实这也难怪。从身为太子到沦为奴隶，再到天子近臣，此刻又成为顾命大臣——如此跌宕的一生的确很容易让一个人的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我经常在想，如果说金日磾的一生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简，那么“惶恐”或许最适合做他的封面。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年间，我兄长霍去病数度大破匈奴。单于迁怒于作战不利的昆邪王和休屠王，准备将他们诛杀。二人恐惧，遂密谋归降汉朝。但休屠王随后又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家人和部属遭其胁迫一同归降汉朝。昆邪王被封侯。可金日磾和他的家人却因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而没入官府为奴，被送到黄门养马，那一年他十四岁。多年以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皇帝刘彻检阅各部所养马匹，看到金日磾牵马走过的时候，不但觉得他相貌端严，而且所养马匹膘肥体壮，遂任命他为养马总管。从那一刻起，金日磾的戒慎恐惧之情便长年萦绕在他心中，并且定格在他脸上。变幻无常的命运造成了他那迥异于常人的谦卑和内敛。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跟我一样，成了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夜随侍在天子左右。
　　此刻，在皇帝的病榻前，按照我们所跪的班次，他俨然已是顾命大臣中的第二号人物。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一辈子临深履薄的人而言，这样的地位无疑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所以当我向他发出上述的试探时，他所受到的惊吓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虽然我故意刺激他脆弱的神经显得有点残忍，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帝国的命运无疑将决定在我们四个顾命大臣手上。换句话说，我们四个人必将围绕最高权杖进行激烈的角逐和较量，由此演绎后汉武时代的政治风云。所以，我必须让其他三个人时刻牢记——先帝所赋予我霍光的这个“顾命一”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将一次又一次用血的事实，向他们几个人，同时也向所有帝国臣民提醒并证明这一点。
　　而像金日磾这个“顾命二”，其实是最容易摆平的。他要么自动成为我的同盟，要么立刻出局。
　　所以，我真正的潜在对手其实就是“顾命三”和“顾命四”——上官桀和桑弘羊。
　　
　　后元二年二月十二，弥留中的皇帝刘彻颁下诏书，立年仅七岁的刘弗陵为太子。
　　十三日，皇帝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同时在皇帝病榻前拜受遗命、辅佐少主。
　　十四日，刘彻驾崩。十五日，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
　　在刘弗陵的登基大典上，我踌躇满志地站在少帝身边，一同接受群臣的拜贺。那一刻的情景与“周公辅政图”如出一辙。
　　我笑了。我看见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个时代的名字，叫做霍光。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也就是少帝刘弗陵即位的第二年，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深秋的某个日子悄然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临深履薄的一生。一个刚刚坐上帝国第二把交椅的人居然走得如此匆忙，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可我知道，他自己肯定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因为我相信，像他这么一个淡泊自守的人，权势和地位非但不会增加他的幸福感，反而只会给他带来不安。所以，早一天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对他其实是一种解脱。更何况，对于高层的政治人物来说，能够在位尊爵显的时候平静地死去，让子孙能够安然地承袭爵位和富贵，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成就。尤其是当我看到几年后，有那么多帝国政坛的显赫人物在一场突然爆发的流血政变中死于非命、而且遭到族诛时，我就更要替金日磾感到庆幸。
　　相对于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等人日后的下场，金日磾的善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运。
　　当然，上官桀等人如果都能像金日磾那样安分守己，那他们绝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只可惜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太过强烈，而夺取权力的手段又太过拙劣，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悲剧。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缔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挑战我霍光的权威。真是太可笑了！我霍光自从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以一人敌千万人的准备。这就是我的胆识！而且我知道自己完全具备与此胆识相匹配的实力！
　　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我霍光的地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有人以为我在先帝身边的三十年都只是在伺候天子的饮食起居，那他就错了！那三十年我在干什么！？我是在虎口上觅食，在刀尖上舔蜜；是在高空中走索，在悬崖边舞蹈……那是浇铸心志的一场无尽炼狱，更是淬励灵魂的一场浴火涅槃……如果有人胆敢把我当成是先帝的一个高级佣人、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奴，那他不但是在低估我的能力，更是在侮辱我的智慧！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血的代价。
　　事实上，在整个汉武帝时代，上官桀一直与我保持着还算友善的关系。而且我们还是儿女亲家——我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上官安。
　　裙带关系历来是中国官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彼此的利益追求趋同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就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以获取和分享更多利益的一条有效纽带。然而，一旦时移势易，彼此的利益追求产生冲突，这种关系便随时会被斩断和抛弃——在个人的政治利益面前，父子尚且反目，兄弟犹然操戈，更何况区区的儿女亲家！？
　　金日磾死后，左将军上官桀就从“顾命三”变成了“顾命二”。每当我出宫休假的时候，上官桀自然就要代替我主持政务。也许是偶尔行使最高职权让他上了瘾，可短暂的代理期又让他远远过不足瘾，所以他很快产生了染指最高权力的企图。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通过我的推荐，把我们共同的孙女、也就是上官安的女儿纳入后宫，再促使昭帝立她为皇后。
　　我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这是一个貌似对双方都有利的请求，可实际上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小皇帝刘弗陵本来就对我言听计从，我把外孙女嫁给他又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可上官桀就不同了，一旦孙女入宫当了皇后，他的儿子上官安就成了国丈，他们父子就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我手中夺取帝国的最高权力。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
　　我笑着对上官桀说，咱们的孙女还小，才五岁，这事等将来再说吧。
　　上官桀知道我看穿了他的心思，没说什么，只冲我干笑了几声。
　　
　　我是后来才回味出他笑声中透露出的那一份挑衅意味的。我的一口回绝非但没有打消他的念头，反而迫使他下定了与我一较短长的决心。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我显然低估了上官桀的野心，也低估了他的活动能力。他们父子处心积虑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从上官安的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突破口。
　　那个朋友叫丁外人，表面上的身份是盖长公主儿子的一个门客，实际上是盖长公主的男宠。而盖长公主是昭帝的长姐。所以，搞定丁外人，就有可能最终搞定小皇帝。上官安对丁外人进行了游说，不外乎就是一大堆许诺富贵之辞。丁外人本来就是一个声色名利之徒，一想到这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大买卖，当下欣表赞同。随后他便说服了盖长公主，公主很快又入宫说服了小皇帝。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冬，一纸诏书颁下，上官安年仅五岁的女儿被征召入宫，当了婕妤。上官安随即被任命为骑都尉。
　　此后的事情一发而不可收。第二年春，上官氏被立为皇后。当年，上官安被擢升为车骑将军。第三年夏，上官安又被封为桑乐侯。
　　迅速到来的巨大荣宠让上官安一下子暴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每当他入宫接受皇帝的赐宴，回来后就会对门客说：“我和我的女婿一起宴饮，喝得很高兴！”而且还吩咐下人把家里的衣物都给烧了，意思是皇帝很快就会赏赐给他御用的绫罗绸缎……种种浅薄和荒唐的言行，让我听了就恶心。我忍不住对我的夫人显说：真后悔当年居然把女儿嫁给了这么一个浅陋狂妄之辈！
　　没想到显立刻白了我一眼，说，人家上官桀当初是太仆，咱还高攀了呢！有啥好后悔的！？
　　我一时语塞。想想也是，我在“奉车都尉”的位子上一待就是三十年，而上官桀很早就是太仆、九卿之一，官位远在我之上。想当年因为这桩政治婚姻的缔结成功，我还庆幸了好一阵子……也许，上官桀如今一意想取代我，除了因为他那膨胀的权力欲之外，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那就是想重新获得曾经在我面前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感。
　　不可能了。我在心里对上官桀说，无论你们父子如何折腾，我霍光屈居人下的日子都已经一去不返了。
　　上官桀父子为了报答盖长公主，也为了兑现对丁外人的承诺，向我提出要给他封侯。我当然严词拒绝了。他们无奈，只好退了一步，说那就让他当个光禄大夫，我还是不同意。如此一来，对丁外人的许诺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上官桀父子顿感颜面扫地。恼羞成怒之下，他们开始寻求更多反对我的势力，准备缔结一个反霍同盟，一举将我扳倒。
　　他们当然不会孤单。
　　这几年来，朝野上下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首先，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是一个。这个“顾命四”依仗着为朝廷创设了盐、铁和酒业专卖的制度，开辟了国家的财源，就居功自傲，动不动就替其子弟伸手要官。诚然，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大臣的确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可前提必须是有功不居，低调做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起码表面上要装装样子。可桑弘羊却整天牛皮哄哄、鼻孔朝天，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好像朝廷亏欠了他似的。我故意要压一压他的嚣张气焰，于是多次驳回他的要求。桑弘羊为此对我恨之入骨。
　　还有一个人对我素怀不满，他就是先帝的第三子燕王刘旦。应该说，在先帝的六个儿子中，刘旦的辩才、学识、交游能力最为突出，而他想当皇帝的愿望也最为强烈。自从卫太子刘据受到江充巫蛊案的牵连，在一场未遂政变中畏罪自杀之后，刘旦入继大统的野心就被唤醒了。未久，先帝次子齐怀王刘闳又一病而亡，刘旦自以为依照排行、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于是迫不及待地上书先帝，要求回京值宿宫禁，实际上就是急着要当太子。先帝一贯讨厌受到任何形式的胁迫，一看到奏书，当即勃然大怒，把递送奏书的使者扔进了监狱。刘旦的急于求成和自作聪明导致先帝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反感，从此日渐疏远他，最终把储君之位给了幼子刘弗陵。这样的结果让刘旦大为困惑，同时也愤恨不已。等到先帝崩逝、昭帝继位后，刘旦立即产生了篡位的企图。我意识到这一点，便授意昭帝下诏赐给他三千万钱，加封食邑一万三千户。我很清楚刘旦的野心，也知道单纯的金钱根本满足不了他，但我还是给了他这笔丰厚的赏赐。一来表明朝廷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二来也是在暗示他——除了财富上的封赏，你刘旦别指望从我和昭帝手里拿走任何东西！
　　后来的事情并未超出我的预料。刘旦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口出狂言，说：“我当为帝，何须赏赐！”随后便与宗室诸王刘长、刘泽等人日夜密谋，准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然而，他那急功近利和有勇无谋的弱点再次暴露无遗。事发前，他不但四处扬言昭帝非武帝子，乃一帮大臣（意指我霍光）非法拥立，天下宜共伐之云云，而且公然大造兵器、演练军队，还一连诛杀了十五个劝谏的谋臣。如此猖狂的言论和举动自然瞒不过地方官和我的眼睛。于是我派遣了几个朝臣，会同地方刺史，轻而易举地把这场兵变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我下令诛杀了刘泽等人，却有意放了他刘旦一马，既未杀他，也没有废除他的封国和爵位。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先帝尸骨未寒，我不愿诛杀他的骨肉；二是我在辅政之初，有必要树立一种宽仁的政风，同时在天下人面前塑造我的道德形象；三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掌控他，不怕他卷土重来。
　　所以，当他后来义无反顾地同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盖长公主等人组成同盟，把矛头再度指向我和昭帝时，说实话，我不但不担心，反而有一丝窃喜。
　　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把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这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怨不得我。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反霍集团向我发动了第一波攻击。
　　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孤注一掷，而是想采用常规的也是成本最小的政治手段解决我。上官桀以燕王刘旦的名义拟了一份弹劾我的奏书，趁我出宫休假时呈给了昭帝。奏书从三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攻击。一、霍光集结禁卫军进行了大规模操练，而且他出城检阅时，凡出行仪式、交通管制、膳食预备等皆采天子之制；身为臣子，此举分明是僭越。二、苏武出使匈奴，前后二十年，忠肝义胆、宁死不降，归国后却只当了个小小的典属国，而霍光的长史杨敞无功于国，却成了位高权重的搜粟都尉；此举说明霍光任人唯亲。三、擅自增调自己幕府中的校尉。
　　上官桀得出的结论是：种种迹象表明，霍光专权自恣、图谋不轨。最后他以刘旦的身份说：“臣旦愿意将王爵的符节印玺归还朝廷，入宫宿卫，以察奸变！”
　　上官桀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趁我不在宫中时呈上奏书，然后利用他手中的代理职权将此奏章下发给有关官员进行审理，再由桑弘羊联合一帮大臣迅速将我拘捕、解除一切职务，让我乖乖就范。
　　可上官桀想得太简单了。先别说我霍光会如何反击，仅仅昭帝这一关他们就过不了。奏书呈上后如同泥牛入海，小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休假的这几天，宫中的耳目早已将这一切跟我做了通报。我知道昭帝与我心有灵犀，于是决定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第二天上早朝时，我入宫后便故意躲在西阁不上殿。昭帝不见我的身影，就问：“大将军在哪？”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状，所以畏罪不敢上殿。”
　　昭帝闻言，立刻宣诏：召大将军！
　　我匆忙上殿，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脱下官帽，叩首向皇上谢罪。那一刻，我注意到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的嘴角都无一例外地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我在心里笑得比他们更加灿烂。
　　昭帝马上发话了：“将军，把官帽戴上，我知道这奏书是假的，你没有罪。”
　　上官桀和桑弘羊面面相觑。我忍住笑，说：“陛下凭什么知道我没罪？”
　　昭帝说：“你到广明检阅禁卫军，也就这几天的事；从你选拔校尉那天算起，到现在也不超过十天，远在封国的燕王如何得知这些事！？况且，如果将军真的要图谋不轨，也不缺那几个小小的校尉！”
　　这一回，在场的所有大臣和皇帝的左右侍从全都面露惊讶之色。没人料到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居然如此精明。上官桀和桑弘羊的脸上立刻写满尴尬、懊悔、恼怒和担忧。只有皇帝和我默契在心，微笑不语。当天，昭帝便下令捕杀那个递送奏章的假冒燕王使臣。上官桀担心自己主谋的身份暴露，极力阻止皇帝说，此乃小事，无须深究。可昭帝根本不听他的。
　　第一回合，我还没有出手，反霍集团就已经输得很难看。上官桀输就输在他把皇帝当成了一个孩子。他以为小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谁来操纵都一样。可他错了。小皇帝比他预想的要清醒得多。昭帝深知，只有我霍光存在一天，他的帝位才能保证一天。这不但是先帝的遗命所决定的，更是后汉武时代的整个政治格局决定的。昭帝自己很清楚，以他尚未成熟的年龄、经验和能力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来辅政，才能确保他的帝位和整个江山社稷的稳固。而这个人的品德、才干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是他可以完全信任的。放眼朝中，这样的人物，除了我霍光还能有谁？对刘弗陵来说，还有谁能比他那雄才大略的父皇用三十年时光考验过的人，更值得让他信任！？
　　所以，无论是出于秉承遗命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昭帝都不可能让任何人取代我。从他坐上帝座的那一天起，从我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是利益高度一致的政治同盟——并且是以我霍光为主导的同盟。没有刘弗陵，我霍光依然可以存在；可一旦没有我霍光，刘弗陵转眼就会灭亡！
　　对此，十四岁的刘弗陵心明眼亮，可老政客上官桀却一团懵懂。
　　当然，在政坛上打滚了大半生的上官桀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原因绝不是低能，而是过度膨胀的权力欲望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
　　可见，当一个人内心的狂热不受到遏制，它就必定会烧坏脑子。
　　“假奏章事件”败露之后，上官桀的一帮朋党不甘心失败，仍然见缝插针地对我进行诽谤。昭帝索性跟他们挑明了：“大将军是一个忠臣，是受先帝嘱托来辅佐我的人，敢有再诽谤他的，一律严惩不怠！”
　　至此，反霍集团终于意识到——通过常规手段对付霍光绝对是行不通了。近乎绝望的上官桀等人决定破釜沉舟，用非常手段与我进行最后的较量。
　　一场流血政变就此爆发。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1:12:59

