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梁由之）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47:42

　　我并不自称为基督徒……但我可以揭露这个事实，即其他人比我更配不上这个称号。　　　　　　克尔凯郭尔（转引自汤姆特：《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　　　　　　　易卜生《国民公敌》
　　
　　孤伟自死，社会依然……　　　　　　　　鲁迅《摩罗诗力说》
　　
　　　　　　　　　　　　　　　　　　　――――题记
　　
　　
　　
　　　　
　　一.灵台无计逃神矢
　　终于轮到鲁迅了。
　　梁某向来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自诩亦不乏大将风度。但事到临头，却居然还是有几分激动，几许惶恐。
　　以鲁迅为百年五牛之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齿居长。读鲁迅本人及与其相关的著述，颇有年月，兴趣日增，却未曾专门写下过一个字。并不是没有想法，也不完全是一向忙而又懒的缘故。主要还是度德量力，不敢率尔操觚，唯恐佛头着粪。
　　现在，五牛已成其四。兵临城下，图穷匕见，撼大摧坚，无可闪避。为了保持连续性，还是赶在2005年年尾开张再说。至于是刨个巨坑撂在那儿，还是直接写成一本小书，实话实说：心中无数。好在前几篇开始时也是这样。管它呢，干起来先。
　　我起先对鲁迅并不感冒。语文课本上选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如《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社戏》），对一个少年来说，实在是既艰深，又乏味。老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的阐发和归纳更是令人昏昏欲睡。看连环画（如《祝福》），又觉阴森可怕，一点都不好玩。不怕各位见笑，直到现在，我都未通读过一遍《鲁迅全集》。甚至他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篇是硬着头皮才勉强浏览一过的。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进入自由选择阶段后，意见却有了变化。慢慢发现，鲁迅全然不是儿时心目中那副模样。这老头是独一无二的，着实了得！
　　真正对鲁迅有了酣畅而痛切的感觉，还是在30岁以后这几年。侯德健有首歌《三十以后才明白》，梁某非常喜欢。歌好，歌名也好。
　　林贤治说："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此言极是。
　　无论生前身后，鲁迅享受到了世俗罕见的殊荣，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击与诋毁。这个"横站的士兵"，被左右双方歪曲利用，以致不少人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倒是鲁迅本人，生前对此已有预感。
　　在下就要胡说鲁迅了。唐突西施、言不及义之处，在所难免。先生勿怪，看官勿笑。是所幸焉。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48:30

　　二.身后是非谁管得
　　1936年10月19日晨5.25分，鲁迅（1881.9.25――1936.10.19）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相距不到一个月的9月25日，他刚刚度过自己的55岁生日。
　　18年前的1918年4月，在友人的一再劝说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司局级公务员吧）、浙江绍兴人氏周树人写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发表在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首次署名鲁迅。“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就此进入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中心位置，为我们留下了近700万字的皇皇著译。去世的前两天，兀自笔耕不辍，写下了名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是或不仅仅是由于他是所谓“文坛盟主”、“左翼领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荷戟独彷徨”于“无物之阵”的战士，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横站的士兵”。
　　鲁迅的一生，风波浩荡，斑斓多姿。仰慕追随者固然不计其数，从毛泽东、孔祥熙、柔石、萧红、……直到引车卖浆之流，实在是不胜枚举。
　　而他的论敌也颇不乏重量级的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如：章士钊、顾颉刚、胡适、周作人、陈源、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成仿吾、沈从文、李四光、杜衡、吴宓、杨村人、张资平、高长虹、周扬……，等等。这个超豪华阵容亦足惊人。他们给鲁迅戴上种种帽子：学匪、双重反革命、伪善者、堕落文人、刻毒者、封建余孽、杂感家、买办、收受卢布者、亲日派、汉奸、变态者、堂吉诃德、法西斯蒂……要是换作他人，这些大佬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足以把对方淹死。但不幸的是：这次他们遭逢的是鲁迅。　
　　鲁迅是一个独立而巨大的存在。1936年10月19日后，“他休息了”。“公已无言”。
　　身后是非谁管得？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下面列举几家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毛泽东：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还多次称鲁迅是中国现代第一等圣人，而他自己则不算；御封鲁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让“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并称。
　　
　　
　　胡适：
　　胡适的看法与毛泽东不同。
　　下面全文引录周策纵教授的一封信，以见一斑：
　　合肥（安徽）大学等举办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予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克出席，小诗二首为祝：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
　　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周策纵
　　　　
　　　　一九九九年己卯七月三十一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之陌地生市之弃园，时年八十又三。
　　
　　周作人：
　　（鲁迅）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
　　《会稽郡故书杂集》……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梁实秋：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巴金：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象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苏雪林：
　　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邪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
　　（顺便说一句：这个在鲁迅生前对他敬服有加的“苏奶奶”（刘心武语）是反鲁派的急先锋。其鞭尸大作《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鲁迅传论》，实属天下奇文。不可不读。）
　　
　　胡兰成：
　　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　人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晚年相差的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叶公超：
　　新月派是鲁迅的宿敌。新月派中坚分子叶公超在鲁迅死后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等同的。”
　　
　　顾随：
　　<<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印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王朔：
　　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陈村：
　　我不能不要脸到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不喜欢看到的是，鲁迅现在往往成了某种事情的由头，而不是事情本身。我看到的是，那么多的人要在鲁迅的身上做出或正或反的学问以求实现社会价值。我看到的是，话都没说顺又根本不读书的一些人也敢谩骂鲁迅。无畏的岂止无知者。
