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 何故砸“红楼”？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9-13 09:08:58

——读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及其它

红学是关于《红楼梦》小说的学问，它应以研究《红楼梦》为主要对象，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更科学地理解《红楼梦》。可是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有名望的红学家则专以《石头记》来砸毁《红楼梦》。他们研究“红”，旨在毁“红”、变 “红”，千方百计腰斩《红楼梦》。周汝昌先生便是众多“毁红大军”的领军人物。他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便是重磅****，成为毁“红”的军火库。
周汝昌先生自一九四七年开始研究《红楼梦》，六十年来，著作等身，被誉为“新中国研究红学的第一人。”实际上是毁“红”第一人。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曾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三个月便连印三次，在批判俞平伯、胡适“新红学派”的运动中得到保护。从此，他竭力“左”转，“毁红批高”不断升级。到一九八五年，《红楼梦新证》已经增至一千一百五十八页，七十七万多字。人说，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笼，《红楼梦》小说“自传”说，已发展到登峰造极。
登临“新证”看“红楼”，笔者发现有十大奇观：
一、贾府等同曹家，周汝昌把历史上的曹学芹祖宗八代都挖出来了，并跟《红楼梦》中的“贾不假，白玉作堂金作马，”的贾府一一对号，终将红学变为曹学，并以曹学开创者自居。
二、拿鲁迅作大旗，说鲁迅评价《红楼梦》续书，以“不背于原书《石头记》的伏线为论检标准，我所以骂高鹗，原因也就在此。”
三、对红楼十二钗的结局命运进行全面翻案，尤其宝玉“奉旨”跟宝钗成亲，洞房齐怀黛玉，同居不同床，最出奇有趣。
四、周汝昌说：“照外看来，他们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履行家长给其安排下喜事礼仪，仅仅如此，深为震动，遂了心愿，把她当作“高人”，姐弟相符，也打消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所以，《终身误》曲中写着：“空对着山中晶莹雪”云云。（见〈〈新证〉〉九一一页。）
五、黛玉之致死不在“调包计”，而是赵姨娘告发她与宝玉的“丑事”，受到元妃的惩诉而投水自杀。（见〈〈新证〉〉）
六、曹雪芹所以终用《石头记》之名其称其书，石者，实也。即“老实头”所记。是“实头”与你说了吧之意。
七、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红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家，最大的精华部份是探佚学。（见《石头记探佚.序》）。
八、高鹗是曹学芹的头号敌人，是红字的罪魁祸首。他是奉乾隆的旨意，接受和坤贿赂而篡改前八十回，掩后三回，伪造后四十回，砍貂续狗，将《石头记》歪曲变质（见〈〈新证.后记〉〉、《石头记鉴真》）。
九、高程二人所续补刊刻的《红楼梦》百二十回本，是最拆烂污。比任何庸俗荒谬下流反动的红楼梦续书都不如，续高程却“别居肺肠”。（见〈〈新证〉〉
十、《红楼梦》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不无遭到罕闻的奇冤，其真像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大的欺骗。”
“伪篡夺真二百年，我不揭穿谁揭穿。”（见《石头记探佚。序》、《石头记鉴真》）
周汝昌真既能把红坛讲得这样黑，把高鹗讲得如此损，后四十回讲得如此糟，贾府的结局如此玄，读者讲得如此懵懂，事情又如此严重，人们早该振作精神，“揩揩眼镜”，对其心意、手法、证据认真仔细地来看一番，考证鉴真才是，看它是否合乎事实，是否真有道理，还是“混编纂出来的？”可是翻遍报刊杂志，偏偏未见其他人对此有何不同见解。相反，随声附和者则趋之若鹜，吠影吠声，屡见不鲜。有人甚至以此为蓝本，赶忙编撰什么《红楼梦新补》，炮制《石头记探佚》，注释《红楼梦诗词》，到处兜售，以讹传讹，愈渲愈奇。《红楼梦新补》作者张之，还捏造说：“宝玉后来跟宝钗结婚，是接受了黛玉的劝说，继承林妹妹的遗愿。黛玉劝说宝玉跟宝钗结婚是感激报答宝姐姐，答应替她出《诗集》。《红楼梦人物冲论》（陕西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版）的作者王志武还造谣说：林黛玉生前曾同意过所谓薛姨妈方案：宝钗为妻、黛玉为妾，结成“三人同好”。（见《石头记探佚》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粱归智则提出要为害死晴雯和黛玉的花袭人、薛宝钗平反昭雪，为贾母、王熙凤等恢复名誉。称袭人为“袭 ”，是一位灵魂十分高尚的女奴。宝钗品格很高，是位好女子，誉为“山中高士晶莹雪”。把封建礼教的代言者说是位开明的旧社会典型的老太太、老祖母，是黛玉、宝玉爱情的“护花神”。把封建家庭的叛逆者贾宝玉则说是位超时代和超阶级的“情人”，有的地方还称赞封建地主的当家婆、贪婪狠毒的王熙凤说是具有开拓性的企业经理、厂长向她学习“管理术”。有人还吵嚷要为贾、史、王、薛摘掉“贵族”和“四大家族”的帽子。就连举世瞩目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新摄制的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是走的汝昌先生的路子，按照《新证》的调子，将宝钗凤拍成了新结局:将“调包计”改为“元妃赐婚”；将“黛玉焚稿断痴情”改为“泪尽而逝”；将“宝玉出家酬知己”改为家败“行乞”；将凤姐与宝玉拍成“同监难友”。