　　上官桀父子的政变计划分为三步：首先，让盖长公主筹备一场酒宴，邀我出席，命事先埋伏的士兵将我刺杀。其次，废掉昭帝，迎请燕王刘旦进京。最后，诱杀刘旦，拥立上官桀即位称帝。
　　上官安身边的谋士担心地问：“废掉昭帝，那皇后怎么办？”
　　上官安说：“追逐麋鹿的猎狗，哪还顾得上那只小小的兔子！？眼下的问题是，皇后的尊崇难以依恃，人君的心意反复无常，一旦有变，恐怕连做一个老百姓也不可得。所以，必须当机立断！”
　　无独有偶，燕王刘旦的相国也提醒他：“当年大王与刘泽的密谋之所以败露，就是因为刘泽为人率性轻狂。而据我所知，左将军上官桀也是浮躁冒进之人，车骑将军上官安更是年少而骄矜，臣恐他们的命运会像刘泽一样，不能成事。而且，即便事成，臣亦恐他们背信弃义，不让大王即天子位。”然而，一心做着天子梦的刘旦根本听不进忠言。他一边纠集了几千名死士，一边命令群臣打点行装，随时准备进京即位。
　　燕王刘旦就这么一意孤行地跟着上官桀父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一回，他不可能再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因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也许你们都看得出来，在我二十年的执政生涯中，有一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明显，那就是我的自信与从容。无论面临怎样的危局，我都能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拥有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
　　而这正是我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在后汉武时代的大汉帝国，上至宫禁朝堂，下至街肆坊间，我的耳目无所不在。所以，我能够在第一时间洞察一切潜在的威胁，并立刻将它铲除。反霍集团的政变计划，就是我那巨大情报网的最底层眼线探知的。那是一个叫燕仓的老差吏，他的儿子是公主的舍人，他本人在公主府上任稻田使者、也就是收租员。燕仓侦得情报后，立刻上报我的老部下、时任大司农的杨敞，杨敞又通过谏大夫杜延年向我作了详细的禀报。
　　元凤元年九月的一天，我对反霍集团实施了致命一击。
　　经我授意，昭帝颁下诏书，命令丞相田千秋展开了一场大搜捕。一天之间，曾经显赫一时的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人，连同他们的宗族全部被诛杀。唯一漏网的是桑弘羊的儿子桑迁。他逃亡了两年，最终也被抓获处决。盖长公主知道大势已去，当天便畏罪自杀。燕王刘旦得知东窗事发的消息后，张惶失措地问他的相国说：“政变失败了，现在起兵来得及吗？”
　　相国说：“左将军已死，此事天下尽人皆知，现在起兵已经于事无补了！”
　　刘旦终于绝望了。那天他特意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和自己封国的大臣们，和自己的姬妾们一一饮酒作别。毕竟是皇族贵胄，所以刘旦选择了这样一个华丽的姿态离开人世。宴会还没结束，天子问罪的诏书便送到了他的眼前。刘旦最终用自己的燕王绶带，把自己悬挂在了寝室的横梁上。那天随他而去的，还有他的王后、妃妾等二十多人。
　　事后我放过了刘旦的儿子刘建。我没有取他性命，只把他废为庶民。你们或许会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但凡对付政敌总是要斩草除根的，你留着活口，就不怕遭到报复？
　　可我认为，斩草除根是不自信的表现。一个从政者固然需要一定的暴力手段来翦除对手，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并不一定需要靠赶尽杀绝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权力的博弈中，杀戮是必要的，可它从来不是唯一的。
　　当你自信能够用你的智慧和手腕把一切不利因素防患于未然、或扼杀于襁褓，你还惧怕什么呢！？
　　
　　这场流血政变，基本上以我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我唯一的损失，就是失去了我的女儿。
　　可我没有办法。她首先是上官安的妻子，其次是上官桀的儿媳妇，最后才是我的女儿。当禁卫军将上官家族满门抄斩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不过我总算保住了我那年仅九岁的外孙女——除了她的性命，还有她的皇后之位。
　　这是我唯一能为女儿所做的事情。
　　也是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
　　在我日渐苍老的生命中，我总算还能时时刻刻从她身上看到我女儿生命的延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终生抱愧于心的父亲更感到安慰的呢？
　　虽然我也时刻没有忘记——她姓上官，不姓霍。
　　元凤元年的这场政变之后，帝国政坛从此风平浪静。天下的臣民们似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除非霍光自己愿意，否则任何人也别想从他那里夺走任何东西。
　　我在平静中度过了六个没有对手的寂寞春秋。
　　日子一路走到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的初夏。忽然有一天，昭帝驾崩了。
　　死的那年，他才刚满二十岁。眼看我还政于君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昭帝刘弗陵居然等不到那一天。
　　在君临万物的无常面前，人世间的一切都苍白如纸，无论是财富、名望、功业，还是权力——即使贵为天子，你也要向无常俯首称臣。说实话，刘弗陵之死让我充满了莫名的伤感。就像当年我的兄长霍去病之死一样。当然，它们都发生在我的心灵深处。没有人能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包括我的妻子显。
　　另外我也知道，无论死者是进入彻底的虚无还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活着的人，都必须尽早把他们遗忘。因为这个世界读不懂你的伤感，也不会给你发呆的时间。它就像一驾巨大的时刻奔驰的马车，前方永远有许多它认为值得追逐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抛弃伤感，那世界就会抛弃你。
　　而对我来说，伤感就更是一种近乎奢侈的感情。因为刘弗陵是一个皇帝，可他却没留下子嗣，所以我要尽快帮这驾无主的马车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驭手。国不可一日无君。要选择谁来当继承人，是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在宗室诸王里有资格继任天子的人当然不少，可问题在于：谁值得让我信任？
　　谁能像刘弗陵那样，在与我分享帝国权力的时候始终保持默契？也就是说，在我们分工合作的问题上，谁能既不失聪明又聪明得恰到好处？谁能像刘弗陵那样，既和我有着先天的利益一致，又在后天上自觉地与我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还有，谁能在帝国臣民面前根据形势需要随时扮演一头狮子，而在我面前又能真心实意地成为一只绵羊？
　　可以说，既有资格当皇帝又能符合我上述条件的人，绝对稀有。比如朝臣们嘤嘤嗡嗡议论多日后一致推举的那个人选，我就认为不太合适。他们提议的是武帝六个儿子中唯一在世的广陵王刘胥。论资格，他当然是臣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可对我来说，刘胥并不理想。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他的年龄太大了。一个早已成年的宗室亲王，在性格、观念、行为方式、政治取向、利益诉求等方方面面势必都已定型。我何苦要花大力气去改变他、或者跟他磨合呢！？
　　所以，我用沉默否决了大臣们的提议。
　　当然，我想说的话，几天后就由一个郎官以奏书的形式表达了出来。理由自然不能用我上面说的那些，而是诸如行为不检、放逸无度、迷信巫蛊之类的。要让一个人当上皇帝的理由比较难找，可要想让他当不上，理由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不过，我授意郎官所举的那些反对理由也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而是件件确有其事。
　　关于他的行为不检和放逸无度，朝野上下可谓有目共睹：他力能扛鼎，却没把力气花在正经事上，而是成天与狗熊、野猪之类的猛兽徒手搏斗；而且还喜好倡乐、宴饮、嬉游等等。总之，玩物丧志。这也是先帝刘彻不喜欢他的原因。至于他的迷信巫蛊，相对而言便鲜为人知了。我之所以了如指掌，当然是得益我的情报网。据我所知，因为昭帝年少无子，刘胥很早就有觊觎帝位之心。他找了一个叫女须的楚地女巫，让她求神下界，降殃于刘弗陵。女须就自称是武帝附体，并且以武帝的口吻说：“我必定让刘胥当上天子！” 刘胥大喜，当即赐以重金，命她上巫山日夜祷祝，对刘弗陵施加巫蛊。昭帝崩后，刘胥欣喜若狂，大为感叹，说：“女须真是能通神的巫师啊！”从此把她奉若神明，赏赐更丰。
　　这样的人，如何能当大汉天子！？
　　当然，我并没有让郎官在奏书里捅破刘胥的这些阴谋。因为我心目中已经有了另外的人选。同时我也觉得刘胥根本是成不了气候的人，不值得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所以也就没必要撕破他的脸皮。
　　郎官在我的授意下最后强调了一句话：如果有必要，废长立幼也是可以的。
　　而我选中的人就是先帝的孙子、时年十六岁的昌邑王刘贺。
　　虽然刘贺也并不是很理想，其私行同样乏善可陈，可毕竟他还年轻。如果他聪明，入继大统后懂得检点和收敛，我有信心把他调教成刘弗陵第二。如果他不够聪明，我也随时可以把他废了。毕竟，能让我看得上眼的天子人选凤毛麟角，所以我必须给自己一个试错的机会。
　　只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刘贺仅仅当了二十七天的皇帝，我就忙不迭地对自己、同时也对天下人大喊了一声——错了！
　　那个郎官呈上奏书后，我就提拔他当了九江太守。当天，我就让我的外孙女、上官皇后颁下了一道迎立昌邑王的诏书，命一帮大臣火速迎请刘贺入京即位。
　　几乎就在刘贺进入长安、登上帝座的那一天，我就已经隐隐意识到：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刘贺远不如我想象的聪明——他不是轻车简从来的，而是前呼后拥、恨不得把他封国的人全都带进长安来的。
　　此后二十多天所发生的事实一再证明——他岂止不够聪明，简直是愚蠢到家了！
　　他总共带来了两百多号昌邑旧臣，既不依资历、也不论功劳，一口气，全部加官晋爵。比如原来的昌邑相国就被他擢升为长乐宫的卫尉。每当看到这帮得志小人天天在朝堂上趾高气扬，而且在我面前显摆摇晃，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一个小小年纪的刘贺，还有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边藩小臣，竟公然蔑视我的权威！？才当了几天皇帝就如此明目张胆地培植私党，假以时日，还有我霍光的立足之地吗！？他们难道真的以为，我把帝王权杖交出去后，就没有能力再收回来吗！？
　　笑话！
　　我简直是瞎了眼，居然挑了这么一个活宝来当皇帝，既让天下人耻笑，更让我霍光蒙羞！
　　很快我就对自己说：必须阻止这一切。
　　当然，在最终废掉他之前，我还是苦心孤诣地给了他几次机会。
　　然而，这个笨蛋一次也没抓住。
　　并且还变本加厉。
　　我授意太仆丞张敞上书劝谏他，他置若罔闻。
　　我又让光禄大夫夏侯胜趁他出行时挡在他的车驾前当面进谏，他居然把夏侯胜绑了，命有关官员将他定罪。
　　我再让侍中傅嘉进行最后的劝谏，他干脆把傅嘉扔进了监狱。
　　我死心了。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
　　这就叫烂泥扶不上墙！
　　我决定把他废了。当然，我不能让人认为这是我的个人意志，而要让人知道这是朝中大臣的一致愤慨。我找了个机会，对我的旧属、时任大司农的田延年稍稍做了暗示。田延年心领神会，马上说：“将军是国之重臣，既然知道此人难当大任，为何不禀报太后、另立贤能呢？”
　　我说：“是有此意，不过不知前朝是否有此旧例……”
　　我说了一句废话。不过在这个时候，这种废话并不多余，而且非常必要。
　　田延年很乐意为我代言，他说：“商朝的伊尹放逐太甲、安定国家，人皆称义。将军若能这么做，就是汉朝的伊尹。”
　　田延年对我说的这句话不过是密室私语，可从此却被众多的后世史家一遍遍地称引，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经典佳话。人们乐此不疲地把我和伊尹并举，以儆示那些图谋不轨的篡位者，赞扬那些鞠躬尽瘁的辅政大臣。
　　后世的人们似乎一致公认：我是主少国疑之非常时局中的典范人物、栋梁之才。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和认可。
　　然而，很快就有一个人动摇了我的这一自信。
　　他就是我继昌邑王之后拥立的另一个皇帝——汉宣帝刘病己（刘询）。
　　他说跟我在一起犹如“芒刺在背”。
　　这就有点让我闹糊涂了——我到底是人们所说的国之栋梁，还是皇帝眼中的一根芒刺？
　　决心已定，我就开始启动对刘贺的废黜程序。
　　我跟车骑将军张安世（也是我提拔的）妥善商议之后，就让田延年把我的计划告知了丞相杨敞，准备让他率领群臣响应我的提议。杨敞这人本来就有点懦弱，一听说要废黜皇帝，吓得大汗淋漓，说不出话。要不是他的夫人替他表态说“一定遵奉大将军的命令”，我很可能会考虑把他撤掉。事后田延年对我说，他是故意离开了一会儿，好让他们夫妻商量商量。果然，他一离席，聪明的杨敞夫人就从厢房匆匆跑出来，数落她丈夫：“这是国家大事，如今大将军心意已决，才会派九卿（田延年的官阶）前来知会你，你要是不赶紧答应，与大将军同心，还在这迟疑不决，第一个被砍头的就是你！”
　　元平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昌邑王刘贺被我拥上帝座的二十七天后，我召集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等朝臣在未央宫举行会议，准备把刘贺废了。我扫了群臣一眼，说：“昌邑王德行昏乱，恐怕会危及社稷，你们说，该怎么办？”
　　不出我所料，我话音刚落，大殿上的衮衮诸公们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他们相互交换着惊慌的眼神，支支吾吾，没人敢开口说一个字。我朝田延年使了个眼色。这时的田延年已经被我提拔为给事中。他离开座席，立于殿中，以手按剑，高声说：“先帝托孤于将军，寄天下于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能，能够安定刘氏天下。可自从昌邑王即位后，民怨沸腾，社稷将倾，倘若因此而断送汉室宗庙，将军即便以死谢罪，又以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今日之议，应当立决，群臣中倘若有人迟疑拖延，议而不决，就让臣用手中之剑将他斩了！”
　　田延年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掷地有声，让我很满意。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还是要做做姿态。我长叹了一声，说：“诸位大臣对我心怀谴责是对的，而今天下汹汹、社稷不宁，我霍光难辞其咎！”
　　本来听到田延年的那番恐吓之辞，群臣早已吓破了胆，现在又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顿时全部离席，向我跪地叩首，异口同声地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惟大将军之命是从！”
　　我颔首不语。心里说——此时此刻，谁敢说我不是国之栋梁！？
　　当天我就率领群臣觐见了上官太后——我那年仅十五岁的外孙女。我向她详细陈述了朝野上下对昌邑王的公愤，并说明了废黜之意。此时刘贺刚刚依例朝见完太后，正从长乐宫返回未央宫温室殿。太后立刻驾临未央宫的承明殿，下令各宫门守卫一律不准昌邑群臣进入未央宫。而我则赶在刘贺之前进入了温室殿，在那等着他。当刘贺领着他那帮爪牙悠哉悠哉地回到宫门前时，宦官们封锁了各道宫门，只让刘贺进入，把他的手下全挡在了外面。刘贺看见了我，警觉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最后一次跪在他面前，说：“皇太后有诏，昌邑群臣一概不得入宫。”
　　刘贺依旧傲慢地瞥了我一眼，拿着腔调说：“慢点来嘛！何必搞得如此吓人？”
　　真是无可救药！我在心里说，抓紧时间最后嚣张一把吧，待会儿就有你哭的。
　　我立即下令把昌邑群臣全部驱赶到了金马门外，又命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禁卫骑兵逮捕了他们，一个不少地扔进了诏狱。然后我吩咐那些侍中和宦官们严密看守刘贺，我说：“小心看着他！万一他突然死了或是自杀，我就有负天下、背上了弑君的骂名。”
　　当我做完这一切，愚蠢的刘贺居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下场，仍然对左右叫嚣说：“我那些旧臣犯了什么罪，大将军要把他们全都逮捕！？”
　　片刻之后，太后召见他的诏令就到了。刘贺至此才有了一丝恐惧，他说：“我有何罪？太后要召见我？”
　　你有何罪？我在心里冷笑，愚蠢、傲慢、荒淫、嚣张、结党营私、自行其是、不守法度、不纳诤谏……如此种种，哪一条不是罪！？
　　
　　这场废黜行动至此已经接近尾声，剩下来的，无非是走走过场而已。
　　刘贺被带到了承明殿，跪在太后面前听诏。尚书令高声宣读了我和杨敞、张安世等三十六位大臣联名弹劾昌邑王的奏章，其中备举了他的斑斑劣迹和种种罪状，最后的结论只有两个字——当废！
　　我说过，要让一个人当不了皇帝，理由随便找都有。
　　当然，他最大的那条罪状在奏章中是不能提及的——那就是他严重触犯了我的权威而又不思悔改！
　　宣完奏章，太后朗声下诏。就一个字——“可！”
　　我听见我孙女清脆的声音中仍然有一丝稚气未脱。可在此刻的大汉帝国，她的声音却象征着帝国的尊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昌邑王刘贺的二十七日天子梦就在这一个字中彻底终结。
　　我让刘贺站起来，然后再跪下去，行礼接受诏令。
　　那一刻，我看见刘贺的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惶惑和恐惧。也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想起，其实他还只是个孩子——就像我的外孙女、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后也不过只是个孩子一样。
　　可他们稚嫩的双肩却往往要撑起一个帝国赋予他们的重量，然后不知何时，又忽然会被卸掉。在命运的翻掌之间，一面是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另一面顷刻就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或许在你们看来，这有点残忍。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所属的这个时代无所逃避的游戏规则。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它，首先我必须得遵循它。我可以在这个规则里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个人才智和主动权。可是，我仍然溢不出规则之外。就此而言，我并不比昌邑王刘贺和我的孙女上官太后更为幸运。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规则还将在我们身后延续达两千年之久，我可能会表示惊骇。同时也会对两千年之后的你们说一声：设计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是何等重要。因为它事关你们的幸福。
　　每一个人的幸福。
　　至于说什么才算是好的规则，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可能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去付诸思考，同时有所行动。一旦你们这么做了，就算没找到最好的，应该也能找到一个最不坏的。
　　两千年后的你们，难道不能比我们聪明一点？
　　那天刘贺跪地接诏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双腿在不停地颤栗。然后他茫然的声音最后一次在未央宫中响起：“我听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我何以竟被废呢！？”
　　你说得没错。我在心里说，可就在几天前，你把那些诤臣扔进监狱里去了，你忘了吗？
　　“现在太后已经下诏将你废黜，你如何还能自称‘天子’！？”我冷冷地看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亲手解下他身上佩戴的天子玺绶，交给了太后。最后我扶着他走下大殿，来到了金马门外。群臣都跟在后面送行。刘贺向西遥拜了一下未央宫阙，说：“我愚钝，难以担当大汉社稷。”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刘贺说了一句明白话。
　　我把他送到了设在京师的原昌邑王官邸，略微沉吟之后，我向他道别：“你昌邑王的行为自绝于天，臣宁可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从此不复能在你左右了。”
　　说完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这并不是在故作姿态。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对刘贺的怜悯多于愤恨。我说过，我们都在规则之内。所以，并不是霍光废了刘贺，而是权力的游戏规则把一个不合格的皇帝淘汰出局。
　　而我霍光只不过是它的执行者。
　　执行者迟早会被换掉，可规则永在。
　　所以，我不知道那天与刘贺告别时情不自禁流下的泪水中，是否有一丝兔死狐悲的意味？
　　终我一生，那几滴泪水并没有应验什么。
　　然而，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身后，霍氏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从那场灾难往回看，谁又敢断言，我送别昌邑王的泪水中没有隐含某种惊人的玄机！？
　　
　　昌邑王被废后，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不约而同地焕发出了迟来的勇气。
　　他们联名上奏，说：“历来被废黜之人，必定要流放边地，以杜绝他们干预朝政。所以，应该把昌邑王刘贺放逐到汉中的房陵县。”
　　众所周知，房陵地处群山之中，人烟稀少、贫瘠荒凉。贬谪到那里的人通常九死一生。
　　可见，这帮朝臣们事先没有任事的胆量，事后却不乏落井下石的勇气。
　　这就是人性，没有办法。
　　我让太后下诏，仍然让刘贺回到昌邑，并赐给他两千户的汤沐邑。不过我撤销了他的封国，把名称改回原来的山阳郡。
　　我说过，我不习惯做斩草除根的事情。
　　可是，刘贺手下的那伙人却迫使我不得不大开杀戒。他们被关进诏狱后，竟然屡屡叫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不明摆着他们早有对付我的阴谋，只是下手比我稍迟了点吗！？
　　我愤怒了。
　　二百多号人转眼之间便都人头落地，只有三个人被我免除了死罪。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劝谏过刘贺。
　　
　　刘贺走了，帝座上空空荡荡。我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让人头疼的继承人问题。
　　那个叫刘病己的年轻人就在这时候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看上他的原因有四。其一，他是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属于宗室嫡系，具有入继大统的资格；其二，他很年轻，才十八岁，符合我的意愿；其三，他受卫太子的巫蛊之祸牵连，出生才几个月就进了监狱，自幼在监狱里生活，随后又成长在民间，尝尽人间疾苦和世态炎凉，身上没有其他宗室子弟惯有的纨绔习气，性情质朴，容易塑造；其四，由于处境寒微，他没有丝毫的政治根基，身后也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所以不可能像刘贺那样领着两百多号人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也就是说，他重蹈刘贺之覆辙的概率很小。
　　选择他的理由如此充分，我还需要犹豫吗？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八月的一天，来自民间的刘病己在我的拥立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大汉帝国的第七任天子；随后改名为询；是为汉宣帝。
　　事后来看，我自己都很难断定这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
　　如果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局，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刘询很聪明——其聪明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刘弗陵。他刚登基才几个月，也就是本始元年（公元前73）春，便一下加封给我食邑一万七千户。我从政将近五十年，虽然政绩卓著，但前后所享食邑总共才三千户，而刘询一上来就给我加到了两万户，如此阔绰的出手，充分表明了他对我的感激和尊重。同是这年春天，我作出了一个姿态，表示要将朝政大权归还给他，可他坚辞不受。此后政事无论大小，仍然要先经我处理，其后才上奏给他。可见，他在如何分享帝国权力的问题上，与我保持着高度默契。每当我觐见他时，他也总是表现得庄重而谦虚，对我执礼甚恭，与无知傲慢的昌邑王刘贺相去不啻霄壤，说明他在政治上相当稳重而成熟。
　　总之，以我的政治经验判断，我相信他未来会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然而，如果着眼于我个人以及家族的政治利益，我的选择无疑是错误的。一栖不两雄。一个外表恭谨而内心强悍的皇帝与一个权势熏天的政治家族，历来是难以共存共荣的。自从废黜昌邑王后，我霍光的权威便达到了顶点，上至天子、下至群臣，无不对我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同时，以我为首的霍氏集团也成为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我儿子霍禹和我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均为中郎将，霍山的弟弟霍云是奉车都尉、侍中，他们手中掌握着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胡、越军队；另外，我的两个女婿范明友、邓广汉分别担任未央宫和长乐宫的卫尉，掌管着宫禁大权；还有，我的兄弟、兄弟的女婿们、我的外孙们、甚至很多宗亲族裔，都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职……总而言之，在其时的大汉帝国，没有第二个家族可以比拟霍氏于万一……
　　皇帝刘询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霍氏家族的未来已经产生了一丝隐忧。
　　可是我没有办法。霍氏集团后来的急速上升与扩张已经非我所能掌控。在宣帝初年的帝国政坛上，霍氏族人要进入权力中枢根本无须我的授意，所有朝臣一律为其大开绿灯，甚至主动安排。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既然人们都乐意这么做，我当然只能乐观其成。我总不能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去阻止这一切，从而让我的族人们怨恨、令所有大臣们难堪吧？
　　况且，在向我示好的人群当中，为首的就是他这个皇帝刘询。除了增加我的食邑之外，他还先后赏赐给我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各色彩帛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两千匹、上等住宅一处。
　　你们说，我有理由拒绝这一切吗？
　　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富贵和权力。我认为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防止霍氏族人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徇私枉法。我相信只要做到这一点，别人就没有攻击霍氏的口实。事实上在宣帝即位之初，我的家族成员中也的确没有谁给我捅过什么篓子。
　　然而，让我断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春，一个霍家的人就给我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显。
　　她背着我干下了一桩天底下最愚蠢的事。
　　这桩蠢事为日后霍氏的毁灭种下了祸根。
　　她毒死了皇后许平君。
　　目的是让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取代她。
　　当事情即将泄露，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被迫向我坦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看着惊恐万状的显，我平生第一次几乎乱了方寸……
　　事情要从皇帝刘询立后讲起。
　　我之所以说刘询外表恭谨而内心强悍，也与他立后这件事有关。早在刘询还在民间的时候，就娶了一个受过宫刑的狱吏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刘询即位后，许平君被立为婕妤。当朝廷公卿商议要册立皇后时，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的就是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对此，我的妻子显也是沾沾自喜、成竹在胸。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年轻的皇帝刘询忽然下了一道让人莫名其妙的诏令，说要寻找他在民间时用过的一把旧剑。明眼人一下就知道了，他是想立自己的糟糠之妻许平君为皇后。我很清楚刘询的心思，可我没有阻止。因为我觉得霍家的富贵和权势并不需要靠我的小女儿来保障。朝臣们看我并不反对，于是就顺从皇帝的意愿立了许平君。这样的结果让显大为恼怒。可我实在不明白她生的是哪门子气。霍氏的显赫已经让我颇有临深履薄之感了，她居然还嫌不够！？
　　真是妇人之识。说白了，就两个字——贪！鄙！
　　我原本以为显只是一时之怒，很快就会过去，可没想到她一直在等待时机，处心积虑地要搞掉许皇后。不久后许平君怀孕，奉命看护她的女医淳于衍历来与我霍家过从甚密，碰巧她那担任掖庭守卫的丈夫正觊觎安池监之位（安池是朝廷专控的产盐区，总监之职是个肥缺），淳于衍就拜访显，替他丈夫求官。显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马上摒退左右，亲热地称呼淳于衍的小名说：“少夫啊，你有求于我，我也正好有事相求于你啊，不知你能否答应？”
　　淳于衍受宠若惊，说：“夫人说哪里话，您的吩咐，我哪有不从命的呢？”
　　显说：“将军向来很喜爱小女成君，一心希望她能够至尊至贵，这事就要有劳少夫你了！”
　　淳于衍闻言更为惶恐：“夫人何出此言？”
　　显凑近她，压低了声音说：“妇人生产是一件危险的事，免不了十死一生。如今皇后临产，可趁此机会投毒，将她除掉，成君就能入宫当皇后了。承蒙你鼎力相助，如若事成，当与少夫你共享富贵！”
　　淳于衍大惊失色：“药是由许多医生共同配制的，况且还要由宫女先行尝过，如何能有机会？”
　　显笑了笑：“这就要看少夫你了，如今将军统领天下，谁敢多言？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也会尽力保护你，只怕你没这个意思罢了。”
　　淳于衍犹豫了很久，最后一咬牙，说：“愿意尽力而为！”
　　数日后，许平君喝下一碗淳于衍侍奉的汤药，片刻后突然说：“我头痛欲裂，药中是否有毒！？” 淳于衍故作惊愕说：“没有啊！” 许平君愤懑不已。稍顷，毒性发作，加上气急攻心，许平君当即暴亡。淳于衍出来报功，显欣喜若狂。可还没等她重赏淳于衍，朝臣中就有人上书弹劾，指斥看护皇后的一帮医官玩忽职守，未尽人臣之道，把他们全都关进了监狱。
　　眼看事情马上就要败露，显才向我袒露了一切。
　　我又惊又怒，第一反应就是去向皇帝自首。
　　可是，我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
　　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
　　无论我霍光的权势多大，也无论我对帝国的贡献多高，阴谋毒死皇后的罪名都不是我所能承担的。此事如果公诸于众，轻则是我晚节不保，一生功名毁于一旦；重则人亡政息，霍氏集团转眼间分崩离析……
　　为了正义和良知，我能牺牲一切吗？
　　不。我做不到。
　　在内在道德与现实利益的激烈交战之后，我向现实缴械投降。
　　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软弱的。
　　可这世上，又有几个真正为了道德完善而宁愿牺牲一切的坚强的人呢！？
　　在上古时代或许有。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道德英雄几近绝迹。两千年后的你们，会看见这样的人吗？
　　我希望你们能看见。
　　我希望。
　　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朝臣呈送给我的奏章上批示：释放淳于衍。
　　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我的女儿霍成君送进了后宫。
　　第二年，也就是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三月，我的女儿终于成了皇后。
　　一切如显所愿。
　　一个外孙女是太皇太后，而今一个女儿又成了皇后。
　　她看见霍氏家族从此锦上添花。
　　可她看不见天道忌盈。
　　她看不见两年后的我的死亡——也看不见四年后接踵而至的那场劫难。
　　
　　春天不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可人们却从我身上嗅到了弥留的气息。
　　这是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
　　这是我从小小的平阳县来到都城长安的第五十三个年头。
　　也是我执掌朝政的第二十个年头。
　　皇帝刘询亲自驾临大将军府来看我。
　　他刚才哭了。一看见我，他年轻的面容立刻爬满晶莹的泪水。
　　刘询看上去很伤心。
　　是的，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你很难说清他的眼泪出于真诚还是虚伪。
　　可我宁愿相信他是真诚的。
　　因为这世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真诚和虚伪。因为人始终是复杂而矛盾的动物。所以我们实在不应该苛求。即便是伪装，可当一个人面对你的死亡，仍然愿意花费心思和感情去做伤心的伪装，这足以表明你已经成功地把你的价值和重要性保持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尤其当这个人又是皇帝的时候，你就更应该替自己感到高兴，从而不再有所奢望。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向皇帝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分出我的三千食邑给我兄长霍去病的孙子霍山。皇帝立刻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且当天还把我儿子霍禹擢升为右将军。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看见自己辉煌的一生仿佛惊鸟从眼前掠过。
　　飞快地掠过。
　　然后我在三月的长安独自品尝生命中最后的那份简约之美。
　　还有什么是我不曾放下的吗？
　　是霍氏的未来？
　　还是窗前那三两枝桃花？
　　
　　地节二年三月初八，我眼睛一闭，整座长安城的桃花就开了。
　　葬礼隆重而奢华。
　　一切都仿照天子之制。
　　皇帝刘询和太皇太后亲自吊唁。
　　我的一生就这样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死后，霍氏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那是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秋天发生的事情。
　　对此，做为个体生命的霍光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一无所知。
　　个体生命的霍光终结于公元前68年。
　　可是，做为历史事件的霍光，做为你们记忆中的霍光，如果舍弃霍氏家族的最终结局不谈，必将残缺不全。换句话说，霍光生前的作为必须与他死后的命运放在一起观照和考量，才能见出完整而丰富的意味。
　　为此，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进公元前66年那个血流飘杵的秋天……
　　后汉武时代由霍光命名，人们称其为“霍光时代”。
　　而后霍光时代将由谁来命名？
　　年轻的汉宣帝刘询在地节二年的春天之后吁出一口长气，然后当仁不让地说：我。
　　历史后来果然把这个时代称为“汉宣之治”。
　　从霍光时代到汉宣之治的转型，对刘询是一场巨大而危险的考验。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询的转型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如果说帝国是一头笨拙老迈的大象，那么刘询就是一个技艺超群的驯兽师，他成功地让这头大象完成了华丽而优雅的转身，继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令人瞩目地翩翩起舞。
　　我说过，刘询很聪明。
　　他翦除霍氏集团的手法圆熟老到而又果断利索，让人很难相信他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亲政不久就开始任用自己的亲信，把一个叫魏相的御史大夫提拔为给事中，然后和他一起策划了一个逐步削弱霍氏的行动。
　　刘询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把他和许皇后在民间生的儿子刘奭册立为太子，从而彻底杜绝了我女儿霍成君将来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此举对于我的妻子显不啻于当头一棒。听到消息时显气得口吐鲜血，数日饮食不进，她恨恨地说：“皇上在民间生的儿子居然被立为太子，那皇后将来生的儿子不就只能封王了吗？”显不甘心，就故伎重施，唆使成君毒杀太子。成君便多次召赐太子饮食，可太子的保姆和乳母非常警觉，每次都先尝试一过，成君始终没有机会下手。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妻子显的确是很愚蠢。我是霍氏集团唯一的政治保护伞。我不在的时候，霍氏族人亟须以低调示人，凡事要隐忍、谦和、收敛。可她偏偏变本加厉，在贪恋和追逐权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把整个霍氏家族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刘询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在地节三年六月，把魏相任命为丞相，大小政务皆与其商议定夺，逐步把朝政大权从霍氏手中收了回去。其时恰逢长安下了一场很大的冰雹，一个叫萧望之的低级官吏趁机上书说，此乃大臣当政、一姓专权所致。此言正中刘询下怀，他便任命萧望之为谒者，让他以“广延贤良”的名义大举征用民间的人才，实际上就是培值自己的干部队伍和政治势力。
　　刘询的第三个举措，就是在地节三年十月，以架空、调任、免职等手段将霍氏集团的人全都排挤出权力中心、并解除了京畿兵权。当时霍山是尚书令，掌管着宫禁机要，刘询就下令臣民若要奏事，皆可以密封的方式直接呈奏给他，不必经由尚书令转达。我的女婿范明友原任度辽将军、未央宫卫尉，被刘询收回了将军印绶，调任了一个虚职——光禄勋。二女婿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被调出京畿，任边远的安定太守。其后，我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又被调任边远的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被调任边远的武威太守；大女婿长乐宫卫尉郑广汉被调任少府；三女婿骑都尉、光禄大夫赵平被收回骑都尉印绶。其他凡是手中握有兵权的霍氏族人，一律被免职，改由皇帝的外戚许氏和史氏的子弟担任。然后又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凡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以及城门、北军的部队都归他管辖。
　　最后，刘询又让我的儿子霍禹承袭了我的职位，任命他为大司马。
　　这是怎么回事？对整个霍氏集团动完了大手术，皇帝最终对霍禹发了善心了？
　　不，我儿子当的这是大汉开国以来最窝囊的一个大司马。
　　皇帝不但撤掉了大司马属下的官员和士兵，还收回了他的印绶。并且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刘询居然给了霍禹一顶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冠，而收回了历任大司马所戴的那种武弁大冠。
　　皇帝这么做，不仅仅是在打击霍氏，更是对霍氏的公然侮辱和嘲弄。
　　至此，皇帝刘询与霍氏家族的潜在矛盾完全公开化了。换句话说，二者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边缘。
　　接下来，就是看谁先动刀子了。
　　地节四年，所有霍氏族人的心头全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
　　每当显、禹、山、云几个人坐在一起，除了长吁短叹，就是相对而泣。
　　霍山说：“如今丞相掌握政权，皇帝只信任他，完全改变了大将军时代的法令，还揭举了大将军的许多过失。而且，眼下有很多出身贫寒的儒生，客居长安，困顿窘迫，经常口出狂言，不避忌讳，想以此耸动视听，博取功名。大将军当年最鄙视这些人。如今陛下却喜欢和这些儒生谈论，无论何人都能擅自呈上奏章，议论时政，大多数是把矛头指向我们霍家。曾有人上书指斥我们霍氏兄弟骄慢放纵，被我压下来了。后来上书的人就越来越狡猾，全都上呈密封的奏书。皇帝每见有人上书，便命中书令尽数取走，根本不经过我，看来是越来越不信任我了。我听民间纷传，说什么霍氏毒杀了许皇后，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显知道，到了这种时候绝不能再隐瞒了，就把真相和盘托出。几个人闻言大惊失色，说：“原来确有其事，为何不早告诉我们？皇帝打击霍氏的原因正是在此。此事非同小可，搞不好就是杀头族诛，怎么办？”
　　四个人面面相觑。
　　一个鱼死网破的想法不约而同地浮现他们的脑海。
　　霍山的舅舅李竟有个好友叫张赦，看到霍氏族人终日惶惶不安，就向李竟献计说：“现在是丞相和平恩侯（许广汉）掌权，可以让太夫人（显）去同上官太后商议，先把魏相和许广汉干掉，最后能够左右皇帝的，就只剩下上官太后了。”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竟和张赦的密语很快便被人告发。张赦被捕。皇帝把案子交给了廷尉审理，可随即又下诏命廷尉停止抓人。霍山等人极为恐慌，却又大惑不解。
　　关键时刻，皇帝为何忽然不追究了？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碍于上官太后的面子，皇帝可能想网开一面。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皇帝绝不会善罢甘休，与其等着被族诛，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霍山等人有一点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皇帝不可能既往不咎。可有一点他们错了。皇帝忽然不追究，绝不是碍于太后的面子，而是他自信已经对霍氏撒下了天罗地网，因此故意要迫使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好让他们谋反的罪名坐实。要不然仅凭张赦一人的证词，还不足以成为铲除整个霍氏集团的理由。
　　事后来看，皇帝此举纯粹是在引蛇出洞。
　　而霍山等人刚好钻进了皇帝设下的圈套。他们让霍氏诸女各自回去通知她们的丈夫，准备随时动手。而就在这一刻，有关部门逮捕了李竟，罪名当然是随便捏造的。李竟被迫供出了霍氏的相关内情。如此一来，距离皇帝刘询想得到的理由已经更进一步了。可刘询仍然引而不发，只下了一道诏书免除了霍山和霍云宫禁宿卫的职务。此举一来是防患于未然，二来是进一步迫使霍氏铤而走险。胸有成竹的皇帝准备到时候再后发制人、从容收网。
　　事实证明，整场事变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刘询手中。霍氏的意图和每一步行动他都了如指掌。可见，无论是霍山、霍云还是我的儿子霍禹，没有一个是皇帝刘询的对手。
　　李竟被捕后，霍山等人匆忙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想让上官太后设宴，宣召魏相和许广汉等人赴宴，再让范明友和邓广汉以太后的名义将魏、许等一帮皇帝近臣诛杀，趁此废掉宣帝，改立霍禹为帝。
　　计划貌似很周全，可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皇帝刘询的掌控之中。
　　未及行动，皇帝的禁卫军便已倾巢而出……
　　地节四年七月，霍山、霍云、范明友在家中自杀。我的妻子显、我的儿子霍禹、女婿邓广汉，还有我的女儿们、霍禹的同辈兄弟全部被捕。霍禹被腰斩，其他人全都被判死刑、弃市。在这场灭顶之灾中，同时被株连定罪遭到诛杀的共有数千个家庭……唯一幸免的是我的小女儿霍成君。同年八月初一，她被废除了皇后之位，移居上林苑的昭台宫。
　　在我死后仅仅两年，曾经权势熏天、显赫无比的霍氏集团一夕之间灰飞烟灭。
　　霍光的历史，至此才真正宣告终结。
　　
　　即便整个霍氏家族的终局命运极为惨痛，即便霍氏集团最终是以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被族诛，然而，无数后世史家还是毫不动摇地把我奉为人臣的楷模。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并不否认我是国之栋梁。
　　可霍氏最终的下场也足以表明，我霍光无疑是皇帝刘询眼中的一根芒刺。或迟或早，皇帝总要把它狠狠地连根拔掉。
　　实际上，刘询视我为芒刺的想法并不是他坐稳了皇帝宝座之后才有的，而是从登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伴随着他。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八月的一天，我陪同刚刚即位的皇帝刘询去参拜高庙。我们共乘一驾车辇。事后我听人说，皇帝跟我在一起感觉有如“芒刺在背”。其后当车骑将军张安世陪乘的时候，皇帝就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直到霍氏被诛灭后，长安坊间的百姓纷纷说：“功高震主者不会被容留，霍氏的灾难始于陪乘。”
　　霍氏的灾难真的始于陪乘吗？
　　不。自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刘彻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这一切便早已注定了。
　　这就是游戏规则。
　　如果你想成为栋梁，那你就别想避免芒刺的命运。
　　我不知道这种规则已经存在了多久，也不知道它将在何时终结。
　　我只知道——
　　我绝不是第一根栋梁。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根芒刺。
　　除非哪天人们厌倦了这种把戏，决定换一种规则来玩……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1:26:45