　　就说学术吧，我从来不觉得学术是一种彻底民主人人有份的东西。那种理论上的有份是空虚的。我能和爱因斯坦讨论广义或狭义相对论吗？我不配。我因为不配，于是找点Ｅ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三横一竖、等号为什么不划三条平行横线、你就不能不叫相对论我看是绝对论那样的问题去和他搅和吗?当年想和莫扎特善意非善意地讨论音乐或以为比他高明的先生大概大有人在，莫扎特应该停止作曲去搭理他们吗？从参与的可能来说，学术就是专制的，科学就是专制的，只有进了门槛才有论说的权利，要有本钱。它从不追求人人的参与，它在乎的是找到真理。尼采说过，世界上有伟大的人，也有鸡毛蒜皮的人。如果他指学术，讲得一点不错。
　　
　　是不是先就引到这里？好。那么打住。
　　朱正、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比较深入、客观，对人们重新认识一个真正的鲁迅多有助益。林贤治卓然有见，但不无极端。
　　而对鲁迅的各种非议也一直不绝于耳，其中几个山西作家较具代表性。
　　作为一只久已不能下蛋的老母鸡，一直在体制内混饭吃的老“山药蛋”派“专业作家”韩石山穷则思变，改换面目干上了“酷评家”的新行当。别说，这一招还真灵，五花八门的蛋又开始下得倍儿溜顺。
　　最新的一枚取了一个似乎不甚亨通的书名《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封面的广告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
　　我在购书中心翻了翻，哑然失笑：就这老哥，也配评说胡适、鲁迅？
　　韩石山写道：“我们只能说，鲁迅是个会做文章的人，至于道理，怕难以令人服气。”
　　梁某认为：韩石山连文章都做不通顺，至于道理，更是令人喷饭。
　　下面姑举其一条“心解”：“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
　　这真是异常大胆的假设。
　　那我要问对女性美颇有研究的韩石山：鲁迅生前一直与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相处甚好，关系密切。“富春江上神仙侣”，郁、王男才女貌，当时被目为神仙眷属，王映霞的美丽更是天下知闻。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莫非是鲁迅这个老不正经觊觎王的美貌，明修暗度？这是不是你下一只蛋的蛋黄？　
　　严谨深刻的鲁迅对随意浪漫的郁达夫的“性格、作派”，恐怕也不会很欣赏。但这两个脾气不小、自视甚高的浙江人为什么能求同存异、成为很好的朋友？很简单：主要是两人均为性情中人，惺惺相惜。　
　　韩石山的高见，不由令人想起方舟子的一篇著名网文《淫者见淫》。淫者见淫，的确如此。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老韩还开门见山：“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这又使我忆及陈寅恪先生的雅谑：“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不觉莞尔。端的羞煞人也么哥。
　　韩石山是不值得多说的。如果他已经选定以批判鲁迅、意淫海霞为“暮年上娱”，我们就等着看“老人的胡闹”好了。
　　
　　
　　至于谢泳，则是另一种情况。
　　谢泳编了一本书：《胡适还是鲁迅》（内收谢文6篇，内容则颇见重复）。
　　这个书名就有问题。中国本土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现在本来就非常有限，何必还要人为地画地为牢，非此即彼？鲁迅、胡适就没有交叉点和互补性？果真是那么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兼容并包可不可以？《胡适与鲁迅》行不行？
　　不知为何不收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建议对自由主义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仔细参读李庆西的《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文。可惜没见到谢泳的正面回应。
　　印象中谢泳应该是个比较客观、冷静的有心人。他的一些文章，我曾是比较喜欢的，并多次向朋友推荐。令我不解的是，每当论及鲁迅，他就表现出出格的偏执。谢泳对鲁迅不以为然，对胡适则敬服无已。周策纵曾亲聆胡适晚年谈到鲁迅。适之先生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不会屈服于任何专制暴力，鲁迅是我们的人！（大意。具体见上文。）
　　这才见识力和气度。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排击鲁迅者多推崇胡适。但不知为何对“夫子晚年定论”就忽然不约而同地选择性失明、失语了。
　　谢泳曾在《鲁迅研究之谜》中连珠发问：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却总是被专制利用？文革中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某党不选择补台的胡适而选择拆台的鲁迅作为旗帜？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
　　恕我直言：这些实属低级的策问，虚伪的问题。
　　我也问谢泳兄几个问题：
　　《圣经》传世之长、流布之广，自然远非《鲁迅全集》可比。可为什么直到现在，真正的圣徒还是寥若晨星？
　　毛泽东极度推崇《红楼梦》（而非《金瓶梅》），喜欢三李（而非老杜）的诗，这是他的个人爱好，无可厚非，甚至很见高明。至于他认为“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而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是《红楼梦》的总纲，强调阶级斗争，这就失之荒谬了。但这关曹雪芹什么事？雪芹有什么错？人家将他的传世之作加以歪曲利用，你还要滥加指责，这岂不是推波助澜，让他比窦娥还冤吗？难道《红楼梦》就不是好书了？当时流行影射史学，古为今用，甚至凭空捏造出一部历时千年之久的“儒法斗争史”，对历史与历史人物进行完全随心所欲的描绘和阐释。这恐怕很难去指责古人吧？无论他是被描黑批判的儒家还是被描红歌颂的法家。可耻的、该指责的是不是另有其人？
　　鲁迅生前明确这样写道：“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又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忘，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其实这移用为适之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不知谢泳对这些预见性极强的话有何观感？
　　谢泳兄近年思想没有突破瓶颈，似乎以吃老本居多，新作亦多为旧作加注水。这是我辈深以为憾的。
　　关于“假如鲁迅1957年活着，又当如何”的问题，罗稷南与毛泽东的沪上问答见报后，谢泳曾作过大胆的假设，力辩其事子虚乌有。可惜求证不够小心，当黄宗英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南方周末》撰文坐实确定无疑后，他就只能沉默了。
　　1949年以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折腾了几十年，一事无成，作鸟兽散，原因不一而足，其中，鲁迅的缺位乃至错位不容忽视。
　　时隔多年，眼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沉渣泛起。如果连一个鲁迅都容不下，我可以断言：他们仍将一事无成，作鸟兽散。
　　在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毛主席语录”似乎已成笑料。其实，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开宗明义，就一语中的。
　　确实，分清敌人与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即便只是“书斋里的革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49:15

　　三.老归大泽菰蒲尽
　　无庸讳言，在鲁迅生命的最后6年间，他的思想明显左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期间，他阅读、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著作，一度对苏联寄予厚望，写过不止一篇热情讴歌苏联的文字，以为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鲁迅18年的创作生涯中，这是最没有意义和创造性的工作，是其著述中注定要“速朽”的部分。他为此枉抛了心力，虚耗了年华，损害了健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彻底的悲观者、深刻的怀疑者，他对一切过于美好的事物和期许几乎是本能地难以信任。他怀疑对于“黄金世界”的种种许诺和向往，明确反对预设一个最高目标，更对为虚幻的黄金世界而舍弃牺牲此生的幸福不以为然。
　　鲁迅曾为这一重要思想言之再四。他借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人物的口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在《野草.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黄金世界在这里完全可以看成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同流而不合污，能入而又能出，在众人陶然沉醉时保留了一份坚定的自我，不被喧嚣一时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而只是在衣衫上溅上了些许浪花。