据报载电视剧《红楼梦》自春节试播后，观众反应强烈。摄制组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对议论最多的后四十回，重新增拍，将出现两个版本，一是仍按原先的构思，以元妃赐婚、宝玉雪地要饭为结局。二是仍照高鹗的续书采用“调包计”、宝玉出家等观众熟知的情节为结局。知错必改，择善而从，固然值得称道，但我们仍然纳闷，当初为何偏要把定了型的人物，弄成一头两面，一人双事两个结局?对全国人民无比热爱熟悉的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编导竟如此轻率，这虽然也给红坛又增加了一则趣闻，但也令人大倒味口，心生疑窦：是电视“片”子，还是电视“骗”子。
清代学者尚熔先生曾言：“盖文章者天下之公物，非可以一二小夫之私意为欣厌，遂可据为定评也”（见《中国历史文选》下册。）《红楼梦》是全国人民的文化遗产的瑰宝，又不是谁的私宅家院，岂能任凭个别人的爱好，要拆便拆，要盖便盖，比乡下人对待家用厕所还欠慎重。
鲁迅曾讲过“乡下人”对待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情景。谅可借鉴。“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通。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乡下人却要看‘武松独臂擒方腊’这些戏。”
一部《水浒传》，金圣叹和乡下人爱憎各不相同，便发生了矛盾和斗争。金圣叹他们想不通，便以笔当刀，连腰斩断；乡下人则喜爱书中的人和事，不买他们的鸟账，照常“还要看”。这矛盾在旧社会是无法调和和解决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为何不事前来次“民意测验”，听听乡下人的呼声。
文学总归是属于人民的，为普通读者写的。封建统治者对《红楼梦》屡禁不止，烧不完、毁不掉，一些红楼耗子、骗子绞尽脑汁，耍尽花招，想把它砍掉、换掉，结果总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落个丢人现丑，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还要看”。宁愿“假”里真，不愿“真”里“假”。看来观众读者也并不象周汝晶形容的那般愚不可及，没有丝毫鉴赏能力，那般抱残守缺，迷信旧物，那样易为蒙蔽。
“诚然，老百姓虽不读读书，不明史法，，不能在瑜中求瑕，屎里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见鲁迅《题末定草》）
最近几年，一些冒牌的著作一一被揭穿识破，再次证明“众人是圣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但从不断发生的红楼事件中，也使我们清醒的看到周汝昌的言论著作，已经产生惊人的社会实效，以讹传讹，正在成为风尚，变为时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严词遣责了杜林，指出“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深刻的思想。”
看看杜林当年的“胡说”，现拜读品尝下周汝昌先生的“高论”，神情是多么相似乃尔。周汝昌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是当今这种放肆的、假红学的最典型代表。妙还妙在他一身白毛偏说别人是妖怪，一贯贼喊捉贼。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还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歪曲的断言”。我们在评论周汝昌的一些“高论”中，也必须严格遵循恩格斯的原则，从事实出发，用事实讲话，做到言必有据。为此，就要舍得花大力气。因为“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9-13 09:09:50

石头”是怎样成为“红楼”的呢？
关于《红楼梦》成书的许多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实在太少。有些资料很不确切，例如原作八十回后是否基本完成？又是怎么“迷失原稿”的？现有后四十回是怎么来的？百二十回本跟八十回转抄本词句和内容的不同之处，是否全部出于续书作者的有意篡改？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尚未清楚，有种种推测但都证据不足。而周汝昌一口咬定高鹗不放，向他头上大泼脏水，似乎只要挖出一个高鹗来，便一通百通，便找到了通向红楼宝库的巷道，摸到个开门的钥匙。究其实他则象得了猎犬病的疯狗一样，头一口就咬错了对象，把红楼当成蟊贼。