　　我永远不会忘记许多年前我父亲尔朱新兴带我去泅游“天池”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天池位于高耸入云的山巅之上。我和父亲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直到我感到自己几乎把一生要流的汗水都提前流尽了，父亲才对我说：到了。那一刻我满身疲惫。可是父亲的眼神告诉我，如果我愿意承受肉体的磨难，那我一定可以成为秀容这块土地上最坚韧最勇敢的少年。于是我昂起头颅，任猎猎天风凶猛地刮过我的衣襟和脸庞。那一刻，我看见自己站在辽阔的大地之上、站在人世的绝顶之上，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穹苍——那永远高高在上的无言而神秘的穹苍。
　　我相信天池的水是人间最清澈的水，因为我看见整片天空都在它的怀中荡漾。我跳进去的时候，冰凉的池水瞬间就把我吞没了。我忘乎所以地敞开身体，不知道自己是到了天池的池里，还是到了天池的天上。
　　那缥缈而清晰的萧鼓之声就是在那时候忽然落进父亲和我的耳中的。
　　我既好奇又懵懂。而父亲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愕然。
　　我很努力地聆听，想辨别萧鼓之声来自哪个方向。可是我一无所获。多年以后，我依然弄不清那恍若天籁的绝妙之音究竟真的是来自天上，还是来自于天池深处。
　　荣，你听。
　　我在听。
　　那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听到这个声音的人，就可以当上三公、位极人臣。荣，我已经老了，这声音是为你响起的。是的，肯定是为你响起的！荣，你要努力，你一生都要为之努力！
　　那一刻父亲脸上的愕然已经全部转化成了激动和期许。我被父亲的兴奋感染了。那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之情一下溶进了我的血液，并且伴随我的整整一生。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告诉自己——我是有使命的人。我相信，那个契胡族人的古老传说，还有那个美妙难言的萧鼓之声，一定是在天池守候了几百年，才等到了我的出现。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契胡族人的英雄，成为北魏王朝的英雄，甚至成为驰骋天下的英雄……
　　甚至直到此刻，直到皇帝的千牛刀突然刺进我胸膛的这一刻，我仍然对自己的信念毫不怀疑。
　　我只是感觉到了疼痛。
　　可疼痛击败不了我。
　　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怎样蔑视自己肉体的感受，从而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万物。
　　可糟糕的是，为什么我的意识也开始模糊了呢！？
　　既然我的肉体可以抵抗千牛刀，为什么我的意识就不能呢！？
　　皇帝开始摇晃。
　　我心里在笑。
　　整个天下也开始摇晃。
　　所以我纵声狂笑。
　　我是不会倒下的。自从我屹立于天池绝顶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之后，我就没有倒下过。
　　今天怎么就会例外呢！？
　　莫非一把千牛刀真的会改变这一切？
　　皇帝忽然消失了。
　　接着我看见了黑暗。
　　这一生中，我见过无数人的死亡，可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黑暗。
　　什么声音响了起来。
　　荣，你听……
　　我在听。
　　那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你说什么，父亲？
　　听到这个声音的人……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父亲？
　　荣，你要努力，你一生都要为之努力……
　　我是契胡族人。我的先人从前居住在尔朱川（今山西西北朱家川），因而以此为姓。我的祖辈们一直是部落的酋长。我的高祖父尔朱羽健在登国初年，率领一千七百名契胡武士追随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平定了晋阳和中山。皇帝封他为散骑常侍，并把我们居住的北秀容（今山西朔县西北）方圆三百里封为尔朱氏的世袭领地。我的祖父尔朱代勤也多次追随太武皇帝拓跋焘四处征伐，屡建战功，被封为立义将军，并被免除了一百年的赋税。到我父亲这一代，我们的家业已经无比丰饶，牛羊马驼漫山遍野，只能以山谷来估量，而不是以几头几只去计算。朝廷每有征战，我父亲便会捐献大量的马匹、物资和粮草。孝文皇帝元宏极为嘉许，拜其为右将军、光禄大夫。未久又加封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酋长。
　　从我懂事以来，我就为自己拥有如此显赫的家世和高贵的血统而骄傲不已。
　　同时我也知道，尔朱家族一定会在我的手里头变得更加强大和辉煌。
　　因为我是有使命的人。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的一生是在征战杀伐中度过的，人们都说我勇猛、凶悍，甚至还有点残忍。所以，你们很有可能把我想象成满脸横肉、面目狰狞之人。可你们错了。上苍不但赐予我高贵的出身，还赐给了我白皙的肤色和英俊的脸庞。当然，对于容貌的美丑我根本不在乎。我敢说，女人们对于我容貌的兴趣，要远远高于我对她们的兴趣。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世上的人们对容貌和肉体之类的东西会如此迷恋？并且总是那么容易沉溺于肉体和官能的享受？在我看来，肉体只不过是奴仆，惟有意志才是生命的主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坚强的意志是你活下去的唯一保障。如果你无法领会并掌握这一点，那就带上你薄弱的意志连同你那可怜的肉体，趁早从这个世界上滚蛋！
　　这就是我的生存哲学。
　　在我不算漫长的一生中，我将无数次用我的刀剑向人们表明这一观点，并且迫使他们要么臣服在我的脚下，要么横尸在我的面前——他们包括我手下的契胡武士，包括我战场上的对手，也包括朝堂上的三公九卿、六部百官，甚至包括——金銮殿上的皇帝。
　　
　　我一直认为，战争与杀伐是这个世界的常态，而所谓的和平只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两场战争之间的过渡和间歇。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除了北魏朝廷与南方的萧梁王朝之间长达十四年的拉锯战之外，国内相对而言还算太平。然而，在我成年之后，也就是在我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被朝廷任命为游击将军之后，我发现和平的假象正在褪去，而金戈铁马之声已经隐隐可闻。
　　应该说，对于战争的预感既是我的一种直觉，也是我的一种渴望。我讨厌宁静而庸庸碌碌的生活，渴望一身戎装呼啸沙场，与各种各样的对手展开意志的争锋和勇气的较量。
　　孝明帝正光年间，北方六镇爆发了全面叛乱。朝廷派遣大都督李崇北上征讨，被叛军所败。李崇退兵，六镇全陷。一时间，冀州、并州以北到秦陇以西，民变四起，如同野火燎原。与此同时，柔然王阿那环亦趁火打劫，大肆侵掠北部边境。
　　嗅着从四面八方纷涌而来的血腥气息，我知道，尔朱荣的时代来临了。
　　我广散家财、招募义勇，迫不及待地率领四千契胡勇士冲上了战场。
　　朝廷授予我冠军将军的职衔，让我隶属于大都督李崇北上御敌。我很快就在边境线上寻获了柔然军队的主力，和他们狠狠干了一仗。阿那环兵败而逃，我率部一路追击到大漠深处，直到把他们赶回老巢才凯旋而归。随后，我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接连平定了秀容郡乞扶莫于、南秀容万于乞真和并州素和婆崘嶮的叛乱。
　　我数战数捷，朝廷立刻擢升我为直阁将军。
　　可我知道，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此后短短数年，我又打了一连串胜仗，令朝野上下惊叹不已。在此，我很愿意向你们罗列一张我所获得的战绩单和晋职表。虽然这些战果看上去只是几行枯燥的文字，可我相信透过字里行间，你们还是能够想见我的汹涌快意与万丈豪情。
　　第一阶段战役，我消灭了瓜州的步落坚胡，肆州的刘阿如，还有沃阳的叱列步若；朝廷封我为安平县开国侯，赏食邑一千户；官拜通直散骑常侍。
　　第二阶段战役，敕勒人斛律洛阳与费也头起兵叛乱，互为欹角，来势汹汹。我轻而易举地击破斛律洛阳于深井，驱逐费也头至河西。朝廷擢升我为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并任北道都督；随后授武卫将军，不久又加使持节，授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进封爵位为博陵郡公，增加食邑五百户。
　　人们情不自禁地惊呼我为常胜将军。可是，从朝中那帮宿将元勋的眼神中，我还是看出了一丝困惑和一丝不屑。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容部落酋长。我的赫赫战功在他们看来，多半靠的是运气。
　　我在心里对他们发出冷笑。
　　他们愚蠢的脑袋理解不了我成功的奥秘。
　　我相信只要稍加解释，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赢得这么漂亮，而我的对手们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
　　因为他们是饥饿的暴民，而我是天生的战士。
　　他们为了填饱肚子而战，为了卑贱的生存而战；而我是为了无上的荣誉而战，为了上天的使命而战。
　　境界的高低最终决定了战场的胜败。
　　这很合理，也很公平。同时也说明——我并不是靠运气。
　　至于朝中的那帮老将，坚硬的铠甲同样掩盖不了他们脆弱的内心。因为他们也仅仅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战。对他们而言，战争只是他们博取名利地位的手段。可对我来说，战争几乎就是目的本身。我并不是想通过战争获得什么（当然我也并不排斥它给我带来的那些诸如名利地位之类的副产品），而是就在战争当中，获取我超乎寻常的享受、实现我与众不同的价值。
　　用自己绝大的意志毫不留情地摧毁所有软弱的意志及其它们所寄生的肉体，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进入某种颠狂之境、甚至是某种极乐之境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为我来临的。
　　我也为战争而存在。
　　所以，我会用接下来的生命最终向天下人表明——我不是什么常胜将军……
　　我是战神。
　　帝国的老家伙们看我不顺眼，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碰巧那个不识时务的肆州刺史尉庆宾就充当了这么一个冤大头。
　　那一年我行军经过肆州，军队需要休息和补充给养，我让士兵在城门下喊话，要求入城。没想到尉庆宾竟断然拒绝。我的怒火刚刚要升腾起来，可一转念我就乐了。
　　很好，这是让我杀鸡给猴看的一个机会，也是我扔向朝廷的一颗问路之石。
　　我毫不犹豫地向士兵下达了命令。我说：攻城。
　　我记得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手下那些勇猛的武士们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一瞬间，我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漫过了肆州城。
　　尉庆宾仓惶弃城而逃，最后在秀容被我的士兵抓获。
　　一个堂堂的肆州刺史、朝廷的封疆大吏忽然成了我尔朱荣的阶下囚，我很想知道朝廷对此作何感想。
　　可朝廷连屁都不敢放。
　　我笑了。当天我就把我的叔父尔朱羽生任命为新的肆州刺史。
　　朝廷仍旧保持沉默。
　　不惟如此，朝廷还加封我为镇北将军。
　　仿佛我占领的是一座敌城。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在其时的北魏帝国，已经没有什么是我尔朱荣的意志所不能转移的了。
　　
　　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又有鲜于修礼纠集北镇流民起兵于定州，大败朝廷的北道都督长孙稚，一时兵锋甚健。我当仁不让地上书朝廷，请求东征。朝廷当即加封我为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军事，进阶为大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至此，连我自己都闹不清自己头上到底有多少顶官帽。
　　不久鲜于修礼被其部下元洪业所杀，而元洪业旋即又被他自己的部将葛荣所杀。葛荣尽得鲜于修礼的部众后，又击败了另一支叛军，斩杀了首领杜洛周，吞并了他的部众。一时间声势浩大，号称有百万之众。
　　我不禁有些兴奋。
　　我发现，在战场上厮杀了这么些年，一个比较像样的对手终于出现了。
　　朝廷也意识到，放眼天下，足以对付葛荣的人，就只剩下我尔朱荣了。于是再次加封我为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进位为仪同三司。
　　我趁此时机北捍马邑，东扼井陉，并且大量招募义勇、扩充军队。我表面上的动机当然是为了对付葛荣，可我心里还有另一层动机，那就是——对付朝廷。
　　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我操纵整个北魏帝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我说过，跟我交锋的人都是些暴民。就算葛荣真的纠集了一百万人，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换句话说，葛荣只是一个匪首。而匪首不可能驾驭真正的豪杰。所以，当我和他交过几次手之后，他帐下的多名猛将便先后投奔到了我的麾下。
　　我相信其中两个人的名字你们并不陌生。
　　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正所谓英雄惜英雄。他们来到我身边不久，我便料定，假以时日，这两人必有一番造化。后来的历史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高欢和宇文泰把北魏一劈为二——高欢拥立十一岁的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挟持幼主迁都邺城，建立了东魏；宇文泰拥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魏；风雨飘摇的北魏王朝就此灭亡。东魏后来又变成了北齐，西魏变成了北周。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欢和宇文泰是这两个帝国实质上的开国皇帝。宇文泰所开创的西魏政制便是后来的北周政制、甚至是隋唐政制的基础和模本。
　　在他们两人中，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高欢。他是我生前最器重的一员爱将。
　　可也是他，在我身后诛灭了权倾一时的整个尔朱家族。
　　然而，即便我地下有知，我也并不恨他。
　　因为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获取存在的资格。在我死后，我的子弟们也同样要依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智慧来生存。倘若他们想侥幸凭借我的余威而存在，那他们活该被别人灭了。高欢的成功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任何人也不必有怨言。
　　我之所以赏识高欢，是因为他身上有两种常人少有的、而恰恰又与我相似的东西。一是不言自威的霸气，二是志在天下的野心。我是通过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出这两点的。有一次他跟着我经过马厩。我忽然指着里面一匹还未驯服的烈马，命令他去翦除马首上那些杂乱的鬃毛。高欢一言不发地走过去，直直地盯着马的眼睛看了一会儿，随后动手修剪马鬃。片刻之后，一头漂亮的马鬃剪出来了，一匹烈马也被他驯服了。这不禁使我大为诧异。别人修剪马鬃之前都要绑紧马的四肢，然后几个人合力按住马头才能把活干完，而他居然未加羁绊，一人搞定，而且整个过程中那匹烈马服服贴贴，既不踢他也不咬他，甚至没发出半点声响。
　　完事后高欢说，对付凶狠的人也要用这种办法。
　　我看着他的眼睛。
　　很快我就看见了那种和我如出一辙的不言自威的霸气。这种霸气足以震慑战场上的对手，当然也可以驯服一匹烈马。
　　那一天我摒退了左右，与高欢促膝长谈。我问他对天下大势有何看法。高欢说，听说明公有马十二谷，颜色不同、各自成群。请问明公，您养这么多马是为了什么？
　　我对他微笑：你说呢？
　　高欢说：而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奸佞擅权，朝纲废驰。以明公之雄武，乘时而奋发，诛讨郑俨、徐纥之罪以清君侧，霸业定可举鞭而成！
　　我纵声大笑。
　　那一天，我和他从午后一直谈到了深夜。从此，高欢进入了我的军事集团的决策层。
　　高欢说得没错，这些年来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就是胡太后、郑俨和徐纥。自从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诩被拥立为帝、胡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帝国政治便日趋糜烂。这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勃勃情欲的女人十几年来除了找情人、宠信佞臣和大兴佛事之外，几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眼见她的儿子孝明帝元诩年龄渐长，胡太后不但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箝制皇帝。一旦她发现有哪个大臣和皇帝走得近一点，便千方百计加以翦除。诸如不久之前，通直散骑常侍谷士恢多次受到皇帝召见，马上引起了胡太后的警觉。她屡屡暗示谷士恢，要将他外放为地方刺史。可谷士恢不为所动。胡太后随便捏造了一个罪名就把他杀了。不仅是朝臣，就连天子身边宠幸的道士也会不明不白地遭到太后的暗杀。总之，这个姓胡的女人想把她的儿子一辈子都当成一只中看不中用的金丝雀养着，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这样的一对母子迟早有一天会反目成仇。
　　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二月的一个早晨，一匹来自京师洛阳的快马风驰电掣地冲进了我的军营。
　　来人是天子的特使。他怀揣着一道皇帝给我的亲笔密诏。
　　皇帝决定对太后集团动手。
　　而他选择的人就是我。
　　皇帝是明智的。在其时的北魏帝国，有力量“清君侧”的人，除了我尔朱荣还能有谁！？
　　我即日派遣高欢为前锋，率领大军立刻开拔，目标洛阳。
　　可高欢的先头部队刚刚走到上党，皇帝的第二道诏书就到了。他命令大军暂缓前进。
　　我知道，这肯定是太后集团察觉到我的异动，向皇帝施加了压力。
　　怎么办？
　　向前走，我就可能一步跨进帝国的政治中枢，左右北魏天下的命运，用尔朱荣的佩剑书写历史；往回走，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在焦灼的思考中再度接到了朝廷传来的消息——
　　孝明皇帝驾崩了。
　　这一年他十九岁。
　　胡太后和郑俨、徐纥等人又拥立了临洮王的世子、年仅三岁的元钊为帝。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惊愕不已，同时又欣喜若狂。
　　很显然，愚蠢的胡太后和她身边那些丧心病狂的小人走了一步臭棋，他们自以为一不做二不休把皇帝干掉，我尔朱荣就会灰溜溜地带着军队撤回防区。
　　可他们错了。
　　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替我打开了一条权力之路，同时又送给了我一面正义之旗。
　　孝明皇帝在的时候，我如果执意把大军开进洛阳就是大逆不道之举，可现在，天子死得不明不白，天下人心惶惶，还有什么比我开赴洛阳更紧迫更正当的事呢！？还有什么比追查天子驾崩的真相、安定元室宗庙、匡扶北魏社稷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呢！？
　　我决定向京师进兵，铲除太后集团，另立年长之君。我把想法告诉了我的刎颈之交、并州刺史元天穆，因为我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元天穆听完后不假思索地说：“如果能这么做，就是伊尹、霍光重现于世！”
　　那我还等什么呢！？
　　我当即呈上奏书，向朝廷发出了愤怒的声讨：“惊闻皇帝抛弃了万方臣民，龙驭宾天，臣等悲痛呼号、伤心扼腕，五内俱焚、肝肠寸断！当今天下人心浮动，众口一辞，都说天子是死于鸩毒。臣等外闻传言，内心揣测，上月二十五日圣体犹然安康，二十六日忽然去世，此事实在令人困惑。况且天子有疾，侍臣应不离左右；宗室贵戚、大臣御医，都要探望病情；当面聆听圣旨，亲自接受顾命。岂能病危之际御医都未召来，驾崩之时身边竟无一人？欲使天下之人不感到惊愕、四海之民不为之气丧，如何可能！？而今宗庙遭到亵渎，朝野之望尽失；百姓危于累卵，社稷毁于一旦！竟然还挑选婴儿为帝，致使奸竖当朝、贼臣乱纪，擅权揽政、败坏朝纲！这不啻于蒙眼捕雀、掩耳盗铃。如今天下战火纷飞、烽烟弥漫，即便先帝统御海内，犹不能止息；何况不会说话之婴儿，岂能安定天下！？若有此事，臣所未闻。恳请朝廷，鉴于臣之赤胆忠心，允许臣前往朝廷，参预朝政，查访皇帝驾崩之尤，将郑、徐等人绳之以法！重新推举德高望重之人继承国祚，则四海更生、百姓幸甚！”
　　发出这番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宣言之后，我即刻向大军发布命令：开拔！
　　目标不变，还是洛阳。
　　
　　就在我率领军队日夜兼程奔赴洛阳的同时，我悄悄派遣了我的侄儿尔朱天光、亲信奚毅、王相等人骑上快马先行进入洛阳，与我的堂弟、担任直阁将军的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废立大计，并告知长乐王元子攸——我准备拥立他当皇帝。
　　胡太后听到我向洛阳进军的消息后，立刻召集所有王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宗室大臣们历来看不惯太后的所作所为，所以一律保持沉默。只有太后宠臣徐纥站出来说：“尔朱荣一个小小胡人，胆敢举兵进犯京师，朝廷禁卫足以制之，只须扼守险要，便可以逸待劳。而他们行军千里，士马疲弊，必然会被击败。”
　　太后急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部出城迎战，同时命别将郑季明、郑先护率兵防守河桥，命武卫将军费穆屯驻黄河渡口小平津。
　　朝廷摆出了与我决一死战的架式。
　　我不禁哑然失笑。暂且不说这几个将军无人愿意和我交手，就算他们真的要与我为敌，又有谁是我的对手！？
　　孝昌三年四月初，我的军队抵达河内。四月初九，我派遣王相再度潜入洛阳，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出城。初十，元子攸和他的兄长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一起渡过黄河，与我在河阳会合，将士们齐声高呼万岁。十一日，我在河阳操办了一场隆重的登基大典。元子攸即皇帝位，是为孝庄帝；封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而我则成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千牛备身，封太原王。
　　至此，北魏帝国已经完全落入我的股掌之中。
　　那一刻我面朝洛阳，心花怒放。
　　连天子都是我一手拥立的，整个北魏天下还有什么是我办不到的！？
　　只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短短三年之后，我竟然会命丧元子攸之手——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年轻天子，亲手终结了我的使命、我的梦想、还有我未竟的英雄之路。
　　当然，孝昌三年四月十一日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元子攸和我都不知道我们终将走到你死我亡的那一步。年轻的天子在阳光下笑得极其灿烂。他望着我，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感恩戴德之情。我报之以淡淡的微笑。
　　那一刻我在心里说，现在你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为北魏帝国的天子，可你也不要忘了——
　　你也是我的金丝雀。
　　我就这样带着新任的天子浩浩荡荡地把军队开过了黄河。扼守小平津的武卫将军费穆率先向我投诚，郑季明和郑先护忙不迭地为我打开了洛阳的城门，大都督李神轨还没看见我的军队就掉头而逃。
　　十一日夜，扬言可以轻易把我击败的徐纥偷了几匹御马仓惶出宫，亡命兖州。郑俨也逃回了老家。剩下一个胡太后在昏暗飘摇的烛光中剪落了她的一头黑发，然后命令后宫的所有嫔妃宫女跟随她出家。
　　十二日，朝廷的文武百官全部到河桥来迎接，向我和元子攸奉上了天子玺绶。
　　十三日，我命令骑兵逮捕了胡太后和小皇帝元钊。
　　胡太后来见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付素面朝天的僧尼之相。可这丝毫没有减损她的姿色。我相信即便此刻，一般的男人看见她仍然会心旌摇荡。
　　可我尔朱容不会。
　　胡太后极力向我表现出女人特有的娇弱和温存，希望打动我的恻隐之心，让我放她一条生路。
　　我自始至终不发一言。等她说累了，我站起来拂袖而去。
　　不用回头，我也能看见她眼中的愤恨与绝望。
　　佛法不是说，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吗？你胡太后一生崇佛，到头来居然认为可以把毒杀皇帝的罪责一笔勾销，就像你剪落满头青丝一样容易吗！？你前后二次临朝，总揽朝政十三年，最终搞得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你真以为可以抹掉这一切，了无牵挂地遁入空门吗！？
　　你错了。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你所崇信的佛法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同时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所以，为了含冤而死的孝明帝元诩，为了饱受荼毒的天下百姓——当然，同时也为了根除我政治上的对手和隐患——我必须执行这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果律。
　　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我把胡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一起扔进了黄河。
　　就让浊浪滔天的黄河水，去洗刷她满身的罪孽和情欲吧！
　　
　　扶立了新天子，翦除了太后和徐、郑等人，我此番洛阳之行的使命似乎可以算完成了。
　　可当文武百官跪伏在元子攸面前异口同声地向他拜贺时，我默默注视着他们，脑中却闪过一些念头。
　　只有一个人捕捉到了我若有所思的目光。
　　那就是刚刚投靠我的武卫将军费穆。他悄悄走到我身边，附在我耳旁说了几句话。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很敏锐。
　　他说：“明公此番进京，兵马不过万人，却能长驱直入、不战而胜，我担心朝野不服。以京师兵马之众、文武百官之盛、人人所怀轻慢之心，若不诛罚立威、更树亲党，恐怕明公北还之日，便是朝廷变乱之时！”
　　费穆说的正是我心里所想的。
　　我是凭借战乱从地方崛起的军事集团，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中毫无根基。朝廷的衮衮诸公历来把我视为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他们既希望依靠我的军事力量铲平四方叛乱，又害怕我以武力干预中央朝政。而今，他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可他们却对我无可奈何。所以，就像费穆所说的，我前脚一走，他们后脚必定另行废立，或者千方百计推翻我所做的一切。因此，在回晋阳之前，我必须先做一件事——
　　那就是对洛阳的政治中枢来一场大清洗，同时在朝中建立我自己的势力和代言人。
　　
　　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也注定是一个飘荡着血腥之气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我要洗牌。
　　历史后来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命名为“河阴之变”。我记得，那天的阳光直射大地，仿佛一万支携带着火焰的利箭。时节才近初夏，可提前到来的巨大炎热却狠狠烘烤着这个世界——这个潮湿了整整一春的散发着霉味的世界。
　　柔软的土地和所有柔软的事物从此都将变得坚硬。而我喜欢坚硬。
　　那天我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命令——祭天。我让皇帝元子攸沿着黄河西岸前往淘渚行宫，又命所有王公大臣全部离开洛阳，来到行宫西北面的高地上参加祭天大典。百官集合完毕后，我策马跃上一座高台，环视着这群昔日里不可一世的帝国大员。
　　他们用形形色色的目光与我对视。
　　我冷笑着把目光从他们表情复杂的脸上移开。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我看见我的骑兵们正依照计划迅速散开，又缓缓合拢，把两千余名朝臣全部锁定在包围圈中，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随着咆哮的黄河一同响起：
　　天下丧乱，先帝暴崩，皆因尔等骄奢淫逸、为虎作伥！尔等身为辅弼大臣，不思匡扶社稷，不尽人臣之责，有何脸面苟活于世！？
　　随着我高高扬起的马鞭和话音一齐落下，我看见数千把刀剑同时挥起，在炽热的阳光下发出令人兴奋的森寒而耀眼的光芒。
　　光芒呼啸着飞进黑压压的人群中。
　　然后便有无数道鲜艳的血光在我眼前此起彼伏地飞溅和绽放……
　　两千多人在一瞬间爆发出的惨叫声肯定能够响彻云霄。
　　可是我没有听见。
　　我只听见自己的血液在体内翻腾奔突所发出的巨响。
　　这是我一生中最富于激情的巅峰时刻。
　　我看见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容痛苦地扭曲着——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在为父守孝的前黄门侍郎王遵业兄弟——所有人的脸上都呈现出相同的恐惧、困惑和绝望。
　　随着这些骄矜贪婪而又软弱无力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相信北魏帝国必将获得拯救，必将重新拥有清洁的精神和强悍的生命。
　　
　　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南北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阴之变”。后世史家根据这场流血事变无数次地对我进行道德上的攻讦。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我残暴和血腥，说我不懂政治，只会用简单的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
　　其实，把问题简单化的不是我，而是这些后世的文人。他们只看见我在铲除异己、杀戮立威，可他们根本看不见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强大动因——那就是对由来已久的鲜卑“汉化”之恶果的深刻反省和拨乱反正。自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以来，魏朝贵族宗室、王公大臣们的生活日趋奢靡，而鲜卑民族的尚武精神日渐消亡。在我看来，孝文帝的所有汉化举措，无论是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婚名族，还是禁归葬、改制度、倡文学等等，显然都是弊大于利。那些文人们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制度和文化的进步，是从野蛮走向文明，可我认为这是在断送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从辉煌走向没落。这十几年来帝国的种种乱相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清除数十年来的积习与积弊，重振鲜卑民族和北魏帝国的昔日雄风，正是我尔朱荣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从洛阳的这帮王公大臣身上开刀。只有施展这样的雷霆手段，才能一扫贵族们的堕落、萎靡、软弱、颓废之风，让鲜卑民族重新焕发出质朴、清洁、骁勇和强悍的精神。
　　当然，如果你们因此而指责我残忍，我无话可说。可假如你们认为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一己之私，那我绝不敢苟同。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那一天我可能真的是兴奋过头了——我甚至想杀掉刚刚被我拥立的孝庄帝元子攸，自己当一回皇帝……
　　那天有一百多个朝臣姗姗来迟。当他们蓦然发现遍地的鲜血和尸骸时，还没来得及掉头，就被我的骑兵团团围住。我对他们说：“有能作禅位诏书者，可免一死。”侍御史赵元战战兢兢地表示他愿意草拟禅文。于是我命令士兵们齐声高喊：“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然后又让他们山呼万岁。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忘乎所以了。
　　而事态的发展也在一步步背离我的初衷。
　　我派遣士兵冲进行宫，不由分说就砍杀了无上王元劭和始平王元子正，然后把皇帝元子攸劫持到了我的军营中。元子攸悲愤难当，派人来对我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敌，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投奔将军，只求保全性命，岂敢妄希天位！乃是将军逼迫，以至于此。若天命归于将军，将军就应即位称尊；若推而不居，仍思保有魏朝社稷，亦当另选贤能而辅之。”
　　当时高欢力劝我称帝，左右众人也同声附和。只有部将贺拔岳劝阻我说：“将军首举义兵，本意乃诛除奸逆，而今大勋未立，突然有此谋划，恐怕只能召来祸害，不见得是好事。”我左右为难、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让上天来裁决，以我的形相铸造金像。若成，则称帝；若不成，则作罢。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前后共铸造了四次，没有一次成功。我不甘心，又命擅长占卜的功曹参军刘灵助卜卦，可结果是天时和人事皆不合。我说：“如果我不吉，就让天穆来当天子。”
　　当时我想，并州刺史元天穆是我的挚友，毕竟比元子攸更值得让我信任。可刘灵助却说：“元天穆也不吉，惟独长乐王（元子攸）有天命而已。”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恍惚。
　　我历来笃信天命。四次铸像和多次卜卦的结果让我非常沮丧。我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很可能是在逆天而行。我喃喃地说：“犯下如此过错，真该一死以谢朝廷。” 贺拔岳说，应该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急忙劝阻，说如今四方多事，正是需要武将之时，应免其一死，以观效尤。我也觉得这一天的血流得够多了。
　　是该适可而止了。
　　当天夜里，我的军营里人心惶惶。士兵们因为屠杀了太多朝臣，都不敢进入洛阳，纷纷劝我迁都北地。我亦有此意。不过我倒不是担心进入洛阳会遭到报复，而是考虑到把都城迁回北地有利于重振士民的粗犷勇戾之风。可我帐下的武卫将军泛礼却极力反对。我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想法。
　　四月十四日，我终于拥护皇帝元子攸进入了洛阳皇宫。元子攸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我手下的将校一律加官五阶，朝中文官加二阶，武官加三阶；百姓免除租役三年。可此时百官已死亡殆尽，侥幸未死的人都吓得不敢露面，偌大的朝堂上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跪在阙下拜受敕命。此情此景，连我都觉得有些悲凉。我不禁为昨日的流血事件隐约生出了一丝愧悔。
　　此时的洛阳城内，行政机构完全瘫痪，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坊间纷纷传言我将要纵兵大掠，然后迁都晋阳。于是无论是富豪缙绅还是贫穷人家，全都抛弃宅第，争先恐后地逃亡。洛阳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留下来的人十分不及一二。
　　士民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我不是东汉的董卓。我的所作所为虽然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可我的心灵并未纯然被私欲所占据，无论如何，我心里仍然装着家国社稷。
　　为了安定人心并恢复秩序，我即刻上书皇帝，说：“臣世代蒙恩，封藩重位，多年征战，奉忠王室，志存效死！只因太后淫乱，先帝暴崩，遂率义兵，扶立社稷。陛下登阼之始，人心未安；大兵交接之际，号令不一。致使诸王公大臣罹难者甚众，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抵偿万一！请陛下追赠亡者，以稍尽臣责。请追赠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死于河阴之人，王赠三司，三品官赠令、仆，五品官赠刺史，七品以下没有官职的赠予郡镇；死者若无后代则听凭过继，并授予爵位。另请派遣使者于京城各坊间巡行慰问，以安抚人心。”
　　诏书下达，朝臣们才陆续回到朝廷，人心略为安定。此时我并未放弃迁都的打算，便在朝会上提了出来。皇帝面露难色，可不敢表示反对。只有都官尚书元谌力争，坚持认为不可行。我脸色一沉，说：“此事与你何干？竟敢执意反对？河阴之事，难道你不知道吗！？”
　　没想到元谌是个硬汉。他当着皇帝和大臣们的面，盯着我说：“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商议，何必拿河阴的惨酷之事来恐吓谌！？谌乃国家宗室，位在常伯，活着既然无益，死了又有何损失！？即使今天碎首流肠，我亦无惧！”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众人恐惧的目光在他和我的脸上来回逡巡，料定元谌此次必死无疑。按说像他这样公然顶撞我，肯定难逃一死，可那天我忽然有点欣赏他的气节。我发现他身上仍然具有鲜卑人的勇气和血性。在其时的北魏帝国，这种人已经不多见了。所以，我不忍心杀他。加之尔朱世隆一再劝谏，我才放过了他。
　　迁都计划屡次搁浅，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估计元谌的意见肯定代表了绝大多数朝臣的心声。朝廷南迁三十余年来，一再倾注大量心血和财力经营洛阳，而今有几个人愿意放弃它的繁华富庶，重新回到那偏僻荒凉的北地呢！？如果我一意孤行，很可能导致第二次“河阴之变”。思虑再三，我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但前提是我必须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换句话说，即便不能迁都，我也必须遥控。
　　
　　五月初一，朝廷加封我为北道大行台。我进入明光殿向皇帝拜谢，同时就“河阴事件”再次向皇帝表示歉意，发誓从此再无二心。元子攸匆忙离开御座，亲手把我扶起，也向我发誓说对我根本没有疑心。
　　如果说我的誓言只有一分是真的，那皇帝元子攸的誓言则纯粹是假的。
　　因为当天晚上元子攸差一点就把我做了。
　　那天在金銮殿上我和他信誓旦旦地互表诚意之后，为了缓和我们多日来的紧张关系，我提议饮酒助兴，皇帝欣然赞同。我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最后一头歪倒在酒案上。等我迷迷糊糊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四周一片黑暗和死寂。
　　这是哪里？我怎么了？
　　我一下子翻身坐起，酒全醒了。直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才约摸看出自己躺在中常侍省空旷的殿堂内——偌大的殿堂中央孤零零地摆着这张小床，而床上躺着我。
　　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皇帝为什么会让我以这副模样躺在这里！？
　　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这么枯坐着捱到了天明。
　　第二天我终于知道了答案——
　　我醉倒后，皇帝元子攸就决定把我杀了。左右苦苦劝谏，对他晓以利害，他才悻悻作罢。可他不甘心，就特意命人用一张小床把我抬到了中常侍省的殿堂上，目的在于向我暗示——无论你如何神勇，可总有某些时候，你也得任人摆布、甚至生死操于人手！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同时我也发出了一声冷笑。
　　皇帝这么做，除了泄一时之愤、彻底破坏我和他之间残存的信任之外，对谁都没有半点好处。
　　就凭他，居然也想摆布我！？
　　很快我就会让他知道——到底是谁在摆布谁！
　　我的女儿原本是孝明帝元诩的嫔妃，元诩一崩，我的女儿就成了千百个后宫寡妇中的一员。
　　我当然不会让她落入这种境地。因为她是尔朱荣的女儿。
　　我不但要让他再度嫁给天子，而且，我还要让她母仪天下、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后。
　　我把这个意思跟皇帝元子攸说了。天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支吾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笑着告诉他，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候他的答复。
　　事后我听说元子攸对此大为恼怒。他认为把先帝之妃许配给他当皇后，不但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是对他的公然侮辱。可黄门侍郎祖莹却一再跟他说：“有些事虽然违背常道，可是合于权宜，陛下您不能再犹豫了，不答应也得答应。”
　　祖莹是对的。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其时北魏帝国的时务，就是一切以我尔朱荣的意志为转移。
　　元子攸被迫点头。
　　我放声大笑。第二天我就为女儿操办了一场盛大的册封大典。
　　典礼上，我看见年轻的天子在接受群臣拜贺时，一直在强颜欢笑，而且自始至终都躲避着我的目光。
　　我笑了。
　　小子，走着瞧吧，我摆布你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1:37:45