　　梁某认为：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只有在鲁迅（也许还可以算上陈独秀）身上，才得到了最为充分、淋漓尽致的展现。
　　1930年3月2日，在中共的推动控制下，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鲁迅成为形式上的文坛盟主。5月7日，由冯雪峰陪同，他应约在上海爵禄饭店会见了中共领袖李立三，但拒绝了李要他写文章公开斥骂蒋介石的要求。1933年1月17日，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有共产国际背景。中共把鲁迅当成自家人，并不完全是单相思。“鲁总司令”一说，倒也算是其来有自。
　　鲁迅与中共并无多少直接关系。主要是通过两个中共文化的地下领导人：冯雪峰和周扬，来作为中间人得以体现。那么，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又如何呢？
　　周扬是“四条汉子”之首、“空头文学家”的代表性人物。鲁迅对他的厌恶和轻蔑，在其所有论敌中，如果不排第一，起码也是相当突出的。
　　“奴隶总管”、“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工头”、“元帅”、“大人物”、“英雄”、“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外出奔跑”、“轻易诬人”、“左得可怕”、“喊口号，争正统”、“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大纛荫下的群魔“、“以指导者自居”、“哗啦啦啦大写口号理论”、“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
　　这就是鲁迅心目中的周扬其人。
　　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就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并出任鲁迅文艺学院院长。这是不是颇具讽刺意味？1949年之后，周扬更是成为实际上的文坛霸主，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挥舞假冒的鲁迅大棒残酷整肃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最后终于弄得百花凋残，万马齐喑，自己也身败名裂。周扬还是那个周扬。但是，鲁迅还是本来的鲁迅吗？晚年周扬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此不予置评。
　　鲁迅对周扬的观感，毛泽东一清二楚。但自诩“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伟大领袖，却为什么不是挑中别人、而是独具只眼地选择周扬周起应作为自己的文艺总管呢？这太耐人寻味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非议鲁迅的当代学人能对此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徐懋庸当年的这一说法，倒是很有几分近似。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而与鲁迅关系较好一些。但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1936年夏秋，鲁迅病重，体重仅为38.7公斤，亟需静养。但树欲宁而风不止。“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聂绀弩诗），周扬等人挑起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更是雄赳赳打上门来”，以鲁迅的战斗性，势必予以有力的反击。但病体难支，有几封信只得口授，由冯雪峰执笔完成，鲁迅再修改定稿。
　　有一天，胡风在鲁迅面前称赞冯雪峰代笔很象鲁迅的文风。鲁迅淡淡一笑：象吗？我看是没一点相象。
　　而冯雪峰也有他的不满。他曾对人抱怨：
　　鲁迅还是不如高尔基。苏共要什么样的文章，高尔基就给什么，由党委派的秘书拟好稿子，他签个名就是。鲁迅不行，非要自己动手，自己说话。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与鲁迅关系最好、“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毛泽东语）的中共领袖是瞿秋白。鲁迅甚至以平生知己许之。但据冯雪峰说，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是出于他的个人爱好，而非党的指派。瞿果然很快就被党“指派”去了江西苏区。红军长征，秋白不获从军，在福建长汀被国军捕杀，留下千古奇文《多余的话》。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奉命向鲁迅下战书。其中说：“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
　　堂堂“鲁总司令”，居然对中共“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以至需要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子来予以教诲，耳提面命，这是哪门子“总司令”？朱总司令虽然没多少实权，但远不至于这么被高挂空置吧？
　　鲁迅1936年5月2日曾致信徐懋庸：“集体（按：指左联）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这个总司令原来是假的，比眼下的参政党可能还不如。鲁迅表示了彻底分手的决绝态度。
　　1936年10月5日致沈雁冰信中，鲁迅说：“‘顾问’之列，我不愿加入，因为先前为了这一类职衔，吃苦不少，而且甚至于由此发生事端，所以现在要回避了。”老子不玩了。
　　鲁迅留下一份著名的遗嘱。那完全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态度。
　　夏济安说：“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这是很具眼力的持平之论。
　　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以后，鲁迅著作还曾被禁多年。大陆用一顶纸糊的高帽偷梁换柱，更是别有肝肠，谬托知己。
　　鲁迅是孤独的，独立的。他只属于他自己。
　　鲁迅晚年诗作中一再慨叹：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年华已老，漫无依归，举首茫然，周身寒彻。
　　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49:49

　　四.怒向刀丛觅小诗
　　尼采说：在一切作品中，我独爱以血书写者。
　　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鲁迅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出色作品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即令如此，《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仍是其中相当惹眼和突出的：它们不是用笔，而是先生用自己的血泪为自己的青年朋友凝写成的不朽篇章。
　　1926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群众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居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死伤达三百多人，四十余青年被害。其中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鲁迅称3月18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
　　李霁野回忆说：“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他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他知道那样的社会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
　　3月25日上午，鲁迅到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会前，他悲愤苦闷，独自长时间在礼堂外徘徊。学生程毅志看到后前来问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鲁迅回答：“没有。”程毅志说：“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5天之后的4月1日，鲁迅写下了情文并茂，血泪交迸，意气昂愤，感人至深的《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写道：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这是现代哀诔文章中少见的杰作。
　　1931年1月17日，与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作家柔石被捕。2月7日深夜，24 位革命者（绝大多数是青年，其中包括柔石、殷夫等5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国民党活埋或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当局严密封锁，严禁报刊透露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鲁迅等人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贿赂了行刑的刽子手，才打听到确切消息。