将石头记残本整理成《红楼梦》“金壁”，高鹗、程伟元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事实俱在，举世公认。惟有周汝昌有眼不识泰山。
曹雪芹没有把书写完，在世时也没有定稿出版，书只有手抄本在少数人中流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戊本”只有十六回，“已卯本”不到五十回，最多的“庚辰本”也只有七十八回，其中十七、十八两回没有分开，二十一和八十一回都没有回目。各抄本之间，文字内容都不尽想同。直到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年），高鹗、程伟元在北京萃文书屋首次用活字刊行，从而结束了《红楼梦》的抄本时代。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全称作《新镌全部绣红楼梦》。首有程伟元序，高鹗序，次有绣像二十四页，前图后赞。程伟元在序言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妄以是书即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壁？爱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废纸
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卷。一日偶於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编阅，见其后起伏，尚属接徇，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剔，截长补短，抄成此部，复为镌，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与？（见《红楼梦》卷三十一页）
高鹗也序言中说：“予闻经楼梦脍炙人口者，几余年然无全壁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日：“此仆数年铢积寸累累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间且惫矣，盍兮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
程伟元、高鹗还在合写的“红楼梦引言”里说：“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各原本，详加样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减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两个本子刊印相距约七十余天，两本通称程高本，前者称程甲本，后者称程乙本，都是胡适起的名称，一直延用至今。
这就是周汝昌一向称之为“程高伪续”的真相。
程高的两“序”一“言”，已将他们排印《红楼梦》的动机“以公同好”，经过过竭力搜罗数年，先积二十余卷，下十余卷一日在鼓担上所得，整理的情况“细加剔、截长补短”，以及对前八十回的增损原因：“意在便于披阅”。紧接着甲本又出版乙本，及乙本和甲本的文字略有不同的理由说明：初印时不及细校间存纰缪，乙本又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
“序”“言”的说明跟书中的实际内容和乾隆脂批各抄本陆续发现是吻合的。讲后面四十回的来源也是可信的。细心体贴其精神是特别感人的。读续书如见晴雯补裘，足以乱真。正如吴组湘教授所言：“后四十回续书的作者接替这样一位原作者之手，来续补这样一部残缺未完的巨制。。。。认真临摹原作的规范，致使一般读者，以致电子计算，发现不出他的借手痕迹，比起那些数不清的续作之书，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程高本在《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中，是有着特殊价值的本子。
（1）从这两个本子开始，《红楼梦》的流传，便由写本进入到印本的阶段，读者范围随之更为扩大了。
（2）程高这两个本子都是百二十回，全书有了结局，这对此书的流传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此后二百年间，各种刻本大多烽都以程本为底本，形成了所谓“程本系统”。仅从这一点来说，程本在《红楼梦》各种版本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
（3）程本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相比，虽文字上存在不小的差距，可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思想倾向，各种矛盾发生、发展、激化、转变，仍符合前八十回的发展逻辑，有不少章节生动感人。在核心部分，保持了悲剧的结局，打破了传统写法，使中国小说别开生面。
（4）后四十回较前八十回，对贾府上层统治都的揭露，更深刻、更具体，更明显，挖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贾政和贾母这个封建贵族之家的宝塔尖。
后四十回还反映了贾府与各社会阶层的矛盾、斗争，突破了大观园的局限，使人看到贾府内处交困、进退维谷、风声鹤唳，一幅是暮途穷的图景。