　　五月初五，我启程回晋阳。皇帝在邙阴为我饯行。我最后向南遥望了一眼洛阳，心情和这盛夏的阳光一样火热和亮丽。
　　临行前，我已经安排元天穆进入洛阳，担任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朝堂上其他重要的职务，也全部由我的心腹担任。
　　虽然我人归晋阳，与洛阳远隔千里，可整个朝廷都已经成为我手中的一只提线木偶。
　　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回到晋阳，然后游刃有余地——
　　遥控洛阳。
　　
　　六月，葛荣的叛军日益猖獗，四出劫掠，并且兵锋向南，有逼近京师之势。与此同时，前幽州平北府主簿邢杲又纠集河北的十几万户流民在青州造反，自称汉王，改元天统。一时间朝野震恐。七月初十，皇帝下诏，加封我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诏书充斥着对我的赞美之辞，书中称：“太原王尔朱荣拥朕登基、君临天下，其勋胜过伊尹、霍光，其功等同皇天后土，王朝没有颠覆，全仰赖他一人！”
　　我很高兴。
　　虽然我知道这不是皇帝的真心话，但我还是感到高兴。
　　八月，葛荣率领他所谓的百万大军猛攻邺城，其前锋已侵入汲郡，所到之处，烧杀劫掠，至为惨酷。
　　我知道，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
　　九月，我上书朝廷，请求讨伐葛荣。我让侄儿尔朱天光留守晋阳，随后亲率一支精锐骑兵，命侯景为前锋，每人两匹马，轮流驱驰，以数倍于平日的行军速度昼夜疾驰，兵锋直指围攻邺城的葛荣。
　　当朝廷听说我所率领的骑兵数量时，顿时一片哗然，认为我绝无取胜之理。
　　我的士兵只有七千人。
　　而葛荣号称百万，打个对折也有五十万，再打个对折也有二十五万，仍然数十倍于我。无怪乎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们瞠目结舌。
　　我的心腹们替我捏着一把汗。
　　而其他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看我头上那“常胜将军”的光芒黯然陨落。
　　可我说过，我不是常胜将军。
　　我是战神。
　　我就是喜欢打那种在常人看来绝对不可能取胜的仗。
　　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数量对比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士气。
　　当然，其次还有战术。
　　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可我在战术上却极为重视敌人。
　　很快你们就会看见我是如何打赢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的。
　　葛荣探知我的兵力后，狂笑着对他的部下说：“尔朱荣太容易对付了，你们都给我准备好长绳子，到时候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绑了！”他停止了对邺城的进攻，命令数十万军队在邺城以北展开，呈簸箕状向北推进，战阵东西绵延达数十里。
　　我率部抵达战场后，立刻让士兵们埋伏在山谷中，命将官三人一处，领兵数百，分头在山谷中到处奔驰，扬起漫天灰尘，同时击鼓呐喊。
　　我知道此刻的葛荣肯定满腹狐疑。他一定以为情报有误，而我的兵力绝对不止七千人。
　　制造完假象后，我发给每个士兵一根大棒。我告诉他们，由于敌众我寡，所以这一战的关键不在于歼灭敌人，更不在斩敌首级，而是要从各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插入敌阵，直捣中军，擒获葛荣。只要匪首被擒，余众自会不战而降。我一再告诫士兵们，之所以给他们棒子，就是要让他们充分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以击倒敌人、撕开缺口、生擒葛荣为要务，绝不能为了斩敌首级而恋战。
　　总而言之，我的战术意图是：在绝大多数敌众还没有接触我军、还未真正投入战斗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战斗结束掉，让敌人的数量优势完全丧失。
　　士兵们领会我的战术之后，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我一声令下，七千骑兵从各个方向像无数把尖刀直插敌阵。我看见我的奇特战术立刻产生了效果。骑兵们的大棒每过一处，敌众就倒下一片。敌军阵脚顷刻大乱。
　　我注意到已经有几路骑兵渐渐逼近葛荣的帅旗。为了防止葛荣脱逃，我亲率一队绕到敌军背后，从后方发起攻击。当我挥舞大棒冲入敌阵时，我发现敌人像船舷两侧的波浪一样被我左右劈开。有的是被我击倒，有的是被我吓退，更多的则是被他们自己趔趄的人墙压倒。
　　片刻之后，我看见不远处那面高高飘扬的“葛”字帅旗就颓然仆倒了。
　　
　　不出我所料，葛荣一被俘，敌众全部投降。很多人还没和我的人交上手，战斗就结束了。
　　我说过，人多没用。关键是士气和战术。
　　因为叛军人数太多，不易控制，我就下令就地遣散。随他们高兴，爱跟谁搭伙就跟随搭伙，爱往哪走就往哪走，我一律不加干涉。降众们欢天喜地，数十万人一天之间散得一干二净。而对那些有才能的将校，我则加以收编、量才录用，让他们各安其职。
　　最后，我派人用槛车把葛荣押到了洛阳。
　　战前，朝廷已经料定我不能取胜，让元天穆率领军队驻扎在朝歌南边，还准备派出将军穆超、杨椿，可他们尚未出发，捷报便已传回洛阳。
　　皇帝大喜，当即大赦天下，改元永安。
　　一支人多势众、凶猛猖獗的叛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我剿灭了。朝野上下无不对我心悦诚服。
　　永安元年（公元528年）九月二十七，皇帝下诏，毫不吝啬他的誉美之辞。诏书称：“尔朱荣功格天地，必须给予最尊崇的爵位；道济苍生，应该褒赏最盛大的名分。高天之柱催折，他能抗御；大地之维断绝，他能振起！进则匡扶衰颓的国运，出则剿灭凶顽的强敌，使积年之迷雾倏忽荡涤，数载之尘埃一朝洁净。观其业绩与功勋，古今再无第二人。应该任命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增加食邑一万户，与前共计三万户，其他官职如故。”
　　同日，我的两个儿子尔朱文殊和尔朱文畅一起进爵为平昌王和昌乐王。
　　十月初三，葛荣在洛阳的闹市被斩首。
　　十月十二，我的侄儿尔朱菩提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月十三，与上一道诏书相隔不过半月，皇帝元子攸再度颁诏，把他自己以及朝堂上的硕学鸿儒们所能想到的阿谀谄媚之词全都用上了。我很愿意撮其精要，将它收录于此。因为古往今来，能够让皇帝这么拼命赞美的臣子委实不多。
　　所以，我很想让你们和我一起分享这份殊荣——“大丞相、太原王尔朱荣，道义如镜照耀海内，德性之光放射域外；神机能昭明过去，妙思可预知未来；大义可追先辈勋臣，忠心可当昔日烈士！……杀戮的敌兵比长平之战还多，缴获的武器堆积得高过熊耳山。秦、晋之贼闻声而丧胆，齐、莒之贼侧听而屏息。中兴之业，从此再隆；太平之基，自是更始。即使伊尹、霍光的辅翼之功，齐桓、晋文的赞襄之业，亦难以比拟其崇高功勋，无法追踪其超迈足迹。普天充盈了他的道，率土沾溉了他的仁；亘古以来，罕有其匹。如果不赐给他广大的山河，拓宽他封国的土地，何以表其大义之崇高！？何以标其盛德之广远！？”
　　最后，皇帝再度赐给我食邑七万户，与前共计十万户，并且让我进位为太师。
　　皇帝这回出手之阔绰让许多人眼红心跳。
　　可元子攸心里很清楚，这是他应该给我的。
　　而我也知道，这是我应得的。
　　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我在战场上遇到了一生中真正的对手——陈庆之。
　　据说他也是战神般的人物——南方萧梁王朝的战神。
　　所以，我们的相遇必然是上苍注定。
　　而我们的交手也注定要成为经典。
　　我相信，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
　　在我们交手之前你若是问我，今日天下谁是英雄！？
　　我只能告诉你——
　　天晓得。
　　
　　建义初年，北海王元颢逃亡梁朝。梁武帝萧衍决定采用“以魏制魏”的战略，封其为魏主，并资以兵马，让他攻击北魏。萧衍老儿打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元颢入主洛阳，北魏就成了萧梁的藩属国；而他便能不战而胜，以最小的代价鲸吞天下。
　　元颢随后便不断率兵入境骚扰，与齐地的邢杲叛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魏朝军队。朝廷认为元颢势单力孤，不足为虑，命元天穆率军东征，先讨平邢杲，再回师对付元颢。
　　此举正中萧衍下怀。他当即派遣陈庆之协同元颢，趁北魏空虚再度入侵，一战就拿下了边境的荥城。
　　无独有偶。跟我一年前剿灭葛荣一样，陈庆之这次率领的梁军也只有区区七千人。
　　攻克荥城后，陈庆之与元颢又直扑梁国（城池名），北魏守将丘大千领七万之众，分筑九座堡垒进行抵御。可陈庆之一天之间就连克三座，丘大千怯战，率部投降。元颢迫不及待地登基称帝，改元孝基。随后，陈庆之又进攻考城。守将是济阴王元晖业，他手上有三万名精锐羽林兵。可这仍然没有挡住陈庆之。未久考城陷落，元晖业被俘。
　　数日之间，只有七千人的陈庆之竟然连下三城，令朝廷大为震惊。
　　永安二年五月初六，朝廷急命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镇守崿岅。随后，业已平定邢杲的元天穆又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领三十万大军赶来增援。
　　北魏军队在陈庆之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没有人相信陈庆之会赢。
　　首先他自己的七千士兵就不敢相信。
　　他们睁着惊恐的双眼望着他们的主帅，渴望听他从嘴里吐出一个字：撤。
　　然而没有。
　　大敌当前，陈庆之却气定神闲，悠然自得地解鞍喂马。他不紧不慢地对士兵们说：“我们攻入北魏以来，一路屠城掠地。各位杀了人家的父兄，掳掠人家的子女，元天穆和他的部下都视我们为寇仇。我军才七千人，敌众三十多万，今日一战，只有抱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生存。敌方骑兵众多，不能与他们野战，应该在他们大军集结之前，急攻其城而据之。诸位不要再狐疑犹豫了，那样只能被宰割。”
　　陈庆之一声令下，那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士兵们开始埋头猛攻荥阳。五月二十二日，陈庆之仅以伤亡五百多人的微小代价攻陷荥阳，生擒东南道大都督杨昱。
　　同日，元天穆与尔朱吐没儿的三十万大军迅速兵临荥阳城下，对其展开反攻。
　　陈庆之亲率三千精锐骑兵背城而战。
　　三千对三十万。相差一百倍。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元天穆与尔朱吐没儿的三十万大军被打得大败而逃。
　　我早就说过了，兵力不重要，士气和战术才重要。
　　我相信荥阳城下这一战的经典程度，绝不亚于我与葛荣的邺北之战。可惜我没有亲临战场。就算我能够想象出三千白袍勇士的冲天士气，我也不知道陈庆之究竟用了什么战术。
　　据说陈庆之的士兵打仗时一律在铠甲外罩上一件飘逸的白袍。
　　这一点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我想象着陈庆之的数千名白袍骑士在战场上跃马挥刀的身姿，内心就会滚过一阵莫名的颤栗。
　　人们传言陈庆之的白袍军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就像一大片飞驰的白云，又恍若从天而降的神兵。
　　我相信，这样的传言并非过誉之辞。
　　白袍军的另类装束使得他们根本不像是在杀人和打战。
　　从南方到北地，他们仿佛只是在进行一场又一场姿态绝美的奔跑。
　　然而就在你惊愕恍惚的瞬间，你的首级已经落地，城池已被摧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陈庆之的战术。
　　可我知道，那一袭袭飘逸乘风的白袍所代表的，绝不是圣洁和美丽，而是冷酷和杀机。
　　陈庆之击败元天穆的大军后，又一鼓作气进攻虎牢。我的堂弟尔朱世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见势不妙，立刻弃城而逃。陈庆之进占虎牢，俘获了魏朝的东中郎将辛纂。
　　前线接连失利，皇帝元子攸带领二三随从仓惶逃离洛阳，于五月二十四日到达河内。
　　形势急转直下，天下人都认为大势已去。
　　五月二十五日，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等人封闭洛阳府库，打开城门，率领文武百官将元颢迎入京师，改元建武，大赦天下。陈庆之被任命为侍中、车骑大将军。
　　短短一个多月，陈庆之率领他的七千白袍军从梁朝的铚县一路杀到北魏的洛阳，大小四十七战，连下三十二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缔造了一个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战争神话。
　　这个神话之所以能够诞生，固然是因为陈庆之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有一点你们不要忘记——这一路走来，陈庆之还没遇到我！
　　当我在晋阳接到前方传来的这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报时，我笑了。
　　老天爷真公平。
　　它给了萧梁王朝一个陈庆之，就给了北魏王朝一个尔朱荣。
　　而陈庆之的神话注定要被尔朱荣终结。
　　对此我毫不怀疑。
　　
　　五月底，河内失守，皇帝元子攸再度逃到上党郡的长子县。
　　黄河以南的绝大多数州郡都先后归附元颢的傀儡政权。
　　北魏帝国分崩离析。
　　我知道，我尔朱荣力挽狂澜的时候到了。
　　六月初，我把晋阳的军务交给尔朱天光，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到长子县的行宫觐见了皇帝。与此同时，我向各地的部属发布了勤王令。十日之内，反攻洛阳所需的士兵、武器、粮草、装备陆续到位。随后，我拥着皇帝挥师南下，与元天穆会师，随后进攻河内。
　　六月二十二日，我攻下河内，斩杀了都督宗正珍孙和太守元袭。
　　七月，我的军队逼近洛阳，与元颢和陈庆之在黄河两岸对峙。
　　我发起进攻，在三天内十一次抢渡黄河，却都被陈庆之击退。我看见无数将士的尸体被滚滚的黄河水裹挟而去，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沮丧。
　　渡河的船只都已损毁殆尽，而我却不得越天堑一步。我不得不考虑暂行北撤，再作打算。黄门郎杨侃和中书舍人高道穆极力劝阻，认为撤兵会让天下人失望，并且建议就地向百姓征收木材，编造木筏。而我一贯信任的刘灵助占卜后也说：“不超过十天，河南必定可以平定！”
　　我历来相信天命。
　　刘灵助的话让我重新树立了信心。
　　我对自己说，上天一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七月十九，我命令车骑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赶造木筏，从马渚西边的硖石夜渡黄河。对岸的守军是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当他还在寝帐中鼾睡的时候，我的士兵趁着夜色的掩护向他的军营发起突袭。元冠受仓猝应战，兵败被俘。随后我的大军全部进抵南岸。安丰王元延明的部众听到我已渡河的消息，当即哗然溃散。惊恐万状的元颢闻讯，连夜带着数百骑向南奔逃。而陈庆之也意识到，没有了黄河天险的阻隔，单凭他的数千人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于是集合部队结阵而退。
　　我亲率一支轻骑兵一路猛追陈庆之。曾经被陈庆之占据的沿途各城望风而降，全部被我收复。
　　也许真的是上天助我。当我追至嵩高河的时候，陈庆之的军队正在渡河。眼看他们即将登岸扬长而去，突然间河水暴涨。我策马立于北岸的一面高坡上，看见那些天纵神勇、曾经所向无敌的白袍勇士们在汹涌澎湃的河水中无望地挣扎哭号。
　　我的嘴角泛起一缕笑意。
　　当最后一袭白袍被浊浪吞没，我听见自己的笑声长久地响彻在天地之间。
　　
　　事后我听说，萧梁王朝的赫赫战神陈庆之侥幸拣了一条命，爬上岸后剔掉须发，化装成和尚，然后独自步行，抄小路逃回了建康。
　　好些日子以后我仍然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他身上那袭飘逸无瑕的白袍后来变成了什么模样？
　　最后又被他丢弃在哪里？
　　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七月二十，孝庄帝元子攸终于回到洛阳。望着失而复得的皇城宫阙，惊魂甫定的天子感慨不已。
　　二十二日，天子加封我为天柱大将军，增加食邑十万户，与前共计二十万户。
　　元颢逃窜到临颍后，随从的骑兵各自逃亡，溜得一干二净。孤身一人的元颢被临颍士卒江丰砍杀。二十三日，首级被传送到洛阳。
　　
　　外患平定之后，我便全力以赴诛讨境内的叛乱。
　　从永安二年秋天开始，我调兵遣将，先后剿灭了猖獗多年的韩楼、万俟丑奴、萧宝寅、王庆云、万俟道洛等叛军。到永安三年（公元530年）秋天，幽州、平州、泾州、豳州、以及向西直到灵州，整个北魏境内大大小小的叛乱基本上全部平定。
　　此时此刻，如果你再问我：今日天下谁是英雄？
　　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永安三年，天下无贼。
　　举国上下，无论是公卿将相还是士卒百姓，无不欢喜踊跃、拊掌相庆。
　　饱受了多年战乱之苦，而今一朝太平，任何人当然都应该感到高兴。
　　可却有一个人对此闷闷不乐。
　　整个北魏帝国也许只有这个人不高兴。
　　他就是皇帝元子攸。
　　当四方乱平的捷报传到洛阳皇宫的那天早上，元子攸在朝会上怅然若失。
　　他恍惚良久，才喃喃地说：“从今往后，天下无贼了……”皇帝后面没说出来的三个字是——可惜啊！
　　古往今来，也许没有哪一个皇帝像元子攸这样为天下无贼而惋惜。
　　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不。元子攸的脑子清醒得很。
　　因为他知道，整个北魏帝国只有各地叛军是唯一能制衡我的力量；一旦我对付完所有毛贼，接下来要对付的人就是他——孝庄帝元子攸。
　　那天临淮王元彧注意到了天子的脸色，就陪着他长叹了一声，说：“臣恐怕贼寇平定之后，圣上的忧虑才真正开始啊！”
　　君臣二人长吁短叹完之后，元子攸抬起头来，蓦然发现满朝文武都在用一种困惑的眼神看着他。元子攸才猛然醒悟过来，连忙说：“爱卿所言甚是啊！安抚战乱之后的百姓更不容易啊！”
　　这小子的脑筋转得倒快，硬是把方才那反常的表现给化解了。
　　
　　其实也怪不得元子攸会在朝堂上说出那种反常的话，平心而论，他当的的确是一个窝囊天子。朝廷上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可偏偏他又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总想着要励精图治、中兴魏室。据我的眼线奏报，元子攸经常朝夕不倦地批阅奏章，而且屡次亲阅刑讼卷宗，审理冤狱，甚至还和吏部尚书讨论要整顿吏治，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
　　可在我看来，他太嫩了。
　　没有我，他一刻也玩不转这个帝国。所以，我不可能不对朝政进行干预。
　　有一次我选派了一个人当曲阳县令，事后才向吏部报备。吏部尚书李神俊自以为有皇帝撑腰，认为这个人资格不够，就否决了我的提议，而且另外改派他人。我一下子就火了。一个小小的尚书居然敢触犯我的权威！？我当即命我的人到曲阳走马上任，不用理会吏部的什么狗屁决定。李神俊自知没有好果子吃，几天后便乖乖地挂冠而去。我马上让尔朱世隆兼了他的尚书一职。
　　后来我又要安排几个北方人担任河南诸州的刺史，皇帝元子攸竟然不同意。我让元天穆去提醒他，他还是固执己见。元天穆只好把话给他挑明了：“天柱将军既有大功，又身为大丞相，就算替换掉天下所有的官，陛下也不得违背，为何任用几个人当刺史，居然不准呢？” 皇帝怒气冲冲的说：“天柱如果不为人臣，那么干脆把朕也撤换了；如果他还保有臣节，就没有撤换天下百官的道理！”
　　元天穆把皇帝的话转述给我，我勃然大怒：“天子是靠谁的力量继位的？现在居然不采用我的话！？”
　　后来元子攸还是不得不听从了我的安排。
　　除了在朝堂上他要听我的摆布，在后宫我女儿面前，他也没有半点地位。我女儿从小娇惯，难免有些小脾气。元子攸忍受不了，就让尔朱世隆去劝她，反而被我女儿顶了一鼻子灰。她让尔朱世隆去转告皇帝：“天子由我们家拥立，现在居然敢对我说三道四！要是我父亲自己做天子，看看天下事谁来做主！”
　　所以，站在元子攸的角度来看，他这个天子当得可谓是内外交迫。
　　可这就是他的命运。
　　他没得选择。
　　从我拥立他的那一天起，他就应该安心当一个傀儡。
　　如果他不想干，想干的人多的是。
　　自从我被加封为天柱大将军、食邑达二十万户后，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备享尊荣，可我总觉得跟历朝历代的栋梁之臣比起来，似乎还少了什么东西。
　　后来我终于想起来——是少了“九锡”。
　　所谓九“锡”，实际上就是九“赐”，是历朝天子赏赐给大臣中立有殊勋者的九种礼遇和器物：
　　一锡车马，即金车与兵车各一驾，枣红色公马八匹；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锡衣服，即衮冕之服，外加赤舄（xì 鞋）一双；能安民者赐之。
　　三锡乐则，即定音、校音器具及钟磬乐器；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锡朱户，即朱漆大门；能感化民俗者赐之。
　　五锡纳陛，即登殿时特凿的陛级；善纳贤良者赐之。
　　六锡虎贲（bēn），即虎贲卫士三百人；能退恶者赐之。
　　七锡弓矢，即红弓一张、箭百支，黑弓十张、箭千支；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锡斧钺，即铡刀铜钺一副，有专事征伐、先斩后奏之权；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锡秬鬯（chàng），即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香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以我对北魏所立的功勋而言，我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享有九锡。于是我上奏皇帝说：“参军许周认为朝廷应该加臣九锡，臣厌恶他的话，已经予以斥责，并把他调走了。”
　　我其实是在向皇帝作出暗示。
　　可奏书呈上之后，元子攸却装糊涂，下诏说我主动拒绝九锡，忠心可嘉。
　　元子攸不愿意让我迈过这一步。
　　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加了九锡，他的帝位就岌岌可危了。无论是西汉末年的王莽、东汉末年的曹操、曹魏末年的司马昭，还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萧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萧梁的开国皇帝萧衍，都曾经是加九锡的权臣。
　　所以，在元子攸看来，九锡就是篡逆的代名词。
　　最终我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我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大可以从长计议。
　　可我没想到自己的生命这么快就走到了终点。
　　
　　当我的人生走到永安三年（公元530年）的秋天，我开始感到寂寞。
　　因为我已经没有对手。
　　我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独一无二的英雄。
　　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
　　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再也没有可以仰望的梦想，再也没有追求的目标，那他就会变得颓废，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我不允许自己这样。
　　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从永安四年开始，我要大举南征，灭掉萧梁，统一宇内，成就不世之伟业。
　　我要成为驰骋天下的英雄！
　　为此，我必须让自己和手下的那些契胡武士随时保有勇敢而强悍的精神，一刻也不能堕入安逸与享乐之中。
　　我训练和保持军队战斗力的方法历来很简单，那就是——狩猎。不分四季寒暑地进行狩猎。
　　只不过我的狩猎方式和别人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我不选择猎场。
　　无论是高山湖泊还是森林沼泽，我随时随地一声令下，士兵们就要像在战场上那样即刻列阵，随后以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包围猎物。不管前方是悬崖还是沼泽，任何人也不得躲避和后退。许多士兵为此丧命。有一次由于地形险峻，一只鹿从包围圈中脱逃，我当场斩杀了好几人。另一次，一个士兵逼近老虎的时候突然掉头逃跑。我对他说：“你怕死吗？”还没等他张嘴，我的长剑已经削下了他的脑袋。还有一次，我命令十几个士兵徒手生擒一只猛虎，并且不能让虎受伤。结果老虎被擒，毫发无损，可我的士兵却死了好几个。
　　也许你们又会指责我残忍。
　　你们会说我不珍惜士兵的生命，让他们作出无谓的牺牲。
　　可能你们是对的。
　　可我要说：那是你们那个时代的观念。我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你们不同。你们或许认为，士兵必须牺牲在战场上才有价值。可我认为你们只看到表面现象。一个士兵生命价值的体现，并不取决于他死前在做什么，而是取决于他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以我的经验来看，很多战场上的士兵并非死于勇敢，而是死于怯懦。在战场上背部中箭而死的人要数倍于胸膛中箭而死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多数士兵是死在他背对敌人、掉头而逃的那一刻。而我的士兵虽然倒在了狩猎场上，可只要他们在临死前战胜了自己的怯懦，最后以勇敢的姿态倒下，那他们就死得壮烈、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
　　至于说他是死于敌人的刀下还是死于虎口，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我认为没有。
　　当然，不光是一千多年后的你们不理解我的做法，连我的士兵们私下里也颇有怨言。可我并不认为我错了。
　　不这么做，就无法锻造出一支勇猛之师。
　　可能是士兵们的怨言传到了我的好友元天穆耳中，所以他特意找了个机会，很委婉地劝我说：“大王勋业已盛，四方无事，这时应该修政养民，顺应时节来狩猎，何必不分寒暑地打猎驱驰，损害天地的和气呢？”
　　我看着元天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卷起袖子，说：“胡太后是个女主，不能自行正道，所以我才拥立天子。这只是人臣的普通节操而已。还有葛荣这一伙人，本来就是流民，趁着时机起来作乱，好比奴隶逃走，擒获就算了。近来我屡屡蒙受朝廷厚恩，却未能统一海内，怎么能说是勋业？我听说朝廷那些士大夫的生活还是很放纵奢侈，所以今年秋天，我打算和兄台一起带领人马前往嵩高山围猎，命令朝臣们一同进入猎场搏虎。然后出鲁阳、历三荆，把那些蛮族全部俘虏，遣往北方六镇戍边。回军的时候，顺便扫平汾胡。明年，我计划选拔精锐骑兵，分别从长江和淮水进发，扫荡梁朝。萧衍如果投降，就封他为万户侯；如果不投降，就率领几千骑兵直取建康，将他绑送洛阳。然后我就能和兄台一道奉侍天子，巡狩四方，这才称得上是勋业！现在如果不经常打猎，士卒懈怠，战事一起，如何能用！？”
　　元天穆看了我很久，最后对我会意地一笑。
　　他看见了我的勃勃雄心。
　　在这样一个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时刻，我们怎么可能想到，短短的一个月后，我们俩就要双双离开人世、含恨于九泉之下呢！？
　　这年秋天，我的女儿要临产了。
　　我很高兴。
　　我即将拥有一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外孙。
　　所以我特意赶往洛阳看望我女儿。
　　我不知道，此时的朝廷已经集结起了一个阴谋集团，准备对我下手。
　　为首的是皇帝元子攸，其次是城阳王元徽、侍中李彧、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还有一个居然是我的心腹——武卫将军奚毅。
　　奚毅察觉出皇帝元子攸的想法后，就主动向他表忠心，说：“如果一定会发生事变，臣宁愿为陛下牺牲也不能事奉契胡。”
　　皇帝小心翼翼地看了他很长时间，说了一句聪明话：“朕保证对天柱将军绝无二心，但是爱卿的忠诚朕也不会忘记。”
　　我出发前，尔朱世隆已经对皇帝的计划有所耳闻，他自己写了一封匿名信，拿来给我看，劝我不要去洛阳。信上写着：天子和杨侃设计要杀天柱。我看了一眼就把信撕烂了。当时我根本想不到元子攸有此胆量。我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说：“世隆你怎么这么胆小？当今天下，有谁敢算计我！？”
　　我太自信了。
　　九月，我率领五千骑兵从并州出发到达洛阳。我见到皇帝时第一句话就说：“陛下，到处都在传言，说你要杀我！”
　　伶牙俐齿的元子攸不假思索地说：“外面的人也纷传说你要造反，你说，我要相信他们吗？”
　　我语塞。是啊，从我拥立他的那一刻起，天下人哪一个不知道我们俩貌合神离！？
　　也许这一切都是揣测之辞。我想。
　　随后的日子里，我断然打消了疑虑，出入皇宫的时候身边只带着几十个人，而且没有武器。本来那几天皇帝就决定下手了，可是考虑到元天穆还在并州，怕到时候遭他报复，所以下了一道诏书命元天穆回朝，准备把我们一起干掉。
　　我来洛阳之前，就已经有占星师告诉我，说这一年有彗星出现，预示着帝国将除旧布新。到了洛阳后，我的心腹、行台郎中李显和也说：“天柱大将军到来，怎么没有加九锡呢？何必一定要大王自己开口呢？这天子也太不会见机行事了！”都督郭罗察更是说：“今年其实可以作禅文了，何止加九锡！？”参军褚光说：“人家都说并州城上有紫气，何必担心不应验在天柱将军身上呢！？”
　　这些话每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我承认那一刻我真的有些飘飘然。
　　而人在飘飘然的时候是看不到危险的。
　　即便那危险近在咫尺。
　　
　　我这些心腹的阿谀之辞一字不漏地落进了皇帝的耳朵里。于是他们加紧了密谋。
　　九月十五，元天穆到达洛阳。
　　九月十八，他们决定在我陪元天穆入宫用膳的时候动手。杨侃带着十几个人早早就埋伏在明光殿的东侧。我和元天穆在明光殿中，饭吃到一半，忽然想起一件事务要处理，于是起身离去。那一刻杨侃等人刚刚从大殿东门潜入，等到他看见我们时，我和元天穆已经走到了中庭。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我想那肯定是上天在给我机会。
　　它肯定希望看到我一统天下，实现它赋予我的使命。
　　可是，我的极端自信导致我最终辜负了上苍。
　　九月二十一日，我入宫稍稍转了一下，就前往我的小女婿陈留王家饮酒。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一连几天头晕目眩，都没有再入宫。
　　那几天，尔朱世隆频频对我说，皇帝必定有阴谋，要先下手为强。可我却说：不急。
　　一直找不到第二次机会，皇帝和他的刺杀行动组焦急万分。
　　他们担心夜长梦多。
　　城阳王元徽对皇帝说：“干脆说皇后分娩了，并且生了个太子，这样尔朱荣必定入朝。”
　　元子攸说：“皇后怀孕才九个月，这样说行吗？”
　　元徽说：“妇人早产是常事，他肯定不会怀疑。”
　　于是他们的第二次行动就这么定了下来。
　　这一次，上天终于不再眷顾我了。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二十五日。洛阳的天空碧蓝如洗。
　　温暖的阳光一如既往地走进我三十七岁的秋天，走进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早晨。
　　我和元天穆刚刚用过早膳，正在悠然地弈棋。城阳王元徽就在这时候乘着一匹快马飞驰到我的府邸。我看见他脸上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兴高采烈的笑容。元徽一边大声喊着“皇后生太子了！”，一边摘过我头上的帽子手舞足蹈起来，以这种夸张的举动表示他的喜悦之情。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朝臣们便已接二连三地登门来向我贺喜。
　　我很高兴。
　　这个天潢贵胄的小外孙已经让我足足盼了九个月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的模样。
　　不知道，他会不会长得像我？
　　
　　当我和元天穆一起进入明光殿的时候，皇帝元子攸正在东边的偏殿里朝西而坐。我看见他脸上挂着一个笑容。
　　一个略带生硬的笑容。
　　和元天穆一起落座之后，我看着皇帝，正想玩味一下这个生硬的笑容，十几个刀斧手就在这时候冲了进来。
　　一瞬间我就顿悟了那个笑容的意味。
　　我下意识地一跃而起。第一时间冲向了皇帝。
　　我知道，此刻的明光殿周围绝对不止这十几个伏兵。所以我不能和他们硬拼，必须先劫持天子——这个在我眼中弱不禁风的年轻的天子。
　　我冲到元子攸的面前。就在我向他伸出手去的一刹那间，我看见他脸上杀机暴涨。
　　原来看上去那么弱的人也有这么强的杀机。
　　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会到了这一点。
　　然后一把千牛刀就刺进了我的胸膛。
　　千牛刀插得很深。借着我前倾的冲力，它插入得只剩下刀柄。
　　我凝视着刀柄。
　　我不知道我凝视了多久——是一瞬，还是一百年！？
　　那些刀斧手应该早就冲过来的。我看见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向我冲来，可刀剑落在我身上仿佛又是在很久之后。
　　因为中间几乎相隔了我的整整一生。
　　时光凝固了。只剩下我的一生在飘。
　　天地在摇晃。
　　我的一生在眼前飘。
　　可我拼命抓也抓不住它。
　　皇帝忽然消失了。
　　接着我看见了黑暗。
　　这一生中，我见过无数人的死亡，可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黑暗。
　　什么声音响了起来。
　　荣，你听……
　　我在听。
　　那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你说什么，父亲？
　　听到这个声音的人……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父亲？
　　荣，你要努力，你一生都要为之努力……
　　我的确已经努力了，父亲。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终没有成为驰骋天下的英雄。
　　我让你失望了吗？父亲。我辜负了契胡族人的那个古老传说了吗？
　　
　　帝国不语。
　　天地无言。
　　没有人回答我。
　　我终于知道——我已经死了。
　　元天穆也死了。
　　我十四岁的长子尔朱菩提也死了。
　　那天跟我一起入朝的三十几个人全都死了。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二十五日早晨，洛阳城一片沸腾。据说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据说元子攸那天一直在笑。似乎要把他三年来所郁积未发的笑容在一天之中全部释放。
　　可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
　　我死后，我的堂弟尔朱世隆和我的侄子尔朱兆就发誓为我报仇。同年十月三十日，他们拥立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为帝。十二月初三，尔朱氏的军队攻克洛阳，生擒元子攸。
　　十二月二十三，元子攸被缢死在晋阳。
　　和我相差不足三月。
　　两年后高欢就崛起了。他铲平了整个尔朱家族，自立为大丞相、太师、天柱大将军，彻底取代了我在北魏帝国的地位。
　　问天下谁是英雄！？
　　答案也许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上天给了我宏大的梦想，可它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
　　不过，难道一定要以成败论英雄吗？
　　难道英雄不可以是一种生命的姿态，而非得是某种实质性的结果吗？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我一直在努力。从许多年前我父亲带我去见识“天池”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之后，我就一刻也没有放弃努力……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谁才是天下真正的英雄，那我只能说——
　　天晓得。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1:45:50