　　当时风声很紧。1月20日至2月28日，鲁迅全家避居花园庄旅店前后达39天。避难期间，在确凿得知柔石噩耗的一个深夜，鲁迅吸着烟，独自在旅店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沉痛，悲愤交加，吟成了他最好的诗作之一：《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对柔石一直不能忘怀。整整两年后的1933年2月7日午夜，终于写成7000余字的长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 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鲁迅写道：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篇文章与《记念刘和珍君》遥相呼应，堪称双璧；而更加苍凉激楚，余味无穷。杜少陵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差是。
　　顺便说一句：柔石身上中了十颗子弹。
　　写有《二月》、三姐妹》、《为奴隶的母亲》的柔石，鲁迅在上海“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柔石，29岁的柔石，身上中了十颗子弹！
　　鲁迅后来在给颜黎民的信中说：“……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鲁迅为培养青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他对青年的帮助和教育，从政治到生活，从思想到艺术，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尽力而为。
　　单说文艺青年吧，许钦文、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高长虹、向培良、艾芜、沙汀、叶永蓁、张天翼、巴金、黄源、徐懋庸、徐诗荃、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胡风、柔石、叶紫、萧军、萧红……，未名、莽原、沉钟社的成员，一大批青年木刻家，……多少有为青年直接吸吮过先生的乳汁、承受过先生的恩惠啊！
　　鲁迅为他们审阅、修改文稿，介绍发表，推荐出版，撰写序言，甚至亲自参与封面设计、装帧校对等具体事项。他为此花费了无数时间和心血。
　　1934年10月21日致信叶紫，指出他的小说夜哨线“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再具体说明好与不好各在哪里，最后提出修改意见：“我看这很容易补救，只要反过来，以写事件为主，而不以赵公为主要角色，就行。那办法，是将第一段中描写及解释赵得胜的文章，再缩短一些，就是减少竭力在写他个人的痕迹，便好。不过所谓的‘减少’，是减少字数，也就是用几句较简的话，来包括了几行的原文。”多么恳切具体。
　　1935年11月16日致萧军、萧红信中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着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何等体贴入微。
　　1936年2月17日致信孟十还：“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你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释手’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持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这般亲切风趣。
　　……
　　也有一些青年，因种种原因，与鲁迅反目，如高长虹、向培良、徐懋庸。给双方都带来一些伤害。这不仅仅是鲁迅的不幸。
　　孙犁晚年深情地说：
　　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人谁不爱先生？”是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著名信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
　　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入选，便有了定评，能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是真正的龙门。上溯下延，几个时代，找不到能与他比肩的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不行。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50:23

　　五.风波浩荡足行吟
　　胡适位高名重，著述等身，但不注意积蓄，晚年旅居美国时曾一度比较困窘。所以他多次劝唐德刚趁早多攒些钱。老舍也说过：钱是人的胆子。
　　鲁迅对钱的问题有切肤之痛，认识也更为清晰、深刻。别的且不说，那么厚厚的一部《鲁迅日记》，除了略记亲朋酬酢及书信往来，基本上就都是书帐、钱帐。
　　鲁迅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
　　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
　　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
　　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
　　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从少年时代起，鲁迅前半生一直为钱所困。上面那番话是他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高师的一次讲演中所言。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又当着不大不小、待遇尚可的官，还在好几所大学兼课，收入是颇为可观的。但他不惟阮囊羞涩，而且经常举债度日。
　　这是什么原因呢？
　　1919年，费尽移山心力，连故乡绍兴的老宅都卖掉了，鲁迅终于将周氏老老少少一大家人全都接到了北京。可以奉养慈母，承欢膝下；两个弟弟也各安其职；二弟作人更是出任名校教授，余暇为文，名动中外，影响之大、风头之劲，直可与乃兄并驾齐驱；八道湾的“菟裘”也营造得象模象样，令人称羡。似乎可以从此过上舒心日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1923年7月19日，羽翼已丰的周作人断然与鲁迅绝交。随后，这个大哥被扫地出门。八道湾的大宅没他什么事了。这当头一棒砸得他金星闪烁而又有苦难言。只得一切从头再来。
　　租房。买房。供养母亲、妻子。接济三弟建人。帮助学生和青年。应付各式各样的论敌和挑战。几次大病。这两年，也许是鲁迅平生最为苦闷的时期。直到许广平的出现，事情才算是有了变化。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到上海，再转海轮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去广州工作。鲁迅在厦大时间不长，心情也并不是很痛快。但在写作上成绩斐然，收入亦不菲。他所欠的债，也是到厦门以后才渐次全部还清的。次年1月18日离厦门经香港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广州4.15事变后，尽力营救被捕学生，并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两人正式同居。此后的9年，尽管兀自风雨如晦，剑拔弩张，但却是鲁迅平生在生活上最为优裕、心态上最为从容、收入上最为稳定、经济上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他着实享受了一把尘世的幸福。他依旧愤怒，论战；但也常常下馆子，看电影；高兴时也洗洗脚。租住的房子大概相当于现在所谓“高尚社区”的“复式单位”，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现代化设备，而且几度搬迁，越搬越好。家中有专职女仆。
　　一些论者过于强调了鲁迅离开北京时的失落和惶恐。这实在是皮相之见。至于鲁迅自己，这个“世故老人”，也有意无意间摆出一副哀兵之态。这相当程度上也就是一种烟幕罢了。
　　鲁迅何人？此翁“十分精细”（许广平语）。他南下由厦门而广州而至上海长期居留，是经过精心算计、胸有成竹、有恃无恐的。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保障，与许广平一起开创新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大家细看他热恋时冰冷的名作《伤逝》，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
　　在厦门大学，月薪40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00元。在中山大学，月薪500元。都比在北京时丰厚并且发放要及时足额。开支则要少得多。
　　初到上海，鲁迅再次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帮助。蔡先生推荐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定期足额支付达49个月之久，折合当时的黄金约490两。领高额干薪而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这等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居然让苦了大半辈子的鲁迅摊上了一回，真是何幸如之。这是一个及时、巨大的支持。1932年初，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新任部长朱家骅以“绝无成绩”断了鲁迅的这份财路。鲁迅平生绝无仅有的尸位素餐宣告结束。好在这时他已经不缺这点银两了。