程高本所以一刻再刻，广大流传，主要是此书本身具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也在于它是“全壁”，下如吴组湘教授在《经楼梦版本小考代序一文中所说：“若没有这个百二十回的本子，单凭那个八十回，二百年来这部书能如此的为广大读者所传诵，那是无法设想的确！”台湾学者林语堂也说：“《红楼梦》之有今日的地位，普遍的魔力主要是在后四十回。”
程高本的后四十回，到底作者是谁，迄今还有曹雪芹作、高鹗作或有别的作者几种不同的猜说，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兰州学刊〉〉还有一篇文章说是曹雪芹的续弦，杜芷芳所续。各家都有一些支持自己说法的理由。究竟谁作，至今还是一桩难以判断的公案。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系曹雪芹原稿，高鹗补充整理而成书，周汝昌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统通是高鹗奉旨“妄改”，这才是他“妄将做官的关系用于作文上去了。”（鲁迅语），有意编造的“神话”，如此庞大精深、丝丝入扣的作品，是专门钻营迎合之辈能担得起、挑得动的吗？只要乾隆一道圣旨便能立刻编出一部头头是道的书来吗？周汝昌兄弟孜孜不倦四十多年的红学生涯，不是也只能弄些“同室异居”“真假金玉”和“过继儿子生个嫡亲孙子”之类趣闻吗？（尽管他是为反驳曹学芹是遗腹子而发）以今观昔，推已及人，恐怕也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个谎言古人也曾道破，太平闲人张新之便说过：“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贻无差别，则所谓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赐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者之多。”（《红楼梦》卷一五七页）
如果高鹗如能真如周汝昌所讲的这般神通广大，比“眼睛一眨白鹅变鸭”的魔术师还神通，只要一道圣旨就如此这般编出四十回红楼，那也是古今中外的天才，实际是不可能的。“代圣贤立言易，为铸张摄影难。”毕竟写小说没有造谣言那样“省力”。林语堂曾提出两个续补题目，“即狱神庙”和卫若兰“射圃佩麒麟事”，让大家可以设身处地预备做高鹗“补”去，悬赏征文，每题美金一千元，多年过去，仍无应征者。俞平伯先生也曾提出一个题目：第三十五回，薛宝钗在怡红院教莺儿用金线给宝玉打装玉的络子，正大这时，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接着是“要知端底，下回分解”但“下回”并未“分解”。俞先生说，我们可以补写几句，补上这里的缺笔，黛玉在此场合应该怎么表态，怎么说话？至今无人能补上。连胡适也说自己“补不上，补不好。”吴组缃也说：“俞先生出的题目，我自问答不上，补不好。”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
（见《驳舆论一律》）
周汝昌先生的评红诀窍恐怕也属于此。因为造高鹗的谣，一是安全，没人到法院去控告他犯诬陷罪。二是没法核实，死无对证。三是《红楼梦》是名著，高鹗是名士，造谣容易出名，四是可以看风转舵，首先用它可扮成“反胡”的勇士。
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考证一惯都是将胡适的“写实自传说”作为指导观点和立韵前题的，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因袭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一套，并还遂渐把它引向荒谬，变成彻头彻头彻尾的先验论。可是历史政治运动，他反而“反戈一击”，充当起“反胡”英雄来。说什么早在四十年前就向胡适当面提出：“再不要为‘程乙本’这种坏极了的本子，做宣传流布的工作了。但是他对我揭露‘程乙本’糟糕，反对他为之宣传却很不以为然，这就是种下争论根据的中心，也成了激起我们非争不可的动力的来源之一。”“这时间根本没有人理睬或认识到这个关系至为巨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去做这项扛鼎的工作，尽管有的人士具有特别有刊的条件（见《石头记真》附记）
《红楼梦新证》初版于一九五三年九月，三十四年过去增订再版。但观点方法仍与胡适一脉相承，就连文章内容也似乎是按题作文、考场答对。
例一、胡适在《红楼梦新证》里写道：“红楼梦这部书是曹学芹的自述传。”书中的甄家和贾家都是曹家，曹学芹即是书里的贾甄（假真）两个宝玉的底本。“
这一说的谬误是明显的它首先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常识，任何一部文学创作都不能离开想象、虚构、概括和提炼主些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即使被一些奉为金科玉律的脂砚斋也没有说主是自传小说，贾宝玉实有其人，就是作者本人。可是周汝昌先生则拾起草棍当成针，开作品内容，专去考证小说里的曹家事。为了炫耀考证之“新”，还将贾曹两家编成世系表：“史料编年”，把书中的贾府看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实事记载，并上溯到祖宗十八代。把“好了歌”的内容和《红楼梦》的人物一个个对号入座；考证大观园的地点在哪里，并进而把《红楼梦》当成老古董，象考古学那样敲敲打打。没有证据便道听途说胡谄瞎编。