　　我经常失眠。
　　原因很复杂。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我想是因为警觉——对周遭一切潜在危险所时刻保有的警觉。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对世界就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座丛林——一座人心叵测而又人人自危的丛林。每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也许都隐藏着一两个敌人，他们随时会跳出来咬你一口。所以你要时刻小心提防。你最好学会一种本事，那就是预测敌人所在的方位、所具备的实力以及他出手的时间。在他们扑出来之前，你就得把他们干掉，把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另外，为了防范各种危险，有时你也必须与人结伴同行，借以增强自身的实力。但是你不要忘记，无论谁和你结伴，他都只是你某一段行程上的同路人，而不能成为你终身信赖的朋友。因为通往丛林深处的道路蜿蜒曲折，情况随时在发生变化。必要的时候，你要弃他而去；假如他已经成为你的拖累，那你就要果然地将他除掉。
　　这世上有很多人会与你同窗、同事、同行、同舟、甚至同床。可无论对谁，你都不能袒露你的灵魂。假如你不小心泄露了你的内心世界，那就等于是把你的身家性命交到了他（她）的手上。记住，这对你很危险！
　　像这样的错误，我就绝不会犯。
　　我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
　　我会在自己的堡垒里冷冷地窥视这座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味，以充分保障自己的安全。
　　也许正因为此，世人们对我最为集中的评价就两个字——阴鸷。
　　可我情愿认为这是在夸我。
　　我的阴鸷让我在大唐帝国的相位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二十年，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我的阴鸷让整个天下自皇太子以下的人在我面前都要敛目低眉、垂首屏息、脚下不敢随意移动半步；我的阴鸷让天宝年间最嚣张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大冬天里见到我都要汗流浃背，我随口给他一两句评价，他要么就欣喜若狂、要么就惶惶不安，比圣旨更让他敬畏；我的阴鸷还使我把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一直保持到我死的那一刻……
　　如此种种，你们说，阴鸷不好吗？
　　在我出手做一件事之前，任何人都别想预先揣测我的任何意图；与此相反，我对帝国里每一个我认为重要的人物——上至天子、下至百官——的内心世界都了如指掌。所以我总是能左右逢源，也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乃至经常可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
　　你们说，阴鸷不好吗？
　　当然，阴鸷纵然有千般好处，可还是有一点不好——他总是让我活得过于紧张，让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显得不太融洽。
　　所以我经常失眠。
　　我总是觉得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暗藏杀机。
　　我总是感到在某一个夜晚，会有一个刺客突然从黑暗中闪出，一剑刺穿我的梦境、并且割破我的喉咙……所以我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我那庞大奢华的宅第里到处都是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晚上我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连我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简言之，我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也许并不是在床上度过的，而是在这一张床到那一张床的路上。
　　就像现在——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的这几个晚上，我虽然已经病势沉重，无法下地行走了，可我还是经常让手下抬着我通过暗道不断地转移寝室。
　　尽管我知道死亡已经离我很近，可我不想改变这个习惯——我宁愿让死神伸出冰冷的白爪公然攫走我的生命，也不愿让某个政敌派出的刺客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抹了我的脖子。
　　换句话说，我只能输给死神，不能输给对手。
　　其实，从我患病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跟死神握手言和了。
　　我不再像从前那么厌恶和恐惧死亡。
　　死亡固然会夺走我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可它也会给我一份生前所享受不到的馈赠。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没有对手没有刺客没有担忧没有恐惧的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在这座危险的丛林中行走了这么久，我可能真的是累了。
　　我已经拥有过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权力、地位、财富、功业、名望、享乐、美女……
　　而今我已了无遗憾。
　　我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一场不被打扰的睡眠。
　　此刻，深冬的冷风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一种冰凉而腐烂的气息。
　　我不知道它是来自落叶堆积的后花园，还是来自我的身体深处。
　　是不是我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了？
　　趁着它还没有烂透，我就给你们讲讲我的一生吧。
　　在我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可他（她）却无往而不在丛林之中。因此我想，我的自述或许对你们不无裨益。
　　如果要给这篇自述起个名字，我会叫它什么呢？
　　《仕途指南》？
　　还是《丛林导读》？
　　听说你们那个时代的竞争和倾轧比我们激烈得多、也复杂得多，不但是官场，还有职场、商场、情场什么的，里头人人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厉害角色，每一个场子都是一片吃人的大丛林。有鉴于此，我还是决定叫它《丛林导读》。
　　你们说呢？
　　其实我们家族本来也算是皇亲国戚，只可惜一代不如一代。我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我祖父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从三品，相当于你们今天的军区参谋长，跟曾祖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我父亲李思诲则更不如意，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扬府参军，官阶是正七品上，相当于你们今天的一个处级干部。所以我从小就立下了光大门庭的志向。我知道我的父亲位卑权轻，没办法助我一臂之力，当然只能把目光转向我的母亲这一系。所幸我的舅父姜皎仕途畅通，深得玄宗宠幸，被封为楚国公、官拜工部尚书。
　　我年轻的时候当了一个千牛直长的底层小官吏。那么小的一顶乌纱对我来讲只能说聊胜于无。于是我就跟飞黄腾达的舅父走得很近。而他也恰好很喜欢我。开元初年，凭着这层关系，我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下。虽然官阶不高，但总算进入了东宫，初步涉足长安的官场。我舅父姜皎有一个姻亲源乾曜在朝中担任正三品的侍中，掌管门下省，位高权重，我就刻意结交了他的儿子源洁。跟他厮混了一段日子后，我就请他帮忙，求他父亲给我补一个实缺。
　　源洁找了一个机会对源乾曜说：“李林甫要求当个司门郎中。”
　　郎中的官虽然也不大，可毕竟有一些实权，不像太子中允那样纯粹是个闲职。我原以为这件事十拿九稳，没想到源乾曜竟然一口回绝。
　　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铭心刻骨。
　　他说：“郎官必须由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哥奴岂是做郎官的料！？”
　　言下之意，我哥奴（我的小名）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名声不佳的人。当源洁哭丧着脸把他父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我时，我笑了笑，不但一点没生气，反而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没事。
　　其实那一刻我的心里就像有三千道火热的岩浆在剧烈地奔突。
　　可我脸上并未流露丝毫。
　　如果说我的这篇《丛林导读》应该要有一些关键词，那么这里我就要告诉你们第一个，那就是：隐忍。
　　无论你内心是狂怒还是狂喜，都不能让它们流露在脸上。
　　源乾曜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到今天依然响彻在我的耳边。
　　那一刻我在想：我会让你源侍中瞧瞧，看我这块不能当郎官的料最终会当什么。
　　结果呢！？我却成了大唐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源侍中绝对想不到，我哥奴居然是当宰相的料！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了类似的话，你要笑着说：没事。然后拿出你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去证明——他是错的！
　　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就不能生气。
　　生气没有用。它只会让你伤害自己又得罪别人，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古往今来，凡是成大事者，必定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必定是临事“有力而无气”的人。一千多年后上海滩有个叫杜月笙的大佬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和我很有共鸣。他说：“这世上有三种人，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
　　你看，他说得多好。
　　
　　源乾曜为了不至于让他的儿子太难堪，几天后就授给了我一个东宫的“谕德”之职，虽然官阶比太子中允高，是正四品下，但仍然是闲职。
　　我表面上显得很高兴，对他们父子千恩万谢，可内心却波澜不兴。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获得我想要的实缺。
　　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几年后，我几经辗转，终于调任国子监的国子司业一职。相当于你们今天的教育部副部长。虽然属于平调，但显然握有一些实权。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京师七学。其中国子学和太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生员皆为高官显宦的子弟。而且每年我都会参与主持毕业考试，登第者呈报吏部和礼部，再经二部遴选后正式入仕为官。所以，这样的一个职位显然非常有利于我与那些朝廷大员们进行微妙的互动。
　　说白了，哪一个学生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学而优则仕”呢？
　　而决定他们的学业是否优异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掌握在我的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说，那些朝廷大员们会不和我礼尚往来吗？
　　
　　开元十四年（公元713年），我升迁为御史中丞，正四品。虽然官阶仍不是很高，但是手中握有弹劾百官之权。这是朝廷的一个要害职位，很符合我的意愿。
　　我之所以能获此职，是得益于另一个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援引。
　　而宇文融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家长之一。
　　几年后我又调任刑部侍郎，未久又迁吏部侍郎，官阶虽然都只是四品，但职权显然一次比一次更重。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迈上了帝国的政治高层。
　　然而我的目标远不止此。
　　我想的是——如何才能进入权力中枢，最终成为大唐的宰相！？
　　为此，我锁定了两个人物，决定不择手段向他们靠拢。
　　一个是皇帝李隆基最宠幸的嫔妃武惠妃，另一个是皇帝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
　　李隆基在当临淄王的时候最宠幸的是赵丽妃，所以登基后立了丽妃所生的李瑛为太子。可后来皇帝又转而宠幸武惠妃，对她所生的寿王李瑁的宠爱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子，甚至超过太子。皇帝屡有立武惠妃为皇后之意，可大臣们极力劝阻。因为武惠妃是武则天堂兄武攸止的女儿，大臣们说：“武氏与李唐社稷有不共戴天之仇，岂可以其为国母！？况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自己又有儿子，一旦成为皇后，太子必危。”皇帝不得已而作罢。
　　对于武惠妃来说，朝堂上没有她的同盟，对她是很不利的；而对于我来说，在后宫中没有人，要影响皇帝又谈何容易！？所以我认为应该与她携手成为战略伙伴。于是我委托宫中的宦官向武惠妃抛出了橄榄枝。我跟她说：“愿意保护寿王。” 武惠妃极为感激，遂将我引为同道。
　　而另一个人物、宦官高力士对皇帝的影响力，则肯定要远远大于很多朝臣。天子曾经公开说：“有高力士当值，朕才睡得安稳。”可见其受宠信的程度。为了跟高力士搭上线，我绕了一个大弯。我使出了早年混迹市井惯用的一些暧昧手段，与另一个姓武的女人建立了私情。这个女人是武三思的女儿，侍中裴光庭的妻子。我之所以和她产生婚外情，当然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因为我想通过她——影响高力士。因为高力士曾经是武三思的门人。
　　在其时的长安皇城，谁能成为武惠妃和高力士的朋友，谁就能成为天子眼前的红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手段是高明的，而结果当然就是美满的。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光庭病逝。武氏还没做足丧夫之痛的样子，就急不可耐地示意高力士推荐我继任她丈夫的侍中之职。虽然高力士表示为难，不敢向皇帝提出来，可他毕竟觉得有负旧主所托，便一直寻找机会补偿。
　　几天后机会出现了。皇帝李隆基让时任中书令、宰相的萧嵩物色一个人当他的同僚。萧嵩几经考虑，推荐了尚书右丞韩休。皇帝任命韩休的诏书还未起草，高力士便第一时间通知了武氏，而武氏又立刻告诉了我。于是我便带着满面笑容，赶在天子的诏命之前拜访了韩休，向他表示了祝贺。
　　韩休陪着笑脸，可眼中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仍旧笑得一脸神秘。那意思是说，相信我，没错的！
　　片刻之后，皇帝任命韩休为宰相的诏书就到了。
　　韩休又惊又喜地看着我，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
　　此后他一直对我感恩戴德。
　　韩休这人是一根直肠子，说好听点就叫刚直不阿，说难听点就叫又臭又硬。他当上宰相后，不但丝毫不领萧嵩的援引之情，还三番五次当着皇帝的面和他吵得面红耳赤，搞得萧嵩狼狈不堪又懊悔不迭。相反，韩休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好话，说我的才能堪为宰相。
　　可见人是多么感性的动物。他很容易喜欢上一个当面告诉他好事的人，却很不愿意相信会有人在背后帮他做好事。
　　在韩休的大力举荐下，再加上武惠妃在天子耳边日以继夜地吹枕头风，皇帝终于任命我为黄门侍郎。虽然官阶仍然是正四品，可已经是门下省的副职，能够随侍皇帝左右，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我看见自己距离宰相之位仅有一步之遥。
　　我知道，这个日子不会太远。
　　
　　韩休这根直肠子不但常搞得萧嵩不爽，也总是让皇帝不爽。皇帝有时候在宫内宴饮作乐、或是在后苑游猎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不安地问左右说：“韩休知道吗？”可往往话音刚落，韩休的谏书就到了。皇帝顿时意兴阑珊，闷闷不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当宰相后，陛下形容日渐消瘦，为何不赶走他？”皇帝叹道：“我形貌虽瘦，天下一定肥。萧嵩做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常力争，退朝后，我睡得安。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的身体。”
　　皇帝这话虽说得好听，可日子一久，他也难免对韩休心生厌烦。开元二十一年冬天，萧嵩和韩休又在朝堂上大吵了几次，萧嵩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提出要告老还乡。皇帝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 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甚。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生命尚且不保，怎能自愿引退？”
　　皇帝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待朕慢慢考虑。”
　　皇帝考虑的结果，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两个人都从宰相的职位上给撸了。萧嵩贬为尚书左丞，韩休贬为工部尚书。同时启用裴耀卿和张九龄为相。
　　当上黄门侍郎后，我经常要出入宫禁侍奉皇帝。以此职务之便，我结交了宫中的许多宦官嫔妃。当然，我为此花费了不少钱财。
　　不过这绝对值得。
　　因为这些宦官嫔妃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有关皇帝的一切情报。
　　没过多久，我就对皇帝的性情、习惯、好恶、心态、乃至饮食起居等一切细节全都了然于胸。所以，凡有奏答应对，我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满足他的愿望。
　　试问，哪一个天子不喜欢事无巨细都能随顺己意、体贴入微的臣子呢！？
　　这样的一个臣子，怎么可能不出人头地呢！？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二十八。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在这一天，我被天子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与裴耀卿和张九龄同列。
　　我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宰相。
　　在五月的骄阳下，我看见了盛夏的果实。
　　在幽暗曲折的丛林中穿行多年，我终于抵达梦想中的阳光地带。
　　我知道，这一天不但是对我富有意义的，而且将在许多人的心中唤起种种微妙难言的情绪。
　　我逐代没落的家门和族人们，将以我为荣为傲。
　　曾经不拿正眼瞧我的源乾曜们将为此惊愕，而且这种惊愕足以令他们回味一生。
　　我在政坛上的同盟者将为此感到庆幸，并且睁大眼睛等待我的馈赠或者回报。
　　我的政敌们将因此而恐惧，他们生命中的许多不眠之夜亦将由此开启。
　　朝野上下将有许许多多人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揣摩我的心意，跟从我的好恶，为博得我的赏识而孜孜以求，以成为我的拥趸而沾沾自喜。
　　而我的同僚裴耀卿和张九龄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为判断我究竟是敌是友而进行激烈的思考；既大伤脑筋又心怀忐忑……
　　
　　从千牛直长到大唐宰相，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可我知道，要爬上这个位子不容易，要守住这个位子则更不容易。
　　古往今来，短命宰相不胜枚举。究其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于人性的懵然无知。换句话说，他们疏于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抓不住人性的弱点，也就无法借此发挥自己的优势。
　　所以这里就有了《丛林导读》的第二个关键词：洞察人性。
　　人性相当复杂，有着种种斑驳陆离的表象。可你一旦深入内核，就会发现它的本质实际上极其单纯。一千多年后那个叫戴尔·卡耐基的美国人说过这么几句话——
　　“当我们要应付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应付理论的动物，而是在应付感情的动物。”“人的行动都是由欲望和需要所诱发的。无论在生活领域，还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如果你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那最好先激起对方某种迫切的需要。若能做到这点就能左右逢源，否则就会到处碰壁。”
　　我认为这几句话切中了人性的要害。
　　促成我当上宰相的人有五位：武氏、武惠妃、高力士、韩休，还有大唐天子李隆基。我相信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被自身的感情（或者说感性）和需要（或者说欲望）所支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我达成了目标。当然，前提是我必须对他们进行细致的观察，从而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和需要了如指掌。
　　我从武氏身上捕捉到的是她对于男女之情的需要，所以她愿意为我的前途而奔走。而武惠妃虽然表面上受尽恩宠，实际上一直怀有色衰爱弛、富贵不能长保的恐惧，所以她需要在朝臣中寻求可靠的同盟者。而高力士则是比较恋旧的人，所以他对旧主始终抱有一种感恩和报恩之情。还有韩休，我也说过了，他脑袋里只有一根筋，刚直不阿的外表下掩盖的其实是感情用事、率性为人的幼稚性格。至于说天子李隆基，他同样逃脱不了爱乌及屋的人之常情，当他身边最宠幸的几个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说我的好话时，他有可能讨厌我吗？当然不会。另外，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他左右宦官所透露给我的信息，我就很容易确认天子所需要的宰相类型。那既不是萧嵩那种一味顺从型的，更不是韩休那种犯颜直谏型的，而是需要——外能任事于朝堂、内能迎合他的种种个人需求——这种类型的。
　　很快你们就会发现，裴耀卿和张九龄显然也不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
　　谁最符合呢？
　　那当然就是我——李林甫。
　　我说裴耀卿和张九龄不是皇帝李隆基喜欢的宰相，绝非诬妄之词。裴耀卿上任不久，即着手治理漕运，三年为朝廷节省了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把这笔钱献给皇上，可他却说：“这是国家节余的资金，怎么能拿来邀宠！？”然后就把这钱拿去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还有一次，皇帝急着要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时逢农民收割的季节。裴耀卿和张九龄马上阻止说：“现在农作物还没收割完，请皇上等到仲冬的时候再出发。”于是皇帝就一脸不爽。等他们二人退下后，我对皇帝说：“长安、洛阳只不过是陛下的东宫西宫而已，往来走动，何须另择时日！？假使妨碍农人收割，可以免除所经之地的租税。臣建议明示百官，即日回西京。”一听我这么说，皇帝马上龙颜大悦。
　　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区别。
　　他们为了照顾百姓，就忤逆了皇帝；而我既迎合了皇帝，又没有伤害百姓。
　　不可否认，裴耀卿和张九龄都是一心为公、关心社稷民生的人，如果单纯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好宰相。可问题是，宰相之职是百姓给他们封的，还是皇帝给他们封的？他们的政绩是百姓说了算，还是皇帝说了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官员都是自上而下选拔的，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都是虚的，当官的只要一切向上负责，自然前程远大，仕途通达。小到县令、大到宰相，概莫能外。假如有人老是惦记着造福天下苍生，却得罪了顶头上司或是皇帝，那等待他的只能是贬谪罢免、甚至是杀头流放。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丛林规则。
　　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官员的政绩和任免都由百姓说了算，那当官的自然要一切对下面负责。他就不怕得罪上司，只求讨好老百姓。如果换成了这样的规则，那像我哥奴这么做肯定是吃不开的。不过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肯定会与时俱进。我会头一个成为造福百姓的典范。你们信不信？
　　因为我的个人利益取决于百姓利益啊，我能拿百姓不当回事吗？
　　所以说，很多后世史家总是把我描绘成弄权乱政的奸臣形象，我就很不服气。
　　是我品德不好吗？是我欺上瞒下以权谋私吗？
　　不。错不在我。
　　错在规则！
　　只要有一个好规则，关品德什么事！？品德再坏他也要竭尽全力替百姓做事，千方百计让百姓高兴，是不是？百姓一旦安居乐业了，人尽其才了，他的官也就保住了，或许还能越当越大！你们说，是不是和品德什么的没有必然的关系？
　　说到这里，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那个时代是一种什么规则？
　　什么？你们是说……
　　我不信。
　　都一千多年了，还能没个进步什么的？
　　皇帝李隆基在任命我为宰相前，曾咨询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宰相，臣恐怕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可皇帝根本就不听他的。
　　张九龄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人私欲太盛，缺乏公心。
　　像张九龄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介书生。他总是拿古代经典所标举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世人，也总想用书本中的理论来改造社会现实。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人都按书本上的样子来活，那这个世界早就是天堂了，还要官府干什么？还要军队、律法、监狱干什么？
　　所以，能否当宰相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是否有私心，而是在于能否首先满足皇帝的私心，其次是在自己的私心和满朝文武的私心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当然最后还要保证不出现天下大乱。
　　我认为宰相的职责不过如此。
　　难道要天下人人争当君子，满街都是圣贤才算称职吗！？
　　所以，就像张九龄对我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他和裴耀卿不适合当宰相。
　　很显然，像我们这种危情三人组是注定不会在同一片屋檐下共存共荣的。
　　总有人要走。
　　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天发生的三件事情，最终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第一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
　　牛仙客当初在河西任职时，不但克尽职守、节约用度，而且还使军队的武库充实、器械精良。皇帝很赏识他的才干，准备擢升他为尚书。而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皇帝有让他入相的想法。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挤走张九龄和裴耀卿的机会。
　　以我对张九龄的了解，我断定他不会同意让一个武夫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我决定力挺牛仙客。这样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一旦入相就是我的应声虫。
　　果不其然，皇帝一提出来，张九龄马上说：“不可以。尚书是古代纳言官，唐有天下以来，只有前任宰辅并且名扬天下、有德行、有名望的人才能被任命。仙客早先只是一个节度使判官，现在突然位居枢要，臣恐怕有辱朝廷。”
　　皇帝说：“那么只加实封可以吧？”
　　“不可以。”张九龄斩钉截铁地说，“封爵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边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是日常事务，不能称为功勋。陛下要慰勉他的勤劳，可以赐给他金钱丝帛。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太妥当。”
　　皇帝无语。
　　张九龄退下后，我立即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说：“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有何不可！？九龄是书生，不通大体！”
　　皇帝一看我投了赞成票，马上转怒为喜。于是第二天在朝会上又提了出来。张九龄还是和皇帝对着干，坚决反对。我在一旁窃喜，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只见皇帝勃然作色，厉声说：“难道什么事都由你作主吗？”
　　张九龄一震，连忙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忝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具实以陈！”
　　皇帝瞥了他一眼，冷笑说：“你嫌仙客出身寒微，可你自己又是什么名门望族！？”
　　“臣是岭外海边孤陋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华，”张九龄说，“然而臣出入台阁、掌理诰命有年，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予以大任，臣恐其不符众望。”
　　这天的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散朝后，我却没有急着离开。我踱到天子的几个近侍宦官身边，随口对他们说了一句：“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我知道，皇帝很快就会听到我的话。而且他不会无动于衷。
　　几天后，天子下诏，赐牛仙客陇西县公之爵，实封食邑三百户。
　　这样的结果等同于甩了张九龄一巴掌。
　　第二件事是关于太子李瑛的废立。
　　皇帝李隆基登基前，除了宠幸太子的生母赵丽妃之外，对另外两个妃子皇甫德仪和刘才人也是宠爱有加。即位后转而宠爱武惠妃，对那三个嫔妃的恩宠渐淡。于是太子李瑛与皇甫德仪之子鄂王李瑶、刘才人之子光王李琚同病相怜，便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长吁短叹、怨天尤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而皇宫中的墙比一般的墙更薄。
　　驸马都尉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恨之词打探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武惠妃。武惠妃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立刻发飙，向皇帝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我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骂皇上……”
　　皇帝大为光火，立刻召集宰相商议，准备把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的王位都给废了。
　　不识时务的张九龄又发话了。
　　他大掉书袋，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废黜太子勇，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
　　我不知道当张九龄在给皇帝上历史课的时候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是听得昏昏欲睡。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得宠的太子吗？居然说什么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简直是危言耸听！
　　我偷偷瞧了皇帝一眼，只见他闷声不响、脸色铁青。
　　于是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退朝后，我故伎重施，跟一个皇帝宠信的宦官低声说：“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我当然希望太子被废。理由有三。其一，这是对武惠妃当初向皇帝吹枕头风的回报。其二，迎合了皇帝，打击了张九龄。其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将来就是皇帝，那么未来的大唐帝国就会牢牢把持在我手中。
　　这就叫一石三鸟。
　　可我没想到，就在皇帝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自己却走了一步臭棋。
　　她吩咐一个下人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的必有立的。相爷帮个忙，宰相便可长久做下去。”
　　女人毕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明知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自讨没趣。结果她派去的人被张九龄一顿臭骂，最后还被他告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当即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并且还说了一大堆话慰勉张九龄。
　　可我当然不会让张九龄就此反败为胜。即便废黜太子不成，他张九龄也别想占上风。我在随后的日子里跟皇帝说了许多掏心窝的话。其实就是在暗示皇帝，张九龄这个人棱角太多、自视太高、锋芒太露，不适合当宰相。
　　皇帝跟我深有同感，听得频频点头。
　　所以我料定，张九龄滚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第三件事是关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的贪污案。
　　这件事促使皇帝最终下定了罢免张九龄的决心。
　　这件贪污案本身并不复杂，也并未牵涉任何一个当朝大员，可却成为我和张九龄角力的一个触发点。事情的起因说来话长。我曾经荐引了一个叫萧炅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个人没什么学问，曾经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人喝了多少墨水和他会不会当官是两码事。可偏偏这个严挺之是张九龄的人。他揪住萧炅的这个短不放，对张九龄说：“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不久后萧炅就被外放为歧州刺史。我因此深深记住了严挺之这个人。
　　张九龄想援引严挺之入相，又知道他得罪了我，所以让他登门拜访我，化解怨恨，沟通感情。可严挺之却自命清高，硬是不肯向我低头。我听说后，就决定找机会收拾他。不久后，王元琰案发。而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这个女人无奈之下求到了前夫严挺之头上。按说这种关系严挺之完全可以不理睬。可他不知是念在旧情还是为了逞英雄，就出面替王元琰说情。其时王元琰已被交付三司审讯，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严挺之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我抓住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参了他一本。皇帝就对张九龄说：“挺之为贪污犯求情的事你知道吗？”
　　张九龄假如聪明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明哲保身。可他还想保严挺之，就说：“这事只有挺之和他前妻的一点关系，应该不能算是徇私情吧？”
　　皇帝冷笑：“虽已离异，仍不免有私。”
　　这件事最终破坏了张九龄维护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皇帝之所以能容忍他一再忤逆圣意，无非念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而今张九龄自己却难逃徇私之嫌，并且给皇帝造成了一个交结朋党的印象，所以，皇帝不得不遗憾地作出了决定。
　　由此可见，人怎么可能没有“私”呢？
　　张九龄一辈子标榜道德，他会不会料到，自己到头来居然还是栽倒在这“私”字上！？
　　这一年岁末的一天，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双双罢免了宰相之职。裴耀卿贬为尚书左丞，张九龄贬为尚书右丞。严挺之贬谪为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岭南。
　　同日，我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相。
　　自此，我摒除了所有政敌，真正成为大唐的第一宰相。
　　我真正领略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
　　这种滋味妙不可言。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牛仙客入相之后，对我感恩戴德，凡事唯唯诺诺，整个朝政都由我一人独掌，百官的升降任免都由我说了算。凡是标榜道德自命清高的，即便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我也会告诉他们：对不起，请按资历来。一句话就把他们钉死在老位子上。而那些善于察言观色、主动向我靠拢的，我当然有各种办法让他们获得破格提升。
　　很快我就在皇帝李隆基的周围划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
　　线内是我和天子的专属区。
　　任何人胆敢越雷池一步，我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有几个我提拔上来的人曾试图和天子眉来眼去，结果好处还没捞着，头上的乌纱就掉了。
　　无论自认为多么老奸巨滑的人，在我面前都是透明的。有几个人不相信。可当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人已经坐在贬往岭南的马车上了。
　　我自己当过言官，知道御史台的言官们经常有触红线和闯雷池的冲动与豪情，所以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对御史台的全体官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我说：“如今英明的领袖在上面指引我们，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哪里需要发表什么言论！？诸君注意到立在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了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须一声，立刻被驱逐，悔之何及啊！”
　　众人相顾默然。我环视会场，点头表示满意。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领会讲话精神。
　　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结果就成了下邽县令。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鸦雀无声。
　　
　　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可他还在京城。
　　这就意味着哪一天皇帝心血来潮，他就可能东山再起。
　　所以我必须给他最后一击。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又一个不识时务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忍不住冲进了雷池，他居然向牛仙客发出弹劾，说他不学无术，没资格当宰相。
　　周子谅这是在找死。
　　牛仙客固然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可关他周子谅什么事！？只要皇上高兴，我喜欢，牛仙客就是个好宰相！
　　我最讨厌这些读书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却又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好像这个世界天生就是等待他们改造的对象。他们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们就没参透。
　　老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太清鱼就不去了，人太清高就没朋友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实这世上本没有麻烦事。自以为高明的人多了，就有了麻烦事。
　　如果人人都像张九龄和周子谅那么清高，那保证啥事也别干了。大伙不吃饭不睡觉，天天死磕。
　　周子谅一纸奏书呈上，天子震怒，命左右把他推到殿庭中当众暴打，周子谅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过来，又在朝堂上杖责，然后流放瀼州。遍体鳞伤的周子谅还没走到瀼州，在半道上的蓝田县就死了。
　　我说过，他是在找死。
　　打狗也要看主人嘛。牛仙客是皇帝亲手提上来的，你骂牛仙客不学无术，不就等于掌皇上的嘴吗！？
　　周子谅的闯雷池事件不但害死了他自己，也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我对皇帝说：“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
　　三天后，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
　　这叫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张九龄被贬出长安的第二天，太子的悲情三人组突然间东窗事发。
　　也许是武惠妃授意的，总之一直咬住他们不放的驸马都尉杨洄这一次又咬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他掌握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薛锈暗中联络、图谋不轨的证据，立刻向皇帝告发。皇帝找我商议，问怎么办。我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臣等不应该参预。”
　　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当初要不是张九龄阻挠，太子早废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皇帝自然知道该怎么干。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废为庶民，驸马薛锈流放瀼州。次日，三个皇子在朝为官的外戚皆遭流放和贬谪。
　　天子这次很果断。
　　可我没想到是，他不但果断，还心狠手辣。
　　几天后，悲情三人组被赐死于东驿。驸马薛锈被赐死于蓝田。
　　东宫突然没了主人，我希望寿王李瑁能住进去，就一再提醒皇帝说，国不可无储君，寿王业已年长，可以考虑立他为太子。
　　可皇帝始终举棋不定。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2:04:23