　　鲁迅在上海，除领了“大学院”几年干薪、在报刊发表文章领取相对高额的稿酬外，与他合作多年的北新书局一开始每月支付给他版税及《奔流》杂志编辑费各100元。北新书局的老板是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李小峰。此公暗暗克扣了鲁迅著作的大量版税。鲁迅发现后，不动声色，找到了不少无可争辩的证据后，在1929年通过律师杨铿为自己讨回了公道，索回应得版税20000余元。这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五分之二，或者他一生全部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兹事体大，非同小可。
　　梁某心服鲁迅，除了他独立、自由、深邃、明察而外，还佩服他很会打官司。
　　他打了两次官司，一次是大张旗鼓、酣畅淋漓地与“老虎总长”章士钊打，打出了威风，讨回了自己“不算区区”的职位，他赢了。一次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悄无声息地与学生兼书商李小峰打，打出了实利，讨回了自己该得的钱；但做到了有利、有理、有度、有节，在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并不过为己甚，也为对方留下面子和余地，所以双方此后仍然合作并未再发生类似问题。
　　鲁迅靠自己的一支笔，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广有布施，达到了相当的自由度，几乎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阅读、理解鲁迅而不注意其经济状况，是会似是而非、不得要领的。陈明远、吴海勇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值得识者重视。
　　周扬在上海滩混时，虽然借助于某种势力，具有“元帅”一般的威风，无奈没有能力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住在小亭子间，时常靠岳母救济才能把肚子填饱。
　　周扬的男女私情与他的革命精神同样饱满高涨。他分进合击，两头冒烟，致使妻子吴氏和女友苏灵扬同时怀孕。送吴氏回湖南益阳老家后，又要大腹便便的苏灵扬四处告贷，聊以度日。1936年元旦，苏临产，比《乱世佳人》中的美兰妮还惨，周扬一文不名，无法送医院，出门跑了一个下午，好不容易从郑振铎手头借到20元，才解了燃眉之急。
　　鲁迅蔑视周扬之流，除了理念、作风方面的歧异外，经济上的优越感，亦当是原因之一。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51:53

　　六．送客逢春可自由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现在又走俏起来，甚嚣尘上，炙手可热。
　　那么，在现代中国，鲁迅与自由主义和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何种关系呢？
　　有人认为鲁迅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还有几个将自由主义口号叫得最响的先生见解很特别。他们认为鲁迅是专制思想的源头，是自由主义的大敌，就差没有明说他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另一个毛泽东乃至希特勒了。甚至鲁迅用过很多笔名也成了罪过和他不如胡适的证据。这些人一般都在体制内吃饱了混天黑，对现实社会的态度相当暧昧；却对鲁迅当年深恶痛绝的社会现实很推崇、陶醉，几乎将之当成了自由的黄金世界，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简直以没能恭逢其盛而深感遗憾。他们都自称是胡适的信徒，并认为胡适还是鲁迅，非此即彼，势不两立。
　　然则事实又如何呢？
　　1929年5月11日，胡适致信《评论报》主编刘大钧，坚决辞去该报“名誉编辑”。该报创刊时，拉大旗作虎皮，擅自将胡适列为名誉编辑。胡适本来打算抗议否认，但考虑到刘大钧是个学者，不至于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和作用，一向乐于成人之美的胡博士也就默认了。后来，《评论报》社评居然出现了这样绝对主旋律、与国民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文字：“在总的原则上，政府一直是承认言论自由的”。胡适忍无可忍，他说：“我读了这样的话以后，还有脸做《评论报》的名誉编辑吗？”“官办的报纸并不是不可办，但用不着我们来捧场。”
　　
　　1930年，陈寅恪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931年，鲁迅作诗悼念柔石，辟头就是：惯于长夜过春时……大好春光，暗无天日。1933年，他更是干脆将自己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
　　……
　　1934年9月15日，年轻学人中的翘楚张荫麟在《大公报》撰文：《鲁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写道：
　　(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了。……我所指的，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能转移，威武不能屈服的人。象这样的人，也许不少，但缺乏的是周先生笔下的技巧和力量。
　　我想，周先生本来可作“吾道中人”。古董，他是好玩的。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已成了一部标准的著作。只要他肯略为守雌守默，他尽可以加入那些坐包车、食大菜、每星期几次念念讲义、开开玩笑，便拿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群队中，而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然而他现今却是绅士们戟指而詈的匪徒，海上颠沛流离的文丐。他投稿要隐姓换名，他的书没有体面的书店肯替出版。人性的确是足以累人，大丈夫确实是不容易做的。“伤屯悼屈只此身，嗟时之人我所羞”，读周先生的书每每使我不寐。
　　
　　鲁迅逝世后，与梁实秋并称为“新月派”两大文学评论家的叶公超接连写了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他说：
　　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虽然他是极力的提倡着欧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的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最美满的境界。
　　
　　这在当时曾令胡适感到不快。
　　
　　鲁迅生前对胡适多有批评。这种批评有的一针见血，有的则近乎小题大做，也有的纯属断章取义吹毛求疵。胡适从没作过公开回应。博士何人？这于他是平生仅见的。
　　胡适晚年漂泊天涯，却多次以赞赏的口吻谈及鲁迅，有时还饱含深情。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适在美国当面对周策纵（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适之先生感慨之深重，语气之激昂，40余年后仍让垂垂老矣的周策纵记忆犹新。这实在太不同寻常了。老实说，我很感动。
　　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陈村说：我不能不要脸到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自己说过：……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那么，哪种说法比较靠谱？谁才是鲁迅真正的身后知己？
　　一种比较流行的否定鲁迅的理由是：鲁迅骂的人1949之后都倒了霉，受了罪。
　　这是事实。但事实仅仅是这些吗？
　　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巴金、聂绀弩……，这些生前与鲁迅最为接近的青年作家，哪一个1949之后又没有倒霉受罪？其中多数人受迫害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比所谓鲁迅骂过的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不在这里。
　　早在1942年，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独立”的，要有“自由”，并以鲁迅为例，说鲁迅就不受哪党哪派指挥。胡乔木起来反驳说：鲁迅当年没得到党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胡乔木的说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赏识，获得信任和重用。萧军则从此遭受冷遇。
　　鲁迅最为厌恶两个人却是红朝的权要与上宾。
　　周扬延安时期就得到重用，成为文坛上真正的“元帅”、“总管”。毛泽东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安排由周扬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周扬从此颐使气指，威风八面，直至玉石俱焚的文革前夕才兔尽狗烹。