例二．胡适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
周汝昌先生便说：“曹学芹终用‘石头记’三字以称其书，石者实也，又日石本有之一义。”（见《红边小缀》）
例二、胡适说：“高鹗、程伟元刻成初稿（程甲本）之后，自己感到第九十二回内容与回目“玩母珠贾政聚散”不相照应，故偷偷地修改了，又声明‘未敢臆改’以掩其作之伪之踪迹。
周汝昌先生便说后四十回全部都是伪作，是砍貂续狗，别居肺肠。
例四，胡适称：“脂批甲戊本“是世间最古老的红楼梦写本。
周汝昌先生便说：“甲戊本“是第一个真本的石头记。我们当时（一九四七年）一见“甲戊本”，的确被它惊得怔住了（（见《石头记真》
例五．胡适说：我们看曹寅的一生的历史不像一个贪官污吏。

例五．胡适说：我们看曹寅的一生的历史却不像一个贪官污吏。
周汝昌说：曹学芹自小就爱听家里人讲爷爷的故事，为人做事盛况奇情，爷爷（曹寅）一生
爱才，尤好济困扶危，常常为了助人弄的自己十分窘迫，而心甘情愿。江南一带对曹家的好感并不是人为的捧场、趋附。（见《曹雪芹小传》）
例六．胡适说：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情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周汝昌先生则不费吹灰之力便猜出来，“新妇”就是史湘云。她如何历尽艰辛与宝玉结成 “金玉良缘”。并且笔名“脂砚斋”的来历，是因收藏薛素素的脂砚都考评出来了。第二十一回写宝玉就湘云洗脸水洗了两把，周汝昌也说此系“伏线”，宝湘结合都是“两遍水”之意（参看《新证》和监真）
例七．胡适说过“脂本”的文字胜过各（程高）本。
周汝昌先生便大骂“程高本”是“满口馋涎、一堆陈言的垃圾、十分谬妄之笔”。并说要尊重曹雪芹先生，首先要恢复他的文字。胡适虽说高作伪，不能不承认其文妙，最恭维的是：保证了悲剧下场的毅力。而周汝昌则痛骂他狗屎不如。
历史表明，周汝昌在唯心论的道路上比胡适走的更远，做的更绝，手段更离奇而又更虚伪。胡适公开声明，他的“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周汝昌则处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挂着鲁迅的招牌，念着脂砚斋的“密诀”。他一再扬言：“要除这层烟瘴，更无其他办法，只有用我们的照妖镜——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考证——使这些牛鬼蛇神不是封建帝王，也不是贾雨村、王熙凤之流，而是与他观点不同的红学家。
从大胆假设到随心所欲。胡适一向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治学方法著称。有人讥之为“胡大胆”。周汝昌则前无古人后来居上。“假设”的大胆离奇超乎常人的想象，只有当年那“造反英雄”略堪比肩。方式方法独具特色。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9-13 09:11:34

归纳起来可分为如下八点：
一、贾曹同一法
周汝昌不仅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述传”，而且把贾府和曹家等同起来，并把“红学”蜕变为“曹学”。他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贾政就是曹，贾母就是李煦之妹李氏，脂砚斋就是史湘云。所以要了解“红楼梦”的主旨首先要了解曹雪芹的整个家世历史，读者了解了曹家的一切，其它“猜谜胡说”便不攻自破，他一再说要了解“红楼梦”，了解历史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实际上是“索隐派”的新变种，他把以艺术虚构为主的文学作品即“假语村言”，跟某一家庭历史划等号，有意把读者引向钻牛角尖，从而掩盖了作品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重大社会意义。
鲁迅早就对此进行过抨击：“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见《出关的关》）
其实红楼梦里的贾府跟曹雪芹的家庭并不完全相符，比如雪芹有个叔父叫珍儿，早死了。而小说里的贾珍则是的堂哥，并且生活的很不自在。精力充沛，到处偷鸡摸狗，寻花问柳。贾宝玉与曹雪芹性格经历也不完全合榫，贾宝玉最后出家做和尚，而曹雪芹则在写小说；宝玉则是位乐天的贵族公子，而雪芹“脂评则讲爱哭，又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性格不像贾宝玉反倒颇似林黛玉。宝玉之弟贾环与雪芹之堂孙也不同。
再讲，曹雪芹的家史不仅有些重要问题没有搞清楚，就连曹雪芹本的生卒年月、阳寿多少，甚至“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有的专家们还在争论不休，这个样子反要读者“先要了解曹雪芹家的一切”，再读小说，不是居心拿空话诳人吗？
二．推已及人法
周汝昌在《石头记监真》“女儿之心”里说：“雪芹和湘云（脂砚斋）他们由女儿之心出发，一个是设身处地的著书，一个是推已及人地写批。”这个妙景趣，也是周汝昌先生推已及人推考出来的。