　　鸦雀无声的大唐官场这一年秋天忽然热闹起来。
　　起因是大理寺监狱的庭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群喜鹊在筑巢。
　　也许你们会说这根本不是事儿，可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时代，这绝对是件大事。
　　你们且来听听大理寺少卿徐峤怎么说。他在奏书中称：“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寺监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都不栖止。而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是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朝堂上的文武百官纷纷呈上表章，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天子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应该算宰相的功劳，于是下诏封我为晋国公、封牛仙客为豳国公。
　　百官和天子都这么盛情，我当然就笑纳了。
　　牛仙客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冬天，我的一个同盟者死了。
　　她就是武惠妃。死时年仅四十余岁。我不知道她的具体死因，传闻是悲情三人组的鬼魂作祟，搞得她寝食难安，最后精神崩溃。
　　我觉得这是扯淡。人死就死了，哪来的鬼魂！？
　　八成是这女人自己心虚。
　　像我也经常失眠，可我怕的却不是鬼。
　　我怕的是活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活人！
　　我的政敌那么多，天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疯子突然间铤而走险，买通刺客对我下手？
　　所以，尽管喜鹊筑巢了，尽管天下和谐了，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和谐。
　　也许这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价吧？也许这就叫……
　　高处不胜寒！？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7年）夏天，犹豫了一年多的皇帝终于立了太子。
　　可却不是我最希望的寿王李瑁，而是最年长的忠王李玙。
　　事后我才得知，这是高力士出的馊主意。
　　皇帝杀了三个皇子之后，想到自己年龄渐老，储君的人选又总是定不下来，所以整天闷闷不乐。高力士就赶紧替皇上分忧，问他怎么回事。皇帝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猜不透我的心思吗？”高力士说：“是为储君之事吧？”皇帝点点头。高力士说：“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呢？只依年龄大的立他，看谁还敢再争！？”
　　皇帝如释重负，频频点头：“不错！你这话不错！”
　　高力士这话是不错，立嫡以长嘛，千百年来的老规矩。可问题是，谁都知道我跟寿王李瑁历来同坐一条船，一直力挺他当太子。忠王李玙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如今他当上太子，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
　　当上太子后，这个集团的势力无疑会更加强大。
　　可我却不是忠王集团的人。
　　所以，我必须把他搞下来。
　　不择手段！
　　我说过，只要我在大唐的相位上待一天，便不允许任何一个朝臣和皇帝眉来眼去，同时也不允许皇帝向任何人表露出异乎寻常的垂青。
　　天宝元年（742年）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皇帝心情舒畅，在勤政楼上听乐工演奏乐曲。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天子心神迷醉，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天子忽然惊为天人，深深赞叹他的气质超凡出尘。
　　皇帝身边遍布我的耳目，所以当天就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我。
　　几天后我找到卢绚的儿子。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我对他说：“令尊素有清望，如今交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圣上打算派他去，你认为如何？如果怕去偏远的地方，难免要被降职。依我看，还不如调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样？”
　　卢绚大为恐惧，一旦真的调任交、广，那不形同贬谪吗！？连忙主动提出调任太子宾客或詹事之职。
　　为了不使这项任命在旁人看来显得过于唐突，我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不久我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调任太子詹事、员外、同正。虽然太子詹事的官阶是正三品，但加了个所谓的“员外同正”，就是把他划到了编制外，不但俸禄只有正官的一半，而且完全根除了他染指中枢权力的可能性。
　　这年夏天，我的一个宿敌差一点卷土重来。
　　他就是被我搞出朝廷的严挺之。
　　有一天皇帝忽然对我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
　　我嘴上唯唯，可心里登时一紧。
　　当天退朝后，我就把他在朝中任职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明尊兄得了风湿病，要求回到京师就医？”
　　每个外放的官员都眼巴巴地盼着天子垂悯、有朝一日重回天子脚下，严损之自然对我的这番贴心话感激不尽。他连连道谢地告辞而出，次日就依言上了道奏书。
　　然后我就拿着奏书对皇帝说：“严挺之看来是老了，又得了风湿，应该任命他当个闲散的官，使他便于就医养病。”
　　那天皇帝叹息了很久，最后还称赞我想得周到。
　　于是严挺之就和卢绚作伴去了——当了太子詹事、员外、同正。
　　
　　在我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人们总是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不知不觉地被我挤出权力核心。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合理，非常自然。
　　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当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骂我的。他们总是据此对我进行口诛笔伐，并送给我一句传颂千古的成语——口蜜腹剑。
　　就像人们常说我阴鸷一样，我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这是在夸我。
　　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政治斗争方式。
　　难道要我像南北朝时代的那些人，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不动就搞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才好吗！？难道非得那样才叫胸怀坦荡、表里如一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丛林、就有斗争，你们说是不是？当我们能够用嘴皮子摆平对手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巧妙地让对手主动出局或者妥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子呢！？
　　当然，除非你们认为搞政治不需要斗争，而是凡事要礼让三先，那我就没话说了。
　　反正我觉得，相对于古代的那些流血政争，我这么做已经算是一大进步了。
　　所以，这里我就要提出《丛林导读》的第三个关键词——无影手。
　　说复杂一点，就叫善用无形手段。
　　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流血，可那是万不得已的。
　　你们说呢？
　　这一年秋天，我的应声虫牛仙客死了，我引荐了刑部尚书李适之继任宰相。
　　他是和我同一个宗族的人。
　　至于说他能不能称我的心意，我还得进一步观察。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该年改年为载）的岁末，又有一个人很不幸地触到了我在天子周围划下的红线。
　　他叫裴宽，时任户部尚书。
　　他跟皇帝走得很近，大有入相之势。
　　于是我找到机会又施展了一次无影手。
　　那是刑部尚书裴敦复打完海盗班师回朝的那几天，裴敦复收受贿赂，为行贿者大记军功。裴宽立刻给皇帝打了小报告。我就把裴敦复找来，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裴敦复急着说，以前我打胜仗的时候裴宽也经常把他的亲朋好友塞给我啊！我说，那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想办法禀明皇上！？
　　这裴敦复也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已经被裴宽恶人先告状了，就不敢直接去找天子，悄悄派人送了五百金给杨贵妃的姐姐，请她在皇帝面前反咬裴宽一口。其时杨贵妃正大受宠幸。她的姐姐在天子面前一奏，裴宽当然要完蛋。几天后他就被贬为睢阳太守。
　　可就是这后面一着，让我隐约感到裴敦复也是一个即将触线的人。原本就屡立战功，如今又搭上了杨贵妃的姐姐，这对我构成的威胁已经不亚于裴宽了！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三月，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裴敦复贬为淄川太守。
　　
　　摆平二裴之后，新的威胁立刻接踵而来。
　　威胁首先来自我的同宗兼同僚李适之。他刚刚当了半年多的宰相，尾巴就已经翘到了屋顶上，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明里暗里开始跟我角力。他兼任兵部尚书，于是就和兵部侍郎、驸马张垍沆瀣一气，把整个兵部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其次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这小子精明干练、擅长理财，几年来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一亿，大受天子赞赏，两年前被提升为左散骑常侍、水陆转运使，原职照旧，所有属下全部跟着他升迁。这小子又很会献媚，看上去极有入相的可能。
　　更有甚者，这两个人为了搞倒我，居然走到了一起。不断有人向我密报说他们过从甚密。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算是我的亲戚。李适之是同宗，而韦坚则是我舅舅姜皎的女婿，所以我才有心提携他们。可如今他们翅膀硬了，就企图联手整垮我。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像这种恩将仇报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
　　不过他们也太自不量力了。
　　他们现在自以为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可他们忘了我的无影手。我要是想对付他们，不但会让皇帝毫无察觉，甚至还会假借皇帝之手。
　　
　　对付韦坚，我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我把他擢升为刑部尚书，同时撤掉了他原来的所有职务，让我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取而代之。
　　老鹰没有了天空，它就会变成一只家禽。
　　甚至比家禽还不如，因为它不会从地上啄食。
　　理财高手韦坚离开了税赋部门，他就变成了一个庸才。
　　甚至比庸才还不如，因为他对律法刑讼一窍不通。
　　而对付李适之，我则施展了借力打力的太极。我知道他想巴结皇上想疯了，就给了他一根竿儿。有一天我随口对他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足以富国利民啊！”
　　我说得很小声，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李适之如获至宝，屁颠屁颠地跑去跟皇帝禀报。皇帝就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臣早就知道了，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乃龙脉所在，不宜开采，所以不敢向皇上提起。”
　　皇帝拉长了脸，随后就对李适之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可草率轻忽。”
　　李适之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可他这是哑巴吃黄莲。活该。
　　
　　韦坚和李适之分别被我摆了一道，恨得牙痒痒，于是同仇敌忾，天天待在一起。
　　这样更好，我可以一网打尽。
　　我授意杨慎矜使出他御史台跟踪取证的看家本领，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春节，太子的密友、边将皇甫惟明由于击败吐蕃入朝献捷，自恃有功，就在天子面前斗胆议论朝政，并把矛头指向了我，说我擅权揽政，建议天子将我罢黜。我宫中的耳目当天就向我作了汇报。
　　我听着听着，忽然间灵机一动。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久戍边塞的皇甫惟明好不容易回京一趟，而且正逢新春佳节，还不得和故旧亲朋走动走动！？
　　谁是他的故旧？
　　太子便是。
　　太子妃的哥哥韦坚也是。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太子。外戚。边将。这三种角色碰在一起，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某种遐想啊。
　　而且是致命的遐想。
　　我一想到这一回很可能又是一石三鸟，就不禁在暗室中笑了很久。
　　我叮嘱杨慎矜，春节期间必须密切关注这三个人的动向。
　　杨慎矜心领神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
　　第二天一早，杨慎矜立即向皇上告发。他陈述的理由是：韦坚是皇室外戚，不应该和边将私下密谈。而我则立刻向皇帝指出：很显然，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
　　皇帝暴怒。
　　自古以来所有天子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
　　不，被触痛了。
　　当天，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拿下诏狱。皇帝也认为他们谋反的嫌疑很大，可心里顾及太子，就以钻营求进的罪名把韦坚贬为缙云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
　　韦坚一落马，兔死狐悲的李适之大为恐惧，不久后便上表请求退居闲职。于是皇帝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其为太子少保。
　　来势汹汹的韦李同盟就这么被我击溃了。
　　朝中的文武百官看在眼里，人人噤若寒蝉。李适之失势之后，他那担任卫尉少卿的儿子有一次宴请宾客，丰盛的宴席摆了一整天，可满朝文武没一个人敢去赴宴。
　　谁会那么傻，为了喝几杯酒得罪我李林甫呢！？
　　搞掉了李适之，我又引荐了一个人当宰相。
　　他叫李希烈，时任门下侍郎，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上。我觉得这种人最适合做我的搭档。崇尚无为，个性冲淡，没有夺权的野心，既懂得让皇上高兴，又能乖乖服从我的意志。
　　这种人不可多得，可谓牛仙客第二。
　　他上任后，我也享受了一段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依照旧例，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倒不是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而是不待在朝堂上我不放心。我怕同僚私自揽政，把我架空。而自从李希烈一来，我浑身轻松，就上奏天子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也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了。从此凡是早朝散后，巳时（上午九至十一时）我便打道回府，让各省各部的待批文件、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我在家中决断后，有关官员再拿去给李希烈签名，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天宝五载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终于让我逮住机会把韦李一党的人全部赶尽杀绝。
　　对付这种在朝中尚有残余势力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掉以轻心，让他们有朝一日咸鱼翻身，你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件事是韦坚那两个傻乎乎的弟弟干的。一个是将作少匠韦兰，另一个是兵部员外郎韦芝。他们上书为韦坚喊冤，结果令皇帝勃然大怒。太子一下就慌了，为了自保，赶紧要求和韦妃离婚，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几天后，韦坚被贬为江夏别驾，韦兰和韦芝流放岭南。我对皇帝说，看来韦坚和李适之在朝中的朋党势力还很庞大啊！皇帝深有同感，于是将韦坚流放临封，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同时把韦坚的宗族亲党数十人全部罢黜。
　　第二年春，我又奏请皇帝将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全都赐死于贬所。
　　李适之彷徨无计，知道难逃一死，最后服毒自杀。
　　我又让人捏造了一个罪名，将李适之的儿子李霅活活杖死。
　　我说过，我不喜欢流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敢杀人。
　　必要的情况下，我绝不心慈手软。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我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矜又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眼看又有一个人要触红线了。
　　这真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
　　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人，要用人就要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任何人只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想要更多，然后他就从你的心腹之人变成了心腹之患。
　　所以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的整个宰相生涯，都像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杨慎矜曾经引荐过他的外甥王鉷进入御史台。王鉷此人颇有能力，后来升迁为御史中丞，已经与杨慎矜平起平坐，可杨慎矜总是拿他当晚辈，在朝堂上也直呼其名，而且与人闲谈时嫌王鉷出身微贱，言下之意是王鉷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
　　王鉷对此怀恨在心。
　　其时又恰逢杨慎矜正宠信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危言耸听，说天下将有变乱，劝杨慎矜提前在临汝山中买一个田庄避难。杨慎矜对王鉷毫无防备，把这事透露给了他。
　　于是我就示意王鉷利用此事搞掉杨慎矜。我暗示王鉷，杨慎矜是前朝隋炀帝的孙子，可利用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便在长安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家中暗藏符谶，计划复兴祖先的帝业。
　　皇帝李隆基怒不可遏，把杨慎矜扔进了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我命令手下的酷吏吉温前往汝州逮捕了史敬忠，拿到了他的供词。人证虽然有了，却没有物证。有关官员搜遍了杨宅也找不到谶书。我授意侍御史卢铉再去搜一遍。卢铉袖心领神会，袖中藏着谶书走进了杨宅，片刻后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说：“这个叛贼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杨慎矜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我屡兴大狱，却不能伤及太子分毫，心里颇为懊恼。
　　于是我起用了一个人。
　　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原名杨钊，后赐名国忠）。
　　这个人十分精明，而且有杨贵妃撑腰，用他来对付太子很合适。我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密切监视那些东宫集团的成员。一旦发现有何污点，立即发出弹劾，并交由我手下的酷吏吉温和罗希奭去审问。经他们之手审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太子党成员为此被我扳倒了好些人。无奈太子为人谨小慎微，基本上抓不住他的把柄，而且高力士又经常在天子面前保他。所以终我一生，太子毫发无损。
　　事后来看，起用杨国忠也许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我并不是低估了他的野心，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外戚身份。
　　我已经习惯于把手下的人当成一次性筷子，用完就扔。没想到杨国忠这种人一旦坐大，想扔也扔不掉了。因为天子爱屋及乌，对他的宠幸与日俱增。只要杨贵妃恩宠不衰，他杨国忠便可以扶摇直上。而且这小子又跟韦坚一样精于理财，这点又对了天子的胃口，于是屡获升迁。
　　
　　天宝六载，我的仕宦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子不但加我开府仪同三司，而且赏赐食邑三百户，并且赏赐众多上等的宅地、田园和别墅，还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岁末的那些日子，由于时近春节，各地贡献的物品先后运送到尚书省，随后天子便全部赐给了我。每当天子不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全都聚集到我家中，御史台和尚书省都无人办公，只有李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相府里。
　　俗话说：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了。
　　我的儿子李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命人在后花园修筑暗道，李岫随我去视察时，指着那些正在劳作的工匠对我说：“父亲大人长久掌握大权，怨仇遍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想要当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恐怕也办不到了！”
　　那天我凝视着他，心情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我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
　　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儿子李岫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
　　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
　　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夜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
　　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
　　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籍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在节度使任上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替朝廷卖死命！”
　　皇帝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胡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藩将帅，而是大量起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了。
　　可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一百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
　　错在我吗！？
　　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三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而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却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枝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
　　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三分一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
　　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提到的以文臣节制之外，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能长久任职；不能遥领远地；不能兼统他镇。这是三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三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十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
　　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亦即天宝十三载，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
　　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
　　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道杨国忠是怕安禄山入相以后跟他争宠，所以一心想除掉他。可除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用这种办法吗？不用说朝堂上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韬略，就算市井斗殴，你们见过哪一个狠角儿杀人之前拼命喊“我要杀了你”的？往往这么喊的人就是头一个被干掉的。我在清除每个对手的时候，都是事前波平浪尽事后不留痕迹的，哪里能像杨国忠这样到处嚷嚷！？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耻笑，而且引起他的高度防备和警觉。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通常会放出一些烟雾弹，然后趁人不备先下手为强。
　　安禄山就是这么干的。
　　我死后两年、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的正月初三，按例安禄山会入朝觐见。可杨国忠却一个劲地对皇帝说安禄山必反！还说：“陛下倘若不信的话，可以下诏召他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这杨国忠就是一个笨蛋。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人三更半夜都会赶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禄山可不像杨国忠那么笨，他昼夜兼程赶到长安，流着泪对皇帝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提拔如此之甚，因而被杨国忠嫉恨，臣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皇帝闻言，大起恻隐之心，当即赏赐给他一万万钱，之后宠信更隆。
　　杨国忠的话从此被当成放屁。
　　
　　“安史之乱”最终就是这么爆发的。
　　而杨国忠就是这么死的。
　　可惜我也死得早。要是上天让我多活两年，也许我有机会亡羊补牢。
　　也许我能找到机会不动声色地除掉安禄山。
　　可是历史没有“也许”，人生无法重来。
　　归根结底，我也只是历史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什么时候被拿起来扔掉，只有老天爷知道。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大唐官场的局面变得极端错综复杂。
　　外有安禄山的强势崛起，内有杨国忠的恃宠争权，而我手下的王鉷也日渐坐大，就连酷吏吉温也开始阳奉阴违、吃里扒外，甚至原本看上去碌碌无为的李希烈也忽然间抖擞起来，事事要和我对着干……
　　我逐渐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而对手们正处于高速成长期。
　　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我只能采取守势。
　　我不可能同时向这么多强势人物发起进攻，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他们之间，以自己的余威震慑他们，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控制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仅此而已。
　　这也是丛林中的生存之道。当你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必须以攻为守，而当你不具备压倒性力量时你只能以守为攻。这里就要引出《丛林导读》的第四个关键词：攻守相宜。
　　在无常而险恶的丛林中生存，一味地进攻不叫勇敢，而叫莽撞；适度的忍让也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意义的坚强。它将有效地保护你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不至于使你的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下面我就向你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安禄山兼领第三个节度使的那一年，小人吉温就暗地里投靠了他，和他拜了把子，称他为三哥。他对安禄山说：“李相虽然表面上与三哥亲近，可未必肯以三哥为宰相；我虽然受他驱使，也终究不能得到他的提拔。哥哥若向皇上推荐我，我即刻奏明皇上，说哥哥可以担当大任，我们一同排挤掉李林甫，您就一定能当上宰相。”
　　不久安禄山果然向皇帝举荐吉温。就在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时，吉温也被任命为副使。
　　其实吉温在背后跟我玩什么猫溺我一清二楚。
　　可我必须得忍着。
　　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再比如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点，可我对此洞若观火。
　　对付他这种人，我当然知道该用什么招。
　　每当他入朝的时候，我总是盛情邀请他到寒舍小聚。我们宾主之间经常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就国内外大事交换看法，从而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就在这种诚挚、坦率的会谈气氛中，我会见缝插针地说出一两句话。
　　而这些话通常总能道破安禄山心中隐秘的想法。
　　每当我那么随口一说的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服了。
　　他终于知道，在我面前，他几乎就是一个半透明体。几年来，他在跟朝廷百官打交道时总是一脸傲慢，可惟独跟我坐在一起总是战战兢兢，甚至大冬天的时候也会汗流浃背。当然，碰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很多体己话，然后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
　　所以安禄山最后就称呼我为“十郎”。这是表示亲切，同时也是献媚。
　　每当他人在范阳，让手下来京办差时，总是吩咐手下一定要来拜见我。手下回去之后，他便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如果我给了他几句好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我的话说：“告诉安大夫，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面无人色。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我只能一边拉拢一边威慑，而他也只能一边逢迎一边惧恨。
　　对强弩之末的我来讲，在余生中能与这种军事强人、政治新星、天子眼前的大红人保持相安无事，我就应该感到满意了。
　　
　　这几年王鉷蹿得很快，领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而且还兼了二十几个节度使职。不过在场面上他对我还算恭敬。最嚣张的是他的儿子和弟弟。他儿子王准在宫中任卫尉少卿，我儿子李岫任将作监。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每次王准都要牛皮哄哄地损我儿子。
　　李岫忍气吞声。
　　我也只好忍气吞声。
　　倒不是说我的权势已经不足以同王鉷抗衡，而是如果我们两个干起来，吉温杨国忠李希烈之流就会趁机对我群起而攻。所以我必须在小节上忍让，然后留着王鉷与杨国忠等人相互制衡。
　　如果大家势均力敌，那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像对付安禄山一样，我只求大家相安无事。
　　可惜这种平衡之局最后还是被打破了。
　　王鉷被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杨国忠从此在朝中一人独大。
　　而我则在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中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局面是被一个小人物打破的。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角色就是王鉷的弟弟王銲。
　　说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
　　一群大佬正在紧张地对峙和相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角色却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结果大伙动手，长安流血，政局随之一变……
　　这王銲真是一个丧门星。
　　王銲时任户部郎中，平时就骄纵狂妄，不守法纪，有一次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问他：“我有天子的相貌吗？”把任海川吓得不敢吭声，即日逃亡。事情被王鉷知悉，暗中派人追杀了任海川。此事又被一个叫韦会的朝臣获知，王鉷再次杀人灭口，把韦会逮捕入狱，并害死在狱中。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丧门星王銲别再搞什么小动作，那王鉷就算把这事摆平了。
　　可王銲偏偏要往死路上走，又搞出了一件事——
　　他居然想发动政变！
　　王銲和一个叫邢縡的朋友结交了一些禁军，于是一起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然后接管他的士兵发动军事政变，目标是把我、李希烈、杨国忠三个都杀了，最后挟持皇帝、夺取政权。
　　他们有病。
　　这么做不叫异想天开，而叫丧心病狂。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可想而知，这群疯子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告发了。皇帝亲手把告状信交给王鉷，让他逮捕叛党。王鉷料到他弟弟肯定在邢縡家中，就暗中通知他逃离，到傍晚才与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这邢縡存心要拉王鉷下水，就和他的党羽一边突围一边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夫。”
　　结果邢縡被杀，一干党羽全部落网。杨国忠总算抓住了把柄，于是向皇帝禀报了整个经过，说：“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皇帝正宠信王鉷，不忍心办他；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杨国忠打破这个平衡之局，所以也力保王鉷。最后皇帝决定对他们兄弟网开一面，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做样子，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皇帝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这时候绝对要丢卒保车，自己先洗脱干系，然后再想办法保他弟弟。可没想到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没按皇帝的要求做。这下可把皇帝惹火了。而李希烈偏偏又站出来火上浇油，大骂王鉷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可能是上了王銲的诛杀名单，心里窝火；二来也是故意要和我唱对台戏。结果皇帝一纸令下，命杨国忠取代了王鉷的京兆尹之职，并让他和李希烈会审王鉷。
　　这一来王鉷就死定了。
　　审理的结果，不但此次谋反的罪名坐实，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都被扯了出来。最后证据确凿，呈报皇上。皇帝赐王鉷自杀，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杖死；王鉷的两个儿子流放岭南，不久后也被杀了。
　　更要命的是，杨国忠和李希烈居然把我也扯了进去。
　　他们信口雌黄，指控我和王鉷兄弟暗中交结，甚至还诬蔑我与突厥叛将阿布思有瓜葛，并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面指证。
　　这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嫌隙而再度叛回漠北。我和他素无往来，怎么平白无故成了他的同党！？
　　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当然没有采信他们的诬妄之词。不过从这一天起，皇帝便疏远了我。
　　我平生第一次充满了一种无力感。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入相似乎已成定局。
　　时逢南诏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境的剑南道，蜀地百姓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我趁机奏请皇帝派他去。杨国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盲，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哭哭啼啼地去跟皇帝辞行，说这是我要陷害他。杨贵妃也一再帮他求情。老迈昏庸的皇帝李隆基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当宫中的耳目把天子的这句昏话说给我听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
　　我苦笑。
　　除了苦笑，我还能做什么！？
　　
　　冬天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我的病势也一天比一天沉重。
　　巫医说只要跟皇帝见上一面，我的病就会好。
　　我无声的笑了。
　　与其说这是医治我沉疴的药方，还不如说这是在暗示我——该是跟皇上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了。
　　皇帝决定来看望我，可左右之人拼命劝阻，说不吉利。皇帝只好命人把我抬到庭中，然后亲自登上降圣阁，拿起一方红手帕，远远地向我挥舞。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了。
　　我看见皇帝一直在用力地挥手，仿佛是在表示感谢——感谢我在这十九年中代替他兢兢业业地操持这个庞大的帝国。
　　那方寒风中翻飞的红手帕，是皇帝对我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奖赏。
　　我坦然地领纳了这份奖赏。
　　当之无愧地……
　　别无所求地……
　　领纳了它。
　　
　　没过几天杨国忠就回来了。
　　他在翘首以盼的剑南百姓的眼前晃上一晃。然后他就回来了。
　　他来见我，跪在床前向我行礼。我忽然流下眼泪，对他说：“林甫将要死了，您必定做宰相，身后的事情只好麻烦您了！”
　　杨国忠双手乱舞，一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看见他满脸是汗，表情尴尬。
　　我知道那是冷汗。
　　我知道直到这一刻，他还在怀疑我装病。
　　他怀疑我在欺骗他、试探他、陷害他。
　　他以为连我的眼泪也是假的。
　　可他错了。
　　虽然这一生我很少讲真话，可我从来不说没有必要的假话。
　　在丛林中行走一生，说谎绝对是一种必须，可它绝不能成为一种习惯。
　　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人必须讲真话。
　　比如现在我对杨国忠说的话。
　　在我身后，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托付到他手上，万千黎民百姓的命运将决定在他手上，所以，我希望他能以和我一样的务实态度去当这个宰相。
　　在我身后，我儿孙的荣华富贵也必将交到他的手上，所以，我希望他着眼于大局，不要公报私仇——不要把我们的政争化成私怨倾泻到我的家人身上。
　　所以，我对他讲了真话。
　　我也在他面前落下了这一生中罕有的真实的眼泪。
　　他能理解这一切吗！？
　　这是天宝十一载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冬的冷风猛烈拍打着寝室的窗棂。
　　我嗅到了越来越浓的腐烂气息……
　　也许到这里，《丛林导读》就该划上句号了。
　　你们还记得那四个关键词吗？
　　隐忍。洞察人性。无影手。攻守相宜。
　　我像每一个濒死的老人一样不能免俗，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一大堆。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也不知道你们听懂了多少？
　　不管这么多了。我现在累了。
　　有一场睡眠在黑夜的深处等我。在世界的另一头等我。
　　我要去赴约。
　　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我一想起这个就会笑。
　　然后我笑着闭上了眼睛。
　　
　　你们以为我的故事完了吗？
　　不。没完。
　　我死后，皇帝以隆重的礼节将我入殓。让我睡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我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
　　在大唐，这代表着无上的恩宠、巨大的哀荣。
　　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好好安息了。
　　可杨国忠不让我安息。
　　第二年正月，我还未及下葬，厄运就降临了。
　　当上宰相的杨国忠派人游说安禄山，再度指控我和阿布思共谋反叛。安禄山让阿布思的降卒到朝廷作证；我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禁不起他们的软硬兼施，也被迫做假证出卖了我。
　　老迈的皇帝在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中发了昏，颁下了一道诏书。
　　二月十一日，我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被削；子孙中有官职的全部罢免，流放岭南和贵州等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我的灵魂也不至于陷入一场凄怆无尽的飘泊。
　　他们还剖开了我的棺椁，夺去了我口中的珍珠和身旁的金鱼紫衣，把我塞进了一口庶民的小棺中，随随便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到死，我也得不到一场真正的睡眠。
　　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灵魂可以思考，我将用无尽的岁月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管能不能得到答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1-24 23:11:46