　　章士钊受毛泽东特别礼遇已广为人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尺度。与鲁迅的恩怨实在不算什么事。毛说过：鲁迅活到解放后，会让他当个文联主席。这同他说胡适不走就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馆长，同他对待郭沫若的态度，并无多大不同。诽优蓄之而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惟我独尊，一切只不过是手段和利用。当然也不排除某种真心的敬仰（但以为我所用为前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我对某些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甚佩服。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见识、文采和器量都比较差劲，却自以为是，偏狭固执。他们不懂鲁迅。不懂毛泽东。当然也不懂胡适。
　　毛泽东早被他们扔进了垃圾堆。胡适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可就在鲁迅何许人也这个问题上，他们偏偏“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对适之先生对鲁迅的晚年定论选择性失明了。
　　这岂非叶公好龙，买椟还珠？
　　还是看鲁迅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仍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
　　
　　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对自由主义作某种学理上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开宗明义：“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这种自由就是个人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法国传统唯理论自由主义和英国传统经验论自由主义作了详细的区分和疏理。后者发展成为主流的英美式自由主义。
　　鲁迅的最后十年，拒绝了热闹的大学和宁静的书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公共视域和独立社会批判立场。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才是现代社会公民精神的最高尺度。
　　鲁迅“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自由主义的帽子戴在头上与否，于他是无关紧要的。
　　克尔凯郭尔说：“我并不自称为基督徒……但我可以揭露这个事实，即其他人比我更配不上这个称号。”
　　如果鲁迅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中国实在没有任何人配得上这个称号。
　　
　　鲁迅指出：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不肯动弹的。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希望非议鲁迅建议不读中国书、倡言废掉汉字改用拼音字母……的朋友们能注意到上面两段话的深意。这对准确理解鲁迅当年的一些言行意义重大。
　　梁某认为：正是鲁迅，而不是别的任何人，才真正为自由主义杀开了一条血路，也为胡适他们打开了言路，使得开窗、行宪成为可能。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52:33

　　七.以沫相濡亦可哀
　　1930年代某一天，鲁迅看到曹聚仁书架上堆积着他的作品和种种相关资料，便问曹是不是准备写他的传记。曹聚仁笑道：“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并不姓许。”鲁迅也笑了，说：“就凭这一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
　　确实，鲁迅平生与许姓似有不解之缘。他真正的好友并不算多，可姓许的就占了5个，而且都是善始善终。五许是：许季上、许寿裳、许广平，还有许钦文、许羡苏兄妹。
　　朋友们一度都以为许羡苏将会是鲁迅的爱人同志。但男女之事，难言乎哉。终成正果的，却是另一许。她们还是同学朋兼朋友呢。
　　1925年3月，27岁的许广平闯进了44岁的鲁迅的生活。她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在积极参与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作风泼辣，有“害马”之称。
　　3月11日，鲁迅收到她的第一封信，许广平希望得到老师比在教室里授课更多的教导。一个女学生，用尊敬而别致的笔墨要求与老师能有更亲密的联系，这种事于鲁迅还是首次，心如古井的他肯定觉得既新鲜又刺激，虚荣心也得到极大满足。死水微澜，春风骀荡，他当天就写了一封认真而精彩的回信。得到积极回应，许广平“喜极欲狂”，她表示：“学生是十分仰望于先生，尤其愿得作一个‘马前卒’以冲锋陷阵”。火花就此迸发。
　　开始，只是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后来的进展却是一发而不可收，为他们始料所未及。正如鲁迅在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但两人关系急遽升温，情好日密，也是事实。据杨燕丽精确细致的考证，同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确定爱情关系。
　　作为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爱，许广平大胆、主动、肆无忌惮。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
　　但是鲁迅，她的老师和爱人，却多所瞻顾，远没有这么勇敢、洒脱。原因很简单：使君有妇。
　　早在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就奉母命，从日本东京回到故乡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新娘大鲁迅3岁，是一位本家长辈做的媒。据周作人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
　　鲁迅不愿伤母亲的心，把这桩婚姻作为老人送给自己的礼物，姑且接受下来。他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他对封建礼教刻骨的怨毒和仇恨，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密不可分。
　　他在“鲁迅味最足的小说”《孤独者》中写道：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人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看作是鲁迅如何对待婚事的写实。
　　婚后没几天，鲁迅就抛下朱安，带着二弟作人又东渡日本。一去三年。回国后，长期居外，一年到头都难得在家中呆上几天。朱安在北京时曾向人抱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这明明是一个徒具形式的“幸福的家庭”。
　　对于家庭幸福，男欢女爱，鲁迅纵有欢肠已似冰，早已不抱什么指望。他决心拼着一世的牺牲，了却几千年的旧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也深知，“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他的抄碑、写作……，其实都是一种无奈的逃避和移情。
　　许广平烈火般的热情融化了鲁迅心头的坚冰。他开始重新考量和设计自己的人生。他宣布：我可以爱！他也肯定在心里呐喊：我可以作爱！壮年鲁迅的精神和肉身同时苏醒。《两地书》中就有这样的妙句：“岂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乎？”他终于体味到了尘世此生的甜蜜和幸福。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沉迷于爱情的同时，他依然是冷静的，严峻的。他惟一的爱情小说《伤逝》，就写于他与许广平定情前后。那是一篇冷得让人发嗖的作品。对社会和人性，他看得太透。鲁迅没有发疯或者自杀，甚至避免了涓生子君式的悲剧，与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简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下一步怎么办？
　　离婚是不可能的。那无异要了旧式女子朱安的命。“母亲大人”也肯定不会同意。
　　双响炮？许广平绝对不会接受。鲁迅也碍难出此下策。
　　唯一的出路是离开北京，觅地另过；同时仍旧负责母亲和发妻的生活与用度。作为没办法中的办法，庶可两全。好在许广平是新女性，并不计较名分。当时法律上也并无“重婚罪”一说。
　　1926年8月26日，鲁迅许广平同车南下。厦门。广州。上海。1928年9月，他们选定上海为安身立命之地。觅屋公开同居，后来生了儿子海婴，增添了不少欢乐。因是难产，医生根据惯例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鲁迅当即回答“保大人”。所幸母婴平安。据说海婴当时头被产钳夹了一下。他远不如父母出色，不知是否与此相关？不过海婴也是好样的，起码遵从父嘱，没有做空头文学家或是美术家。
　　许广平个性很强，本有意成为职业女性，但终于做了家庭主妇。他们当然也有摩擦，但从来没吵闹过。这8年的家庭生活大抵是平静安稳的。
　　许广平能真正理解他的精神高度吗？恐怕很难。要不，鲁迅就不会那么喜欢屈原《离骚》中的名句：“哀高丘之无女”，而一再咏颂了。
　　有一幅木刻画，是鲁迅晚年的至爱。他放在枕边，不时拿出来玩赏。画面是：一个人，手握诗卷在朗诵，地面盛开着玫瑰花；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长裙子，头发披散的女子在大风里奔跑.....