请看，他跟家兄祜昌一九四八年暑假借阅抄录胡适所藏的“甲戊本”的情景：“可是这个暑假过得很特别，脂墨杂陈为之忙碌，我们坐在夏天的庭院花木下”读枝“，一位正来住亲戚的姨妹，好奇地在一旁静听。。。。。这种情景至今犹能回忆，如在目前。”于是便推想到曹雪芹著书坐在那里，提不起精神，也应该有一位好奇的姨妹坐在一旁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姨妹便是史湘云。这一推及，非同小可，促使红坛掀起了一场革命，一举便创建了两门学问即“曹学”和脂学“。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的生活原型，一时传为佳话。其实是从金圣叹那里抄袭的。金说：”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坐在一起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都是把肉麻当作有趣。我以为“脂砚斋”很可能取之于《后汉书。孔融传》或《三国演义》四十回“脂习哭孔融”的故事。
鲁迅说：“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编后杂谈”）脂砚斋史湘云说也是如此。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曾有两说：“胡适光猜测是乾隆甲申年（一七六五年），周汝昌按”懋斋诗抄“考证为乾隆癸未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多数人同意“壬午”说，反驳“癸未说。试问，”“脂砚斋”怎么会把她亲人的卒年都搞错了呢？周汝昌又采取推己及人法，说：“我们引过把自己母亲卒年误记一年的例子，为什么脂砚斋就不可能出现误记（《监真》）
对方当然不会去阎王殿查阅老夫人的生死簿，于是“癸未“说成立了。
真是要考证曹雪芹书旁姨妹也不难，《红楼梦》里就有现成的“内证“。第二回，贾雨村跟冷子兴扯淡讲到：甄宝玉自小就有一种” “怪癖 ”“必得二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后来还有喊姐姐妹妹可以解疼的“秘决”等等。甄宝玉真宝玉也，就是曹雪芹的原型。读书尚且如此，何况著书呢？！二位减为一位已是降格一求了，真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才子都是一样品性，惟他们心心相印，好个考证家啊！呸！
三、古今互喻法
假传圣旨是古之士大夫们惯用的手法，民初一些索隐派也继承余荫，硬把《红楼梦》往皇帝老子身上扯，说此书讲的是顺治帝和董小宛的故事；所谓《古本水浒传》也把明太祖朱元璋扯上，说是下半部在御览时隐藏掉。不想周汝昌先生也不能免俗，到万般无奈时也乞求皇帝的幽灵。屡次把高鹗跟乾隆皇帝相国和之流捆在一起，上卦下联，批倒批臭。正如鲁迅所言：“流言家看到宫秘事”一样新翻版。
1、乾隆要收买曹雪芹，包括他的灵魂和一切技艺，当然红楼梦全稿也在内，被曹雪芹断然拒绝啦？！
2、收买不成，乾隆更毒计，便要设法毁
3．在曹雪芹丝毫不让步的情况下，乾隆皇帝便施展出最为阴险毒辣的一着，物色高鹗这个人才，补刻“全部”〈〈红楼梦〉〉，砍貂续狗。
4．乾隆还放出空气说：〈〈红楼梦〉〉是写的前朝明珠家事，将这顶臭帽子扣在他爷爷头上。
这些高论乍听起来头头是道，满有意思，可是稍加分析便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首先是乾隆皇帝对曹雪芹和他的小说可有这般兴趣，可用着这般周折，皇帝老儿有无这般耐性。我们只要读遍鲁迅的〈〈买小说大全记〉〉和“隔膜”所写的乾隆文字狱，就知道乾隆大兴文字狱那回，却没有周汝昌所说的那般宽宏大量。“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看来一是当时统治者认为小说，戏曲只不过是稗官野史，雕虫小技，不把〈〈儒林外史〉〉，〈〈红楼梦〉〉看成怎么对他不利；再者就是被作者“骗过”，打了马虎眼。从文字狱诸种案例看来，乾隆绝对不会网开一面，说乾隆看后还让补全，资助刊印，全是欺人之谈全是痴人说梦的幻想。虽然周汝昌也讲“这些只是个人的推测”，可是这种伟大作品毫无根据的信口开合，而且以假当真，先戴帽子后凑材料，难道是可允许的吗？
值得一提的是，周汝昌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含沙射影，借古讽今，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红楼梦〉〉的评论，以及支持对“新红派”唯心论的批判，跟封建皇帝大兴文字狱相提并论。后来梁归智还一引再引申，这是以“政治扼杀文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竟有这种可耻的因袭。”难道这种考证也是“科学”的吗？现在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派新红学的唯心论研究，没有揭发他们否定后四十回和腰斩〈〈红楼梦〉〉的错误，是个大遗憾，酿成后患至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9-13 09:20:59

四、捕风捉影法
周汝昌在运用史料上也是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无猫画影，任意胡编，妄造事实诬栽古人，或不同行情去裁剪史实。