　　说起我，你们绝不陌生。
　　今天如果你们去杭州，还可以看见我赤着上身反剪双手长跪在岳武穆的墓前。
　　从明朝正德年间第一次铸像到现在，我已经在那里跪了将近五百年。
　　而且貌似要永远跪下去。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岳庙的一副对联。上联说岳飞，下联说的就是我。
　　我就这么跪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符号，连无辜的白铁都被我连累了。如果白铁有知，我真想对它说声抱歉。我就这么屈膝垂首于山一样伟岸的大忠大善的岳飞英灵前，任千夫所指、兆民唾骂。如果把这五百年来唾骂我的口水汇聚起来，足以成为一片浩瀚的汪洋。
　　而称颂岳飞的口水则会组成另一片汪洋。
　　当然，如果纯粹用道德眼光来看，我也承认，岳飞是个难得的忠臣，而且的确死得冤。所以就算在他灵前再跪五千年，我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道德评价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某些时候甚至很不适用。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否定是非善恶，而只是想强调一点：历史不仅仅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如果五百年来，你们一说起我就只是一个“奸”字，一说起岳飞就一个“忠”字，那你们的历史目光也未免过于狭窄、甚至是过于苍白了。想要解读出一个真实而丰满的历史，道德眼光固然是需要的，但它绝不能成为唯一的。发泻道德义愤固然会让人身心舒畅，但是恕我直言，久而久之，人会变得既懒惰又浅薄。到最后你们读到的不是历史，而是一份关于历史的简明扼要的宣传手册。
　　有一点我务必事先声明，我对你们说这些，并不是替自己做翻案文章。都死了八百多年了，翻来翻去又有什么意思？暂且不说其他朝代，光是南宋一朝我就被翻了几次：
　　我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皇帝赵构为我盖棺论定，赠“申王”、谥“忠献”。五十一年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我被翻了过来，夺“申王”之爵、谥“谬丑”。才过了两年，亦即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又把我翻了过去，恢复原爵位和“忠献” 谥号……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聊的把戏。无论人们评价我的时候如何针锋相对，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搞来搞去的真实目的无非还是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我极度讨厌所谓的“翻案”。
　　我真正关心的是，在你们看来，除了道德论断这个传统角度，历史是否还可以从另外的侧面进出？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们大可以看到这一页为止。我也只能表示遗憾。
　　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们就暂且忍住即将喷到我跪像前的口水，跟着我走一趟南宋初年。去看一看被兵燹战火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大宋王朝；去体验一下一个乱世人比之一头太平犬是显得何等不堪；去衡量一下，在宋弱金强的历史定局中，是要冒着身死国灭的危险打一场英雄主义的战争，还是要顶着大奸大恶的骂名求得一个精神残缺但是家国保全的和平！？然后再感受一下，当一个人在战争与和平的两难中、在义利忠奸的抉择中、在弱宋与强金的对峙中、在宁可玉碎的军民与但求瓦全的天子之夹缝中，在要么疯狂要么异化的煎熬中，他的灵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历史和上天给定的无间道……
　　他貌似可以选择。
　　但是他终究无可选择。
　　我这么说并非为自己的千秋罪错开脱。像我这么一个人也没有资格在历史法庭上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我更不敢希求你们的同情和谅解。我仅仅想通过这样的陈述，逐渐丰满你们解读历史的目光。
　　因为无论到任何时候，别人给你的既定结论都不能代替你的个人思考。
　　尤其是所谓权威给你的结论。
　　只要你能从道德以外的其他层面进入，设身处地地体验一段真实的历史，感受一颗焦灼的灵魂，那么无论你临别前仍旧是义无反顾地啐下那一口延迟喷发的唾沫，还是若有所思地在我的跪像前发出一声浩然长叹，我都无怨无悔……
　　这篇自述绝不是辩护书。你们可以把它视为类似于卢梭的那种心灵的《忏悔录》，也可以视为类似于卡夫卡的那种象征着灵魂异化的《变形记》，或者权当是南宋版《无间道》主角原型的一份自供状……总之，请你们相信我的诚实。
　　如果你们同意，那我们就开始吧？
　　就像伟人降生总是被说成异香满室、神迹昭昭一样，人们似乎也倾向于认为奸臣打从出娘胎起就是一肚子坏水。
　　其实前者往往是谎言，而后者也多半是瞎掰。
　　人是善变的动物，而这个世界又是如此变幻莫测，就算你现在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又有谁敢保证明日之你必是今日之你呢！？所以说，没有谁是天生的忠良，也没有谁是注定的恶棍。
　　就像我来讲，我既非从小就长得青面獠牙，也不是一落地就心怀大恶。相反，我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太学时，还以乐于助人、关心集体、手脚勤快等优良品格著称。同窗们平常有些跑腿的小事总是喜欢找我帮忙，而我也总是干得不亦乐乎；要是碰上三月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集体活动，我都是主动请缨担任义务总办，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替大伙操办一切。所以同窗们就赠给我一个雅号——秦长脚。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双健步如飞的长脚日后将带我走上那条一去不回头的无间道。
　　学生时代，我不但人缘很好，而且学业优异，所以我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就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授密州（今山东诸城县）教授一职。年轻时候的我之所以表现得奋发有为，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我父亲秦敏学虽然也是从政之人，可一生中最大的官只当到县令，不可能对我的仕途有多大帮助。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生能否出人头地，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努力！
　　当然，我后来的仕途发展，应该说还是与我的妻子有关系的。她是名臣后代，其祖父是北宋神宗朝的著名宰相王珪。如此显赫的门第自然会对我有所助益。我担任密州教授之后又继续深造，考中词学兼茂科，奉调为京师的太学学正，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训导长，算是返校任教了。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总算是京城的官，比外放好多了。
　　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靖康元年从天而降的那场国难，我这一生恐怕很难当上宰相，更别说要执掌帝国权柄前后共计十八年、并最终晋位为太师。我很可能跟所有太平时代的官僚一样，以蜗牛的速度慢慢爬，到发白齿摇的时候混到一个尚书就算功德圆满了。
　　所以，靖康元年无疑是大宋王朝悲剧的开端，但却是我个人平步青云的起点。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以为我这么说足以证明我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其实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穷凶极恶的金国军队兵临汴京城下、强迫大宋割地赔款的时候，我是朝中为数不多的坚定的主战派之一。
　　金人当时提出的城下之盟是：一，大宋一次性赔付金国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二，宋主尊金主为伯父。三，宋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县）、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四，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上书，向钦宗皇帝建言：一，金人贪得无厌，绝对不能割让作为汴京屏障的三镇，最多只能许以燕山（今北京）一路；因为金兵南下时，守将郭药师叛降，燕山所属州县已悉数为金所有；既已被占，不妨遂认可之。二，金人狡诈多端，即便议和，汴京的军事防御绝对不能松懈；三，召集百官廷议，集思广益，共商国是；四，金国的议和使臣只能驻留朝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登上朝会大殿。
　　可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如同泥牛入海，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几天后，我突然被擢升为职方员外郎。我大感振奋，以为主战派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当我绾起袖子准备报效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忽然命我去张邦昌的官署报到，听候差遣。你们也知道，这个张邦昌就是后来被金人扶植为“楚帝”、建立傀儡政权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显然，这一纸任命状是主和派颁发的，目的是想收买我。
　　我义愤填膺，一连呈上三道辞职奏章，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此项任命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说白了就是——宁掉乌纱，绝不卖国。
　　朝廷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
　　日后当我偶尔回想起年轻时代壮怀激烈的那一幕时，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甚至很难想象靖康元年上书辞官的秦桧和南宋初年奔走在无间道上的秦桧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我多么正气凛然啊！所秉持的从政理念又是那么单纯！我以为身为社稷之臣、民之父母，国难当头的时刻就应该把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我以为只要大宋王朝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凶残的胡虏，保卫美丽的家园；我以为天子和百官中的大多数肯定也拥有和我相同的信念，大家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没有根本的分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世界并不那么美妙。美妙的只是我对世界的一厢情愿。
　　别人也不单纯。单纯的是我对别人的期许。
　　大宋王朝的官场，靖康元年的世事，国难当头的人心，瞬息万变的时局，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地单纯下去，不需要等到国破家亡，头一个毁灭的就是我。
　　为此，我愿意不惜篇幅地为你们描绘我当时所面对的世界。
　　我很愿意告诉你们，靖康元年的大宋帝国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国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望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其战略意图是：以宗翰一军下太原，取洛阳，断绝宋朝的西路援军，并阻止宋天子西逃入蜀；以宗望一军下燕山，取真定（今河北正定），直逼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两军最后对大宋都城实施包抄合围。
　　金人兵锋所向，宋军望风而降。短短二十天，宗翰的西路军就连克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大同）、忯州(今山西忻县)，进围太原；宗望的东路军连克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不战而下燕山，并迅速包围中山府（今河北定州），距汴京仅十日路程。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徽宗皇帝仓惶失措，不得已而痛下罪己诏。给事中吴敏和太常少卿李纲察觉到徽宗已有卸责南逃之意，遂以血书谏请皇帝禅位于太子赵恒，以此收拾人心、号令天下。十二月二十三，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六天之后，适逢新年，遂改元靖康。
　　钦宗召见李纲，李纲慷慨陈辞：“祖宗疆土，子孙当以死守，不得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心于此，执之至坚，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患！” 钦宗频频点头，即拜李纲为兵部侍郎，旋即又授参谋官，负责前线御敌。
　　如果你们以为钦宗赵恒听了李纲的一席话就坚定了抗金的决心，从此誓与江山社稷共存亡，那你们就和年轻时代的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单纯。
　　世事如棋局。金人每落一子，皇帝每应一着，大宋朝的命运以及百官和军民的命运都随时在被改写。作为盘面上的一枚棋子，要想既不被金人吃掉，又不被皇帝当成“弃子”，就要尽早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堪破这盘棋——实际上就是堪破对弈双方的心态、和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尤其是大宋天子的想法。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当汴京的臣民一边放着炮竹一边战战兢兢地引颈北望时，金人的虎狼之师已经悍然渡过了黄河。他们只用很小的代价就跨越了天堑。因为宋军驻守在黄河北岸的梁方平部一见敌尘便望风而逃，驻守南岸的何灌部仓促之间烧断桥缆，淹没了几千个正在抢渡浮桥的金兵，但是宋军随后便哗然四散。金兵用船渡河时，遥见南岸竟无一兵一卒，遂大笑道：“南朝何竟无人！”渡河之后，金兵旋即攻陷滑州（今河南滑县）。
　　时为太上皇的徽宗连夜出逃镇江。宰相白时中与李邦彦等人纷纷劝说钦宗南逃襄（今湖南襄阳）、邓（今河南邓县），钦宗亦颇有此意。兵部侍郎李纲闻讯，不顾宰相议事、从官不得入殿的规矩，执意闯上廷殿，面奏皇帝：“风闻宰相们劝皇上南下，果真如此，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上皇将社稷托付于陛下，陛下岂可委之而去？”
　　钦宗默然无语。
　　白时中说：“如今金人势锐，都城岂能守得住？”
　　李纲说：“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之坚固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舍此何往？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
　　钦宗无奈，只好环视众人说：“诸位有何良策？”
　　大臣们鸦雀无声。
　　李纲说：“今日之计，只有集结军队，向金宣战，才能巩固人心，坚守城防，以待勤王之师。”
　　钦宗又问：“谁可为将？”
　　大臣们依旧沉默。
　　李纲看了两个宰相一眼，说：“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养着大臣，目的就是用于今日。白时中与李邦彦，虽书生未必知兵，然以其宰相之权威，亦足以号令将士上阵杀敌。况且，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白时中恼羞成怒，厉声道：“难道你李纲就不能出战吗？”
　　李纲一看激将法成功，顺势向皇帝请命：“陛下若不以臣为懦弱，赋予臣兵权，臣愿以死相报！”
　　钦宗遂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即日宣布京师戒严。
　　至此，如果李纲认为他已经成功说服了皇帝，那他就太乐观了。
　　钦宗皇帝一转眼就有个“一夕三变”在等着他。
　　李纲刚刚拜谢而出，皇帝马上召白时中等几个宰相一起用膳，膳毕又于福宁殿商谈多时。
　　实际上还是想跑。
　　所以他给李纲的那顶“东京留守”的乌纱真可谓名副其实——留着主战派殿后，好让他和宰相们从容地逃。
　　可李纲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听说皇帝还在计划逃跑，立刻又入宫死谏。他对皇帝说，您早上一走，晚上京师就得乱得一塌糊涂，就我们这几个留守也是无补于事，到时候宗庙朝廷尽成废墟，您三思吧！皇帝顿时又有些犹豫。一旁的宦官低声对皇帝说：“中宫和国公们都已经出发了，陛下岂能留此！？”
　　皇帝忽然脸色一沉，像是下定了决心，从御榻上站起来，说：“卿不要再坚持了，朕决意亲往陕西，起兵以援都城，决不留此！”
　　李纲声泪俱下，频频叩首，以死挽留皇帝。此时燕王与越王也相继入内，劝皇帝固守京师。皇帝不得已而再次转念。他手书“可回”二字，命内侍宦官把先行出逃的后宫嫔妃们和国公们追回来。然后盯着李纲说：“朕可是为你而留的，如何治兵御寇，可全靠你了。”
　　要读懂大宋天子的内心，这里就是一个关键。
　　大敌当前，一个皇帝已经开溜了，另一个皇帝也随时想溜。就算最终勉强留下来，他说他也是因为大臣的坚持才留的。
　　一副委屈勉强无可奈何之状。
　　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后来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内心就被投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由于答应得极端勉强，皇帝赵桓是夜辗转无眠。
　　夜半时分，他急命宦官出宫去通知各位宰相做好准备，天明立刻出发。
　　这一夜，我估计李纲肯定也没睡好。
　　天色微明的时候，天子御驾已经准备就绪，禁卫军也已集合完毕。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纲又出现了。他厉声对士兵们喊道：“尔等是愿死守社稷，还是愿随天子巡幸！？”众人皆呼愿以死守。李纲随即与殿前禁卫军将领一起入见皇帝，说：“陛下已经答应臣留下来，现在又想走，这是为何？六军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四散逃归，谁来保卫陛下？何况敌骑将至，若知陛下车驾未远，以快马疾追，何以御之！？”
　　我想此刻的皇帝肯定懊丧到了极点，明明下定最后的决心要溜了，还被死缠烂打的李纲堵在了门口。日后当他和徽宗皇帝一起被囚禁在五国城黑暗的牢房中时，肯定在心里把李纲诅咒了无数遍。
　　
　　正月初八，宗望的军队开始猛攻汴京。李纲身先士卒，登上城头率众力战。金兵连攻数日，在汴梁城下扔下数千具尸体，而汴京固若金汤。宗望见宋军士气高涨，深知他这回遇上了劲敌，眼前的这座大宋都城绝非轻易可下，遂停止进攻，遣使议和。
　　金人的城下之盟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实际上此刻的整个战局并不见得对金人有利。因为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被太原知府张孝纯遏阻于太原，未能前进半步，无法实现他们预定的合围计划；而完颜宗望孤军深入，攻城战役又连连受挫，倘若不能速战速决，等到宋军勤王之师云集，他必成瓮中之鳖。所以他急于求和，无非是想尽快捞一些实惠然后脱离险境。
　　因此，此刻金人的谈判筹码其实是份量不足的。
　　大宋天子若能意识到这一点，完全可以在议和谈判中摆出强硬姿态。
　　然而，我们的钦宗皇帝却不这么想。
　　我们的那些主和派大臣也不这么想。
　　金人的议和之论一出，他们立刻如逢大赦。
　　在他们看来，只要和议能成、金兵能退、富贵能保，那么，其他的一切在所不惜——无论是割地还是赔款。
　　所以，钦宗特意派遣了性格懦弱的知枢密院事李棁前去议和。当李纲提出质疑、并且请求由他取代李棁前往时，皇帝的一句话泄露了内心的秘密：“卿性刚，不可以往。”
　　日后我从皇帝赵桓的这一句话中悟出了很多东西。
　　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柔弱胜刚强。
　　李纲后来的一系列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好，必须按这个原则修炼自己——直到百炼钢成绕指柔，才算获得了那个时代的通行证。
　　此次顿悟让我感慨不已，而且受益终生。
　　李棁等人带回了那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朝廷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
　　而此时国库枯竭，五百万两黄金和五千万两白银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的皇帝自有办法。
　　他下了一道诏书，向京城的百姓“括借”！实际上就是强行搜刮；对所有风月场所实行“财产籍没”，这就是明抢；并宣布：胆敢私自藏匿转移财产者，皆以军法从事！
　　搜刮和抄没的结果，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金人的要求。
　　然而，此时民间已为之一空了。
　　与此同时，中书省草拟了一道割地令、皇帝准于颁发：
　　
　　中山、太原、河间府并属县及以北州军，已于誓书议定交割；如有不肯听从之处，即将所毗州府令归金国。
　　
　　此令不但正式宣告割让北方三镇，而且对北地其他州府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恐吓——如果你们不听从朝廷命令，胆敢阻挠或反抗交割，那就连同你们一起割掉！
　　除了赔款和割地，金人还要宋廷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
　　谁肯去呢？
　　关键时刻，我们日后的高宗皇帝、此时的康王赵构毅然挺身而出，说：“敌必欲亲王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当议和大臣李棁面有窘色地安慰他说：“大金担心南朝失信，所以想让亲王送他们过河而已。”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难，死亦何避！”
　　在场者无不悚然。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此刻康王的节操和勇气，在这样的时刻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很可能最后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我当时风闻康王的表现时也为之激动了一阵子。然而当他日后坐上徽宗和钦宗曾经坐过的天子交椅、一切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时，我便猛然意识到——原来最终都是位子在决定脑子！
　　我之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能够对高宗赵构的心态了如指掌，从而游刃有余地左右整个帝国政局，正是得益于靖康元年对时局的勘破和领悟。
　　换句话说，我一旦读懂了徽宗和钦宗，就自然可以读懂日后的高宗。
　　因为他们如出一辙。
　　
　　朝廷的决议一出，李纲当廷与宰相们力争：“金人索要的金银，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之财且不足，更何况区区一座都城！？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乃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李纲随后提出当前的策略，应该就和议细节与金人反复磋商，故意拖延时日，以待勤王之师。若四方大兵云集，而金人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在此前提下，大宋才能签下于己有利的盟约，使金人不敢轻视中国，籍此方能确保长久和平。
　　可宰相们把李纲的话当耳旁风，不予理会。
　　李纲愤而提出辞职。
　　钦宗终于发话了。他说：“卿尽可着力于军事、固守城防，此事当从长计议。”
　　李纲说：“金人所须，宰相们欲一切许之。如此只能躲一时之祸，而非长久之计。愿陛下详加审议，不然日后恐怕追悔莫及！”
　　李纲说对了。我们的钦宗皇帝日后在五国城里就悔断了肠子。
　　可是，他究竟是后悔没有听从李纲的主战之策，还是后悔当初听从了李纲的挽留呢！？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我只能说，凭我对大宋天子的了解，钦宗所悔，多半还是后者。
　　皇帝最后还是把全盘接受了金人的议和条款；同时遣康王赵构和副宰相张邦昌赴金营为质。可李纲却扣下了割让三镇的诏书。
　　他坚信，一待勤王之师到，局面定然改观，而三镇必然可保。
　　
　　靖康元年元月下旬，汴京军民望眼欲穿的勤王之师终于陆续抵达京师，兵力共达二十万，其中从关中赶来的老将种师道与另一名将军姚平仲所率之西北军更是以骁勇善战著称。完颜宗翰的西路军本来就是要阻挡宋朝的这支西北劲旅的，可他此刻却还在太原城下鏖战。
　　金人的计划完全落空。现在这个局面是他们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此刻汴梁城下的宗望人马只有六万。
　　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欢呼雀跃，群情振奋。
　　二十余万对六万。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是战是和，形势必将朝大宋有利的方向发展。
　　可他们错了。
　　如此大好形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短短十一个月后，汴京城破，徽、钦二宗被俘，宫室被劫掠一空，金人另立伪朝之后呼啸北去，北宋宣告覆灭。
　　灾难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从大兵云集、敌弱我强到形势逆转、城破国亡之间还发生了太多事情。就是这些事情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一改原初幼稚单纯的处世性格，并且为我最终面无愧色、心怀坦然地走上无间道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资源。
　　如果你们仍然兴趣未减，那就听我接着讲述靖康元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国往事……
　　从勤王之师到来的那一天起，李纲的缺点就逐一暴露出来了。
　　西北军一到，李纲立刻面奏皇帝：“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师道、平仲两将听臣节制。” 从军事角度而言，他的话没错。大敌当前，号令不一乃兵家大忌。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这是李纲的缺点。我们也应该相信李纲是出于战事的考虑，而不是在觊觎权力。
　　可问题是，天子并不这么想。
　　在看他来，这种独揽兵权的想法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点。
　　我不知道天子当时的表情如何。但李纲的话显然触犯了古往今来每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没有的忌讳——把兵权都集中到你手上？万一赶跑了胡虏之后，你突然兴致一来想当皇帝，朕拿什么来防你！？
　　所以皇帝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种师道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经验丰富，而且职位又不在你李纲之下。让他受你的节制，恐怕不合适。皇帝随即成立了一个与李纲的行营司平行的指挥机构宣抚司；任命种师道为宣抚使、姚平仲为都统制；还把原属李纲统辖的前军和后军划归宣抚司，并且宣布两司不得相互干涉。自此，兵权分散，两司各行其是。
　　皇帝还多次召见姚平仲，赏赐甚丰，勖勉有加，意在让他抢在李纲之前拔一个头筹。
