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创立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为现代性的确立、现代主义的超越提供了文化灵感;三是为整个东亚的现代化提供了儒家文化资源,并完成中华文化自身从衰落到复兴的艰难历程。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第三个方面。我们不能将华夏文化圈的创立当作历史的遗迹。的确如此,西方现代扩张冲击了华夏文化圈的整体性并突然窒息了其活力。但是,当东亚国家先后开始其现代化运动时,华夏儒家文化遗产则作为某种深远的文化内核,不仅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动力,也成为东亚现代化的个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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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G7 e8 b7 M6 D 中华文化即使是在所谓衰落时代,也没有完全丧失贡献世界的文化灵感。满清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痛苦的衰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显现的。东西消长,大国沉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国力基本上停止了它两千年持续不断的世界影响。衰落在屈辱与抗争中到来,但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却没有就此完结,中华文化的复兴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开始。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达到高峰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将改变未来的事件。欧洲内部出现了《共产党宣言》,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印度爆发了雇佣军起义,印度一个世纪的独立运动从此开始;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现代革命的起点,最终将在帝制废墟上建立一个共和国;日本“明治维新”也在世纪中叶开始,它使日本迅速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东方现代化运动中最初成功的,不是与西方对抗的东方国家,而是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
. s) E/ _; c2 Z$ G! O8 N 从世界格局内看,华夏文化圈的复兴从日本的现代化开始。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成功完全在于摆脱华夏文化,即“脱亚入欧”。这种观点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又有华夏文化普遍失败的背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看上去是合理的。整个华夏文化圈的国家都在衰落,只有日本成功,那样,“脱亚入欧”可能成为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华夏文化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成功者不只日本,还有后继的“四小龙”、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华夏文化普遍失败主义观点就都变得可疑。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倒是这些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是否有某种文化潜力的共同点,某种文化经验与文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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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世界现代化历史上,除了率先而动的西方成功之外,可能就只有东亚的现代化算是比较成功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东亚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什么文化资源赋予其个性?为什么除了东亚之外,伊斯兰文化圈、印度与拉美的现代化运动,都不如东亚有成效、进展快?什么文化资源赋予其活力?如果从文化角度思考世界多元现代化历程,除了西方现代化的外来影响,恐怕只有东亚共同的儒家文化遗产可以为东亚现代化的经验与个性提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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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m! _: q# v; E e N; \# l! F. x 日本的现代化是第一波,华夏文化圈内的现代化第二波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到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的人均收入已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全世界除了西方文化圈(包括西欧、北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只有华夏文化圈内的国家,不仅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且开辟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在几个华夏化的国家相继获得成功,使世界开始关注这种成功的文化基础及其个性。只有华夏文化的儒家传统,才可以为这些崛起的东亚与东南亚国家提供共同的文化基础与解释性理由。华夏文化不仅可以完成现代化而且可以开创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华夏文化的复兴不仅在历史中挑战了西方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权力中心,而且在理论上挑战了从黑格尔到韦伯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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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9 K0 z5 A( L- ] 华夏文化圈开始了它的现代化复兴,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2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如果按照日本与“四小龙”的经验,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近半个世纪,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望重新成为世界之强。学术界一直在比较中日现代化历程的差别,为什么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日本迅速而顺利,中国缓慢而曲折。这种研究将着眼点放到日本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因为其前提是中国失败了。如果假设中国的现代化成功,问题可能就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背景了。这个文化背景无疑就是华夏文化。否则为什么华夏文化圈内的国家先后成功地现代化,而其他文化圈,如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却没有这种经验?为什么除了西方文化圈外,就只有华夏文化圈的国家获得了成功?儒家传统华夏文化,真正的答案是否在这里?日本成功了,四小龙成功了,中国正在以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规模崛起,在公元第三个一千年到来的时候,中华文化将以现代化的方式贡献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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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世界体系》(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尤来寅、 路爱国等 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卷,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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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E+ x1 d2 q( g ②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格言129条。& z/ {& ^" Z6 o0 D+ E
4 {; d% W9 n3 ^" X' [5 k% N ③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y Adolf Reichwein, 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 1925,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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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莱布尼茨和中国》,安文铸等编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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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q* f8 z F4 w: B; `" X ⑤ 《哲学辞典》(法)伏尔泰 著,王燕生 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上册,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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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 J- q c( E ⑥参见包华石文:《“人民”意象变迁考》,《视界》,李陀 陈燕谷 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第8辑,第3-15页。! F" j9 R0 [; b/ t( ^& O
Z: D( h3 H; ?; I4 l+ f ⑦ 参见拙作:《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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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中国佬的来信》参见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by G. Lowes Dickinson,见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and Other Essay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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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z- b9 C0 d% d+ N ⑨ 《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美)肯尼思·休梅克 著,郑志宁、黄际英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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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The Long March, by Simone de Beauvoir, Trans. by Austryn Wainhouse,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P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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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by Bernard Frolic, Social Forces, December 1978, P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