例一、清末（一九零七年），《小说林》上载有署名“蛮（麻西）的一篇文章“小说小话”，论证“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作文之秘诀”，列举《水浒传》、《jīn pīng méi》、《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皆不完卷为例，其中说到“石头记”的成书情况：《石头记》原书抄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失学纨绔从都都门购得前编，以金延文士续成之，即通行之《石头记》是也。这段“小话”本是睁眼讲瞎话，连作者续者是谁都未搞清楚，便口雌黄：“《小说林发刊词》也是说‘石头记’成为先朝遗老之手，非曹作。”可是周汝昌见了便如获至宝，硬说“蛮”先生所说的这个经过，正是和绅出钱请程高等人伪造“全本”的这个毒辣阴谋的“内幕”。并煞有其事地说：“至此乾隆指示和绅找人作假弄鬼的真相已基本搞清楚了。”
看，这种诡辩术真可上“今古奇观”矣！
例二程高甲乙本有确凿的史料记载，初版皆是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而周汝昌为了让他跟皇上挂钩，硬说是皇家授意和绅指使，交由武英殿刊印，唯一依据就是“唯我”的一段小道消息——“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武英殿删本也。”这本是书商广告术。又是“唯我”在《饮冰诗词集》的“跋语”，我们知道，《饮冰集》的作者就是纳兰性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他曾撰有金缕曲填词《亡妇忌日有感》，开头几句是：“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因词中有“葬花”一语，前清便有好事者牵强附会，说红楼梦是康熙朝相臣明珠之子所作。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早已反驳了这类胡说。可是周汝昌则明知故引，大放延误弹，真乃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例三，高鹗在跟程伟元整理出版《红楼梦》时，序言明明写着“子闲且惫矣。”鲁迅也一再肯定此说，而周汝昌则妄造：和绅为了物色人才，而“这种人才要不显山、不露水，能力还要混得耳目，身份地位能够知己知彼，才便于取中要害。物色结果，差使落到高鹗、程伟元二人头上。”周汝昌还多次说：“乾隆皇帝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才把它正式刊印。”根据专家研究，连“四库全书”也不是刻印而是手抄，何能独独刊印《红楼梦》？
例四，周汝昌发现内务府有位镶黄旗藉人叫高斌的，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有谥是一位文定公。于是他便“疑心伪续《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就是这个大官臣儒文定公的后代或族裔。”传说“戚序本”八十回〈〈石头记〉〉的底本是黄绫装面，周汝昌先生就认定这便是向乾隆皇帝的“呈进”本的样式。（见《小传》）
一九七五年，“戚序本”的四十回已在上海发现，魏绍昌同志在新著《红楼梦版本小考》里详细地评谈“有正本的底本的情况，并说这部《石头记》的抄本应有八十回，分装二十册，上海古籍书店只发现上半部前四十回，分十册。”并说：“封面无标签，是普通祷厚的古色中国纸。”只字未提黄绫面之事。而周汝昌在一九八五年增订再版《新证》时，仍“坚持”“进呈本”说。其实即使有黄绫装面，也不等于就是“进呈御览”。古人早把书籍称为“黄卷”。以黄装面本是普通事情，周汝昌却故弄玄虚，欺骗舆论。
再讲，高鹗的祖上，既使就是文定公高斌，这跟高鹗续补后四十回的功过是非又有何相干呢？高鹗当时明明“闲且惫”，可见祖上余茵无多。周汝昌不是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来分析作品实际内容的优劣，而是去挖他的老祖宗，这是文学批评应有的科学态度吗？他把红学分为“内学”和“外学”，而他偏偏专注热衷于这“外四路”，真是人心叵测！
例五．高鹗娶张问陶（船山）妹筠为妻，筠病故，船山作诗寄哀，句中有“似闻垂死尚吞声”，“生逢罗刹早低眉”之语。周汝昌先生便据此硬说船山妹筠是“鹗使之饮恨吞声抑郁而死。”并以此证明高鹗“思想人品”轻薄，偎佻无情之辈。同时硬说船山诗中“罗刹”是骂高鹗的。
经查阅原诗，这全是周汝昌先生的歪曲和诬陷。
张问陶（船山）有四首哀悼妹筠的诗，其中二首是：
一曲桃夭泪数行，残衫破镜不成装。
穷愁嫁女难为礼，宛转从来亦可伤。
人到自怜天亦悔，生无多日死偏长；
未知绵缀留何语，侍婢扪心暗断肠。
从诗中看出高鹗夫妇当时的窘迫生活，是极端“ ” 窘闲困的啦。
船山因筠卒年仅二十余岁，所以有首诗写道：
“以闻垂死尚吞声,二十年人了一生。”
“死恋家山难瞑目，生逢罗刹早低眉。”
诗里的“罗刹”分明是责骂阎罗死神不公，惋惜筠妹早夭，与高鹗何涉？！相反我们从他另一首“赠高兰墅同年”的诗里，则看到他们感情是不错的，同时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并称高鹗为：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