　　二月初一深夜，姚平仲为抢头功，贸然率领一万名步骑兵突袭金营，想生擒宗望，劫回康王，不料反而中了埋伏，被金兵所败。一心想着议和的宰相和台省大臣们纷纷传言西北军和李纲的部队已经全部被敌人歼灭，无一幸存。皇帝大惊失色，未及证实便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之职，并废行营使司，以此向金人谢罪。
　　消息传出，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跪伏在宣德门外，联名上书，称颂李纲不计个人安危，以天下为己任，乃社稷之臣；大骂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动以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并请复用李纲，罢黜李邦彦等人。与此同时，城中军民群情激愤，数万人突然涌来声援太学生，为李纲请愿。
　　适逢李邦彦退朝出宫，群众蜂拥而上，破口大骂，纷纷挥拳要揍他。李邦彦反应敏捷、抱头鼠窜，才没被活活打死。皇帝令宦官传旨，表示同意太学生的请求。群众仍不散去，怕皇帝出尔反尔。皇帝再命吴敏宣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等金人稍退，即令复职。”这么一说更是把众人激怒了，人群击鼓呐喊，响声惊天动地。开封尹王时雍匆忙赶到，摆出官架子说：“怎么能胁迫天子呢？还不赶快散去！？”学生们大喊：“天子被忠义胁迫，不是好过被奸臣胁迫吗！？”随即冲上去要揍王时雍。王时雍慌忙逃窜。殿前禁卫军将领王宗濋恐生事变，劝皇帝先答应再说。皇帝无奈，只好命人宣李纲入宫。等到出外宣旨的宦官朱拱之等人回宫时，群众的情绪已经失控。有人拿刀把朱拱之杀死，并且剁成了肉酱，其他同行宦官数十人全部被杀。
　　李纲意识到事态严重，入宫觐见皇帝的时候满脸惶悚之情，泣拜请死。
　　皇帝用一种无力的口吻宣布恢复他的尚书右丞职务，并兼任京城守御使。李纲执意请辞，皇帝不许，令人出外宣旨，示威群众方才散去。
　　对天子而言，这是李纲身上又一个不可饶恕的缺点——
　　你李纲的声望太高了！京师的学生、百姓、军队，到头来都只认你李纲一个人，把朝廷置于何地！？把朕置于何地！？
　　半年多后李纲再度被罢黜，并且被流放充军，也许在此便已埋下伏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高宗与岳飞的关系，正是此刻钦宗与李纲关系的翻版。
　　对高宗与钦宗来说，危急时刻必须有岳飞和李纲这种不怕死的人为他们冲上战场。
　　可一旦天子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已经解除，那么岳飞和李纲们的危险就来了。
　　说白了，从古到今，岳飞和李纲们身上都患有一种无药可救的致死之症，那就是——功高震主。
　　这种人从一开始就被皇帝宣判了死刑。
　　而像我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行刑手。
　　我这么说不是在推卸责任，而只是在表明一个事实。
　　当然，有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在杀害岳飞的事情上，高宗和我都有罪。
　　我们的不同只在于责任的大小，而不在于罪错的有无。
　　你们放心，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学生请愿事件仅仅过去数日，朝廷就开始了秋后算帐。皇帝下诏捕杀捅死宦官的首犯，宣布禁止在宫门前集会上书。开封尹王时雍的手下四处出动，准备把参与上书的太学生全部逮捕，一时间人心惶惶。
　　屯守坚城之下的完颜宗望此时退意已萌。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以孤军深入腹地，又以六万对二十余万，相持下去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他来不及等宋廷凑足赔款数目，立即遣使表明退兵之意。钦宗和主和派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将搜刮来的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交付金人，而且逼迫李纲交出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同时打算另外选派人质作为“割地使”换回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
　　朝廷选中的人是肃王赵枢，著作佐郎沈晦，另外一个就是我——秦桧。
　　你们还记得不久前我上书反对割地和辞官的事吧？如今朝廷居然让我冒充礼部侍郎去做“割地使”，你们说，这算不算命运跟我玩弄的黑色幽默？
　　如果在一个多月前，我肯定会誓死不从。
　　不过现在我“从”了，而且从得心甘情愿。
　　因为天子、朝廷和百官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明白了太多东西。
　　我不再是那个一厢情愿心怀善意的秦桧了。
　　既然到头来高居庙堂的这些人凡事都是“动以身谋、不恤国计”，那我何苦为了所谓的节操和虚无缥缈的大义而牺牲自己实实在在的富贵和前程呢！？
　　人在仕途上走，一切都取决于天子的喜怒哀乐，我不迎合他，那我要迎合谁呢？迎合百姓吗？如果我因此违逆了天子，搞得自己一无所有，那我拿什么去迎合百姓？再说了，怎么做才算是迎合了百姓？是跟他们一起拿起刀枪上阵杀敌、血溅沙场，还是尽可能在天子的利益、百姓的利益、甚至是金人的利益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均衡？如果我最终能够避免玉石俱焚的下场，让各方在适当妥协的基础上获得各自的利益，同时也让半壁大宋获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让百姓获得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安居乐业，那我算不算迎合了百姓的利益？
　　总之，从我担任“割地使”、迈入金营的那一刻起，我就确立了这一生的处世准则，那就是——在确保各方利益均衡的同时获取我的个人利益。
　　也许，这就是我后半生宰相生涯的唯一指南。
　　或者说，这也是无间道的精髓！？
　　完颜宗望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迫不及待地引兵北去。
　　钦宗和主和派的大臣们如释重负，庆幸不已。他们相信汴京从此太平了。
　　老将种师道可不这么乐观，他极力要求率部尾随，在半道上对金人发动突然袭击。
　　皇帝不准。
　　种师道长叹：“异日必为中国患！”
　　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吕好问更不乐观。他对皇帝说：“金人得志，更加轻视中国，秋冬之间必定倾巢出动，卷土重来，御敌备战之计，应迅速筹划！”
　　皇帝不听。
　　
　　天子和主和派大臣都高兴得太早了。
　　东路的完颜宗望走了。
　　西路的完颜宗翰还在。
　　宗翰听说宗望满载而归，又羡又妒，连忙遣使前来索要金银。宋廷拒绝，并扣押了使臣。宗翰大怒，分兵绕过太原，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隆德（今山西长治），进逼高平（今山西晋城）。
　　钦宗等人还没从宗望北撤的窃喜中回过神来，西面的战火便又熊熊燃起。
　　也许是金人的贪得无厌真的把我们的天子逼急了，或者是眼前的几十万勤王之师毕竟给了他底气，总之，当西线的加急战报传来时，我们的钦宗皇帝突然迸发出一生中唯一的血性，断然撕毁了割地盟约，狠狠颁下一道诏书：
　　
　　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宗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原约。及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原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
　　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看上去天子真的要和金人拼了。
　　果不其然。他一抖擞起来，整个战局便为之一变。
　　皇帝罢免了主和派，然后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率兵援救高平、北上太原；命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为河北制置副使率兵追击宗望，增援三镇。于是姚古一路北进，收复隆德，挥师太原。宗翰怯战，留下围攻太原的余部，亲率主力北还。而宗望行至三镇准备接收时，也遭遇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种师中部又在其后紧追不舍，宗望腹背受敌，无奈之下放弃三镇，北走出境。
　　金兵两路皆退，失地纷纷收复。我们的徽宗上皇便在这微妙的时刻悄然回到了京师。
　　危险解除了，情急之下扔给儿子的那张龙椅，还能不能要回来呢？
　　太上皇回来得如此迫切而及时，不能说他心中毫无此意。
　　钦宗皇帝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以至于上皇御驾即将进入汴京的城门时，钦宗的心腹、时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忍不住提醒主子：“是不是先把上皇的左右摒去，才让车驾进来？”时任知枢密院事的李纲一听这话又不乐意了，他慷慨陈辞：“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用诚明的目光看人，我们可以看见尧、舜；用阴暗心理看人，我们就会看见不计其数的毛病。耿南仲，你不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你这人有阴暗心理！”
　　以李纲之高论，只要我们掩起耳朵，钟声就不会响了；只要我们摘一枚叶子粘在睫前，森林就不存在了；只要我们心地光明，满大街就都是圣人了！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皇帝不愿意人家给他戴尧舜的帽子，可也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希望它变成臣子嘴里的紧箍咒。钦宗皇帝对李纲的人生哲学不感兴趣，所以一声不吭。
　　耿南仲满脸讥嘲地看了看李纲，对皇帝说：“臣刚刚从御史台过来，左司谏陈公辅好像上了道折子，正为李纲勾结乱民宫门请愿一事，请求御史台启动弹劾程序……”
　　皇帝一脸愕然，想不到耿南仲的思维跳跃如此之快。
　　李纲急了：“臣与南仲所论，乃为国事，南仲何出此言！？好，既然说陈公辅要弹劾臣，那臣就不当这个官了！”
　　皇帝眉头一皱。
　　又来了。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明你李纲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可朕老早老早就知道你的公心了，你何苦一再提醒、甚至于变成一种习惯？不，变成是一种要挟呢！？
　　皇帝闷闷地说了声：“不准。”
　　很显然，对天子来说，这是忠臣李纲又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
　　靖康元年四月，我和几个冒充朝廷大员的“割地使”一起，从燕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汴京。我们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金人对我们的真实身份心知肚明，所以一直看管得很松懈，我们因之得以在乱兵中趁隙逃生。而货真价实的肃王李枢则是金人紧密看守的对象，所以一路被他们掳掠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原。
　　经此一番磨难，重新回到朝廷的我已与此前判若两人。我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战和两派之间，与他们保持着同等的友好关系。换句话说，我已经开始实践“在确保各方利益均衡的同时获取我的个人利益”这一处世原则。主和派敏锐地察觉到我的转变，于是当我回到汴京不久，御史中丞李回和翰林承旨吴幵便联名保荐我担任了殿中侍御史，旋即又升为左司谏。
　　从靖康元年五月开始，原本因钦宗猛然抖擞而有所改观的战局再度急转直下。完颜宗翰的余部猛攻太原不止。种师中与姚古两路并进援救太原，种师中一连收复寿阳、榆次等地，进至距太原百里的杀熊岭时遭遇金兵突袭，力战身亡。种师中素以老成持重著称，乃一时名将。他一战死，宋军士气大挫。金兵乘胜而进，又大败姚古于盘陀。姚古率残部退守隆德。而年事已高的种师道此时又因患病致仕。前线顿时陷入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之局。
　　朝廷急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再援太原。
　　李纲向皇帝拜辞：“臣乃一介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而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
　　皇帝不准。
　　李纲只好托病，坚决要求致仕，数日之内连上十几道辞官的奏章。
　　皇帝一律不准。
　　你李纲一直不都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吗？在这种危急时刻，你不上谁上！？
　　什么叫责无旁贷？
　　这就叫责无旁贷！
　　有人私下对李纲说：“公知道这一次为何会被遣上战场吗？这根本不是出于战事，而是有人想趁此把您排挤出朝廷，又让汴京军民无话可说。您要是执意不去，天子一旦猜忌起来，恐有不测啊！”
　　这个人的一席话道破了真相。
　　李纲对此当然也是心中有数。可他万般无奈，只好受命。
　　八月，李纲率领宣抚司仅有的一万二千人进驻怀州，一边练兵备战一边招募各地义勇，准备等到大军会集再全面反攻。然而朝廷一纸令下，将他所募之兵全部遣散。李纲愤而上书：“河北、河东日日告急，至今未有一兵一骑以应战场之需。怎奈刚刚募集而来的军队又尽皆遣散！？何况原以军法敕令各地起兵，而今却以寸纸罢之，臣恐日后有所号召，无复响应者。”
　　奏书呈上，朝廷悄无声息。很显然，这临阵罢兵的阴招是时任门下侍郎的耿南仲一伙人搞出来的，目的是陷李纲于必死之地，既公报私仇，又为他们一贯坚持的议和政策扫清障碍。退一步说，就算李纲不死，这仗也绝对打不赢。一旦战场失利，议和之端便可再开。
　　除了兵员不济、军需不足之外，李纲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那就是前线的各路将领根本不把他和宣抚司放在眼里，基本上不受节制，惟独听命于远在后方的汴京朝廷和钦宗皇帝。
　　“将从中御”。这是大宋自开国以来相沿成习的祖宗家法。按照大宋的这种军事体制，不管前线的战局如何瞬息万变、千钧一发，原则上各路将领都要服从天子和中枢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事实上就是接受遥控指挥。很显然，这是一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陈规陋习。大宋王朝在与辽和西夏的多年战争中之所以屡屡落败，其症结之一就在此。
　　但是我们的钦宗皇帝可不这么认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才觉得安全。
　　李纲屡屡向朝廷要求节制之权，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所以前线各部依然我行我素。金人抓住宋军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八月间趁隙将宋军各个击破。一时间，黄河北岸诸府州的军民纷纷渡河南逃，州县为之一空。
　　八月底，金国见宋军势颓，于是再遣宗翰发兵云中（今山西大同）、宗望发兵保州（今河北保定），仍分两道，卷土重来。
　　朝廷的议和之论再度甚嚣尘上。
　　耿南仲等人坚决主张割让三镇，他们抓住李纲前线战败的把柄，指责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将其罢为扬州知府，不久又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放逐至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九月，坚守了整整二百六十日的太原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终于被宗翰攻破。城中军民阵亡饿死者十之八九，知府张孝纯被俘。太原既破，宗翰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于十月间连克汾州(今山西汾阳)、平阳（今山西临汾）、隆德（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十一月初渡过黄河，不战而下西京洛阳，兵锋直指汴梁。与此同时，东路的宗望于十月间大败宋将种师闵于井陉（今河北井陉），并攻下坚守了四十余日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间渡过黄河，连陷临河县（今河南濬县东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
　　靖康元年十一月底，金国两路大军相继兵临汴京城下，顺利完成首次南侵未遂的合围计划。
　　这一次，我们的大宋王朝在劫难逃了。
　　就在金人铁蹄汹汹南下、宋军望风披靡之时，大宋朝堂上的战和两派依然大打口水战，而钦宗皇帝始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时任尚书右丞兼中书侍郎的何栗上奏：“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何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守信！？割亦来，不割亦来！”钦宗若有所悟，一边命康王赵构远赴宗望军营议和，一边听从何栗建议，诏命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等四道总管率师勤王。
　　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在副宰相何栗这边，也就是——主战。倒不是说我又恢复了从前的单纯，而是我知道，钦宗皇帝现在的策略是以议和来讨好金人，而内心却需要主战派来给他打气。所以我认为，现在主战对我更有利。
　　几天后，朝廷召集文武百官就战和问题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以何栗、吕好问为首的主战派三十六人，其中就有我一个；而以宰相唐恪为首的议和派则取得了压倒性的七十票。虽然如此，可我知道，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皇帝会越来越依赖像何栗和我这样的主战派。
　　果不其然，当金兵包围汴京之后，皇帝被迫发出了“今当死守社稷”的豪言壮语，并罢免了唐恪，拜何栗为相。
　　与此同时，我也如愿以偿地升任御史中丞。
　　虽然这次的政治队列我选择得很正确，可是，当如蝗似蚁的金兵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汴梁、令人恐惧的战火在帝都的四方城门上相继燃起时，我也不免为帝国和自己的前程感到悲哀和茫然……
　　不过我依然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业已掌握的这套成熟而稳健的处世原则一定能使我不断地趋福避祸、转危为安。
　　我日后的种种人生遭遇和命运转折，将屡屡证明这一点。
　　
　　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三开始，金人昼夜不断地向汴京发动凌厉的攻势。其时雨雪交加，天气极为恶劣，城中仅有的七万守军在刺骨的严寒中浴血奋战，伤亡冻毙者不计其数。南道总管张叔夜率三万人马入京勤王，数战皆捷，士气稍振。数日后，东道总管胡直孺亦挥师来援，在拱州（今河南睢县）遭遇金兵阻击，兵败被俘。金人将其绑于汴京城下示众，城中军民大为恐慌。
　　连日鏖战，宋军伤亡惨重，而四方勤王师再无一兵一卒前来。至闰十一月下旬，守城士兵仅剩三万，而且大半负伤。形势万分危急。钦宗命死士持诏突围，拜时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命其火速率兵来援。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士兵们冻得连武器都拿不住了，纷纷倒毙。
　　钦宗皇帝光着脚站在宫中面朝苍天，祈求老天爷垂悯放晴。
　　然而，苍天无动于衷。
　　二十二日，守将范琼率千人出战，渡河时遭遇冰裂，溺水而亡者五百余人，于是士气更挫。
　　二十三日，北风疯狂地席卷而来，漫天的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地上积雪厚达数尺。
　　我无比伤感地凝望着这一副凄凉景象，预感到汴京的末日已经到来。
　　康王赵构在相州组建大元帅府，以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募兵一万多人南下勤王。宗泽亲率二千人连破金兵三十余寨，一时群情振奋。宗泽力主乘胜而进，入援京师。可赵构和汪伯彦却畏缩不前，游移观望。直至最终汴京城破，二宗被俘，康王赵构仍未派出一兵一卒进至汴梁城下。
　　其实从这个时候起，赵构的自私与怯懦便已暴露无遗了。
　　所以我一再强调，从徽宗、钦宗到日后的高宗，历任大宋天子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的。
　　就在汴京军民近乎绝望的时刻，一个名叫郭京的术士忽然站了出来，声称他有神奇的“六甲之法”，只要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金之二将。
　　我相信你们对这一幕并不陌生。
　　直至七百多年后，这可悲又可笑的一幕还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重演。
　　当郭京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时，我们的当朝太宰何栗便迫不及待地把大宋帝国的最后命运托付给了这个“神人”。他即刻任命郭京为“成忠郎”，紧急招募了一帮市井游民，号称“六甲神兵”。何栗一再敦促“神人”赶紧率“神兵”出战。
　　神人双目微闭，说：“非至危急，吾师不出！”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晨。
　　一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郭京命令城上的守御士兵下城，不得偷窥他作法。然后猛然打开宣化门，命他的“神兵”出战。郭京和张叔夜端坐城楼，准备一睹神兵大破金人的胜利景象。
　　金兵汹涌而来，神兵一触即溃，大半掉进护城河淹死。城门紧急关闭。郭京一看情形不妙，连忙说：“我必须亲自下去作法。”趁乱率余众亡命而逃。金兵顺势攻上城楼，占领宣化门。一时间城垣上的守军纷纷溃逃，金兵渐次从各个城门突入。
　　大宋臣民们各自迎来了他们的最终命运。统制官姚友仲死于乱兵；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出奔，被金军追骑所杀；宦官黄经投火自尽；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拼死抵抗，连同家人一齐被杀；张叔夜身负数创，率众力战……
　　然而败局已无法挽回。
　　金兵像洪水一样漫进了汴梁城……
　　宗翰和宗望登上汴京城楼，遥望笼罩在雨雪和战火中的大宋皇宫，相视一笑。
　　
　　金人占领汴京外城后，再次抛出议和的橄榄枝。
　　钦宗命何栗出面谈判。在这一刻，我们这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当朝首辅大臣却恐惧颤栗，彷徨无措，良久不敢答应。吏部侍郎李若水破口大骂：“致国家如此，皆尔辈误事！今社稷倾危，尔辈万死何足塞责！？” 何栗不得已而上马欲行。由于浑身不停颤抖，几次跨不上马鞍。左右扶着他上去，才走到朱雀门，手上的马鞭就抖落了三次。
　　一路筛糠的何栗好不容易进入金营，宗翰和宗望笑着告诉他：“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二者都不可或缺嘛！今之所议，无他，割地而已！”并强调必须由徽宗上皇亲自出城请降。
　　何栗回报，钦宗闻言后决定亲往。何栗自以为不辱使命，庆幸不已，回城后呼朋引辈，设宴饮酒，终日笑逐颜开。
　　我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胆小如鼠、举止乖张的何栗就是短短二十多天前大义凛然的那个抗金斗士何栗。
　　在如此诡谲的世事和如此善变的人心面前，我们除了欷歔之外，是否还应有所彻悟！？
　　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反正我算是忽然明白了——原来所谓的忠与奸、善与恶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针锋相对，而是经常毗邻而居、有往有来；更有甚者，它们很可能同时居住在我们的内心。什么时候挂什么面孔，既取决于我们的良知，更取决于外在的时势；进而言之，我们在什么时候成为什么人，既取决于我们的道德感，更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心。
　　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强大。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成为恶人，并不是我们内心的恶念不够多，而是因为外在的诱惑不够大。
　　当然，来自外在的不仅仅是利益和诱惑，经常也会有危险和逼迫。
　　何栗显然就是一个对外界可能具有的危险和逼迫估计不足的人，所以一旦面对，他那纸糊的大忠大善形象便催枯拉朽，真相毕露。
　　依此类推，我们很多时候能成为善人，也并非因为我们的善念足够强大，而是外在的逼迫暂时还过于弱小。
　　你们说呢？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何栗等人来到金营，在金人胁迫下拟就了一份降表，并北面向金称臣。金人张开了狮子口——除割让两河之地外，还须交纳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钦宗黯然回城时，看见伫立在风雪中等他归来的百姓，忽然掩面痛哭、失声喊道：“宰相误我父子啊！”
　　钦宗一边遣使赴河东河北交割土地，一边下令搜刮金银。可此时的汴京无论皇宫还是民间都早已财力枯竭。相关官员只好无所不用其极，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福田院里的孤寡老人，一概不放过。百姓纷纷被逼自尽。即便如此，搜刮之数仍不及金人索要数之万一。此外，金人还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很多少女不堪屈辱，纷纷投河自尽。人数不够，钦宗皇帝只好以自己后宫的嫔妃充抵。
　　赔款迟迟不能凑足，金人命钦宗再赴金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十，钦宗赵桓进入金营。从这一天起，赵桓便从大宋的九五之尊沦为金人的阶下之囚。金人扣留钦宗后，宣布金银不足就不放人。至正月下旬，开封府费尽心机搜刮到金十六万两、银两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金人的要求。二月初六，金主下诏废钦、徽二宗为庶人。并强迫徽宗、太后、皇后、太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宗室之人全部进入金营。太子被掳时在车上哭喊：“百姓救我！”吏部侍郎李若水与钦宗一起被囚禁，终日骂不绝口，被裂颈断舌而死，金人叹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人，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由于连日的战乱、劫掠和搜刮，再加上持续不停的雨雪、以及突然爆发的疫病，汴京百姓无以为食，饿死、冻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
　　大宋的帝都中，到处都是冻得跟石头一样僵硬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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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之死——十三个帝国大佬的终局自白

第二章霍光：是栋梁，还是芒刺？

第三章尔朱荣：问天下谁是英雄

第四章李林甫：无心睡眠

第五章秦桧：我的无间道

权臣之死——十三个帝国大佬的终局自白

第二章 霍光：是栋梁，还是芒刺？

第三章 尔朱荣：问天下谁是英雄

第四章 李林甫：无心睡眠

第五章 秦桧：我的无间道

第二章霍光：是栋梁，还是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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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李林甫：无心睡眠

第五章秦桧：我的无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