　　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意思？许广平说不知道。
　　鲁迅说：“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读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或者叹息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她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鲁迅逝世3个月后，上海文化界同人拟印一本纪念集，大家认为书中应有一份“鲁迅年谱”。商定民国以前由周作人写，南京、北京时期由许寿裳写，上海部分由许广平写，最后由许寿裳总其成。许寿裳打算秉笔直书鲁迅的婚姻和爱情生活，先写一信给许广平打招呼说：“年谱上（鲁迅）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谅察。”年谱初稿是这样写的：“（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收到年谱初稿和信件后，当即将自己写的一份初稿寄给当时在北平的许寿裳，附信说：“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彼此间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在她自己拟的年谱初稿中，坦然自陈：“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同居。”许寿裳欣然认可。
　　话虽是这样说，许广平是不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呢？没有人知道。
　　粱某很喜欢读《鲁迅书信集》，其中又特别爱看他写给章廷谦、李秉中的信，端的是文情并茂，获益匪浅也么哥。
　　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小孩？如何看待家庭与事业？这些问题鲁迅想得很深而说得很少。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却可谓是没有保留地畅所欲言，诙谐风趣，言近旨远。节录如下，以飨同好：
　　
　　“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19260617）
　　
　　
　　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已有二三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现状，则我以为“匪今斯今，振古如兹”。二十年前身在东京时，学生亦大抵非陆军则法政，但尔时尚有热心于教育及工业者，今或希有矣。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19280409)
　　
　　结婚之事，难言之矣，此中利弊，忆数年前于函中亦曾为兄道及。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解之后，——无可如何。
　　国内颇纷纭多事，简直无从说起，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19300503）
　　
　　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向往，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今则金价大增，且将三倍，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盛意甚感，但今尚无恙，请释远念，并善自珍摄为幸。（19310218）
　　
　　二月二十五日来函，顷已奉到。家母等仍居北京，盖年事已老，习于安居，迁徙殊非所喜。五年前有人将我名开献段公，煽其捕治时，遂孑身出走，流寓厦门。复往广州，次至上海，是时与我偕行者，本一旧日学生，曾共患难，相助既久，恝置遂难。兄由朔方归国，来景云里寓时，曾一相见，然初非所料，固当未尝留意也。
　　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19310306）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寓中均安，可释远念，但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北新在内）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耳。（19310415）
　　
　　我安善如常，但总在老下去；密斯许亦健，孩子颇胖，而太顽皮，闹得人头昏。四月间北新书店被封，于生计颇感恐慌，现北新复开，我的书籍销行如故，所以没有问题了。中国近又不宁，真不知如何是好。做起事来，诚然，令人心悸。但现在做人，我想，只好大胆一点，恐怕也就通过去了。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临其境，倒也没有什么，譬如在围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19310623）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5-15 09:53:14

　　八.有弟偏教各别离
　　鲁迅一生厌憎过不少人，树敌众多。他当然也有大爱。粱某以为鲁迅平生至爱，不是母亲，也不是许广平，甚至不是海婴，更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他的二弟作人。
　　鲁迅比周作人大4岁，年龄相近，爱好相同。少年时代起，两兄弟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一起游戏、玩耍、上学、读书。他们的时代、社会、家庭和教育背景几乎完全相同，性情则有明显差异。作为家道中落的孤儿寡母家庭的正房长子，鲁迅很早就体味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处世能力都很强，倔强自用，崇尚力量。周作人从小性情温和，很好相处，好学深思，推重理性，人情世故则有所欠缺。二弟的前半生，基本惟大哥马首是瞻。
　　1901年2月，鲁迅写了《别诸弟》3首七绝。他在后跋中写道：“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原来冷峻生涩的鲁迅也有如此温情婉约的一面。作人对兄长也非常敬爱，日记中随处可见“大哥”如何如何。亦步亦趋，深情款款。兄弟怡怡，相得益彰。下围棋的朋友都知道，一目孤处与二子并立，那气与势可是大为不同的。
　　1902年，鲁迅到日本东京不久，就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宣示不再做清朝的顺民。他特意去摄影留念，并翻洗多张寄给亲友。在送给二弟的那张上面，他这样写道：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贞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二弟非常喜欢大哥这张耳目一新的照片，“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顺便说一句：鲁迅将这张照片也赠了一张给好友许寿裳，并题下著名的“自题小像”一诗。
　　当然不是没有冲突。据周作人回忆，1908年在日本，“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筝踏扁，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
　　这是个有趣的小插曲。两兄弟当时谁都不会在意。但鲁迅这种峻急的大哥作派是不是在极端主张个性独立的周作人心中无形埋下不满和抗拒的种子，就非我所知了。
　　鲁迅与周作人携手并肩走过了青少年时代。读私塾，上新学堂，去日本留学，筹办《新生》，翻译《域外小说集》……，思想和行为都高度一致。兄弟间连写作、翻译的署名都不分彼此。鲁迅对二弟的关怀爱护可谓无微不至。他带作人东渡扶桑，自己回国做事以在经济上补贴二弟夫妇的用度，在家庭责任上尽力担当，多方设法为作人谋得京都名校的教席……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周作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而且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
　　
　　在五四狂飙中，两兄弟因缘时会，横空出世，出手不凡，技惊四座，名满天下，实至名归，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两座重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十分敬爱周氏兄弟，一代青年更是深受其影响。
　　1919年，周氏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屋，买下八道湾的大宅，举家移居北京，誓言永不分离。三兄弟各有家小，却共财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总管家政。兄弟奉母而居，佣仆成群，读书著述，收入丰厚，过着优雅体面的生活。诚为人间乐事也么哥。
　　
　　可惜事与愿违，好景不长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山雨欲来风满楼。发生了什么事？
　　7月19日，鲁迅忽然收到周作人的决裂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当日鲁迅日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不久鲁迅就搬出去另住。回八道湾运取书物时，两兄弟竟然动了手，都做了一回小人，演出一副全武行。从此，“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分道扬镳，各走各路，老死不相往来。
　　
　　综合各种资料和各方说法，据我看，周氏兄弟决裂，与思想、经济、作风关系都不大。主要是羽太信子觉得羽翼已丰，略施小计，利用周作人赶走惟一让她有几分忌惮的鲁迅，使八道湾成为她为所欲为的一统天下。
　　