诗情不无好感，说．高鹗看空功名，为人讲究侠气，并夸鹗既有侠气又俱艳情，颇俱名士派头。这种侠气加艳情的品格情怀，才可能与雪芹相通。对红楼不仅明字句，而且得精神。而这两句又从“饮水词”於中的一阙：“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借门生发而成。）周汝昌为何见“艳情”，不谈侠气哩？见仁见智，何其泾渭分明。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是，高鹗与“内人”的感情也是深厚的，辛丑中秋，高鹗有“满江红”填词记其事：“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士余生，神魂颠倒，摇笔至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死别生离，怎生过今年今夜，怕说起芳筵酌桂。玉炉焚麝。”高鹗补黛玉焚稿烧帕，可能揉进对筠妹的怀念之情。
可见生活的煎词最后是：“纵有鸡声谁耐，敢教蝶梦从他化，对苍苍独立何言，西风下。”（参见《红楼梦》卷十七至二十页）词虽一般，但情感是真实的。并不像周汝昌先生所说什么“轻薄”“无行”跃然纸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有“词”。 “不知他是猜诗谜社家，还是风流随何，浪子陆贾。”（《西厢记》语）
最近，由四川省胡传淮先生依据张问陶的家谱。考证后指出：张问陶的妹夫名叫高扬曾，决不是高鹗。真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被红学家胡说周内了半个多世纪，却是一出乱点鸳鸯谱的闹剧。
五．拉旗吓人法
鲁迅先生说：“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周汝昌曾多次引用列宁的话来咒骂高鹗。说他“阉割进步思想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把封建阶级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说“这是何等严重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啊！”但不料却是“夫子自道！”
高鹗阉割颂扬的到底是些什么具体内容则语不详。摆出来的尽是些假大空的政治帽子。综观全书被周汝昌引用最多同时也是歪曲得最离奇的还是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言论。
我们知道，在红学史上，对于《红楼梦》的评价最后、最准确、最科学要数鲁迅。至今仍然是读者阅读鉴赏评论这部古典名著的指南。而周汝昌则把他自己的破烂，贴上鲁迅的标签去招摇过市。
例一．《石头记鉴真。书头篇》开宗明义就抬出鲁迅当广告：“若问此端谁最重视，端来不是等闲之人，乃是鲁迅！”你猜鲁迅又怎样啦？
“鲁迅最重视旧抄本，对小说的真伪最关心，鲁迅要我们务要扫荡烟埃，斥伪返本，鲁迅最蔑视程高本，最喜原名《石头记》”.总之他们处处事事都是按照鲁迅的教导办事。我想鲁迅若还健在，一定要再次发表“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只是说《石头记》书名的演变情况，丝毫不含褒贬之意，程伟元《红楼梦序》开头也就说过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周汝昌硬说高鹗、程伟元别有用心的将“真名”改为“假名”；鲁迅又是如何重视“原名”的为他们正名说，即用“石头”砸“红楼”制造理论根据。所以一开头就在书名上在做文章。
周汝昌硬要改《红楼梦》为《石头记》，果真是为尊重曹雪芹和鲁迅吗？非也！原来是“害怕外国朋友引起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把《红楼梦》误任为是“在一间红色的屋子里作美梦。”而《石头记》却没有这种误会，外国朋友看后能在“席梦思”上酣睡。听到这种妙论，我看所有中国读者都会啼笑皆非，一位堂堂的红学家怎么变成了个“白狗子”，连见到女子嘴上的口红也怕被“赤化”掉。其实外国读者并不都是神经衰弱，外国以红为名的大有人在，鼎鼎大名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便是名证，见红难眠，只不过是周汝昌先生的杜撰。当然，周汝昌先生有言在先：“这是从翻译的解译来讲的。”这里他偏忘掉鲁迅对翻译的意见：“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是力求易解，一面则须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为此较顺眼起见，只能换他的衣裳，却不应该削鼻宛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是宁可译得不顺口。”（见《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外国朋友读中国小说也该此种态度才是，否则也真没法子想，“红楼”尽管可以改成“石头记”但怕“红”院，还有那宝玉爱“红”的毛病，总不能改译成为怡“石”院，爱“石”病吧！
例二．《新证。议高续书》里还说，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的续书，以“不背于原书伏线”为论析的标准。“我们对待程高续书只能依照先生给我们指出的以原伏线为定亦，即要看读书者的思想是否与原作者一致，我们所以骂高鹗原因也在这里。”“不背于原书伏线”，这句话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但周汝昌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原话是这样的：“续红楼梦八十回本者尚不止－高鹗，俞平伯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旧评中诀剔，知