　　思想，兄弟高度接近。经济，鲁迅是对信子大手大脚有意见并提出过批评，但决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作风？这是许多宵小之辈愿意相信并津津乐道的。但可能吗？且不说鲁迅的人格什么的。这里只简单分析一下几种或然的可能性。
　　顺奸？此前信子对鲁迅的恶感已深，甚至不要小孩与他来往。这怎么可能？再说，如果大伯子与弟媳你情我愿，暗渡陈仓，那更没有信子主动告诉蒙在鼓里的老公的道理。
　　强奸？那可是三代同堂主仆数十人共居的旧式院落。除了写作，鲁迅还要按时上下班，假日应酬更多。鲁瑞和朱安她们则很少出门。还不时有大量亲友和青年学生光顾。访客之一是青年毛泽东。那次他见到了周作人。
　　
　　要赶走鲁迅，信子怎样才能得到周作人的理解支持以达到目的呢？最好的、也是惟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不即不离、含含糊糊地说鲁迅调戏她。她果然成功了。高，实在是高。虽然连她的长子丰一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一个古往今来使用了无数次、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然而很有实效，屡试不爽。
　　
　　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对周氏兄弟反目的经过和原因有详尽持平的介绍与分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参看。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周作人当然是高人，文章见识都臻一流。而他性格上的弱点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粱某觉得他与王国维颇有几分相象之处。
　　
　　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携眷回绍兴家居时，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人歇斯底里大发作，郎舅、小姨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从此制服了周作人。周老二只求能有一席之地，供他平静安稳地读书写作，对一切都息事宁人，逆来顺受。抗战时期，信子一度怀疑周作人包二奶搞婚外恋，闹得天昏地暗，弗反盈天。周作人一筹莫展，狼狈不堪。
　　
　　1929年7月20日，周作人致信江绍原说：“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行也。”这并非笑谈，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周作人后来下水附寇，不无前因。
　　
　　1937年7月12日，青年学者常风陪同国民政府特使叶公超到八道湾劝周作人及时南下。叶此次回北平，主要任务就是促请陈垣和周作人去大后方。周以家累过重推搪。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人家的老太太，令一向对他很敬仰常风感到十分惊愕、刺耳和不解。
　　
　　鲁迅逝世后，周作人连叫：我苦哉！我苦哉！这让其母鲁瑞非常不满。老太太后来对人说：老大反正已经死了，老二再怎么叫苦，你还能不供养我不成？叫什么叫！
　　1943年冬天，林语堂回国，在西安碰见老友沈兼士，两人相约一起登西岳华山。在登山路上，沈兼士说起他们共同的老友周作人在北平做日寇的御用教育长官，看到抗日青年被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红楼，半夜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然装聋作哑，视若无睹。沈兼士言之流泪。林语堂也叹息陈叔宝全无心肝。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急盼身为接收大员的沈兼士出手奥援。但沈置之不理。周对此极为怨愤。不知他是否知道沈袖手旁观的原因？
　　
　　红朝建立后不久，周家老二、老三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不期而遇，见了最后一面。
　　周作人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他对其家属也有了怨言。做大哥的当年是不是也这样想过？不知道。因为鲁迅没有说。
　　
　　都是人家的错。天下人都对他不起。周作人确实待人宽厚，但他待己更宽厚。
　　
　　兄弟参商后，周作人写过多篇文章，从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政治、思想、文艺、文化诸方面，或正面或侧面，对乃兄作了全面、持久、阴冷、恶毒的影射攻击。1936年10月18日，他还写了《家之上下四旁》一文，责备鲁迅没有尽到孝道。20日，又发表《遵命文学》进行攻击。这当中的19日，鲁迅已经去世了。怨毒之深，一至于此。
　　
　　舒芜说周作人是“大傲若谦”。没错。我看还可以加上一个“大刻若淡”。例子太多了。他后来对沈兼士屡加攻讦，用语荒唐下流，即为其一。其实他们并无任何私人恩怨。只不过是沈氏不满他汉奸做得不光心甘情愿而且理直气壮罢了。
　　
　　鲁迅没有说过周作人的坏话。只有一个字的非议：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还曾几次对三弟建人摇头叹息：“启孟真昏！”
　　
　　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得知后，不以为然地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周建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才不做声了。
　　
　　在一些社会性问题上，鲁迅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周作人有所提示。但很少效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周作人所谓《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发表以后，群公相和，喧闹一时。也招致许多批评攻击。独鲁迅有持平之论。周作人晚年对此表示了难得的感激。看来，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高明如知堂，亦未能免俗。
　　有专事反鲁的特种学者一再铿锵有力地发问：以鲁迅性格之锱铢必较、
　　有仇必报、决不宽容，而且常常强词夺理，却惟独对兄弟失和事保持缄默，这是为什么？裤子上有黄泥巴，不是屎还能是什么？
　　他们忘了：这个对手很特别，是鲁迅情深义重的胞泽。又是家庭私事，并非公仇。说什么？怎么说？
　　
　　其实，民国年代，鲁迅就有那么多强有力的论敌；进入共和国后，更是被挖地三尺地加以研究，体无完肤；近年来，又被翻来覆去地炒了个遍，但迄今未发现任何于此对他不利的实证。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即使从“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出发，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拿这等子虚乌有的陈年旧帐作心解、射冷箭的批鲁家们可以休矣。
　　
　　我有点奇怪的是：批鲁家们往往自称是胡适的信徒。招牌等于货色吗？实在令人怀疑。
　　
　　1916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在北大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由于汤尔和猛烈抨击陈独秀的私德，极力主张排陈，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就此分崩离析。
　　1935年12月28日，胡适致信汤尔和，直言不讳地说：“八年（1919）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么叫见识与气度？
　　由此可以及彼，举一不难反三。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前辈风范，邈焉难追。
　　
　　兄弟暌离，其实也是鲁迅平生心头最大的瘾痛。但他不能出声。他不愿无谓争斗，自残手足，就只能象一匹受伤的狼，自己舔干带血的伤口，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锥心刻骨、瑰丽奇异、在中国文学史没有先例的惊世之作《野草》。
　　
　　那垂老的女人口角正在痉挛，登时一怔，接着便都平静，不多时候，她冷静地，骨立的像似的站起来了。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
　　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写于1925年6月29日的《颓败线的颤动》一文，算是隐讳地将鲁迅深重难言的痛苦宣泄于万一。
　　
　　1924年9月21日，在生前没有发表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鲁迅写道：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宴之敖者，是鲁迅的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在这场先期展开的家庭中日战争中，鲁迅落荒而逃，信子大获全胜，周作人稀里糊涂不知不觉地早就做了汉奸。
　　
　　大哥晚年还在深情期望能有一天“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终于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鲁迅遗言：“一个都不饶恕”。这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罢了。我相信起码不会包括他天才而可怜的二弟在内。
　　
　　周氏兄弟临终前，分别在看对方的著述。这其中传透出的信息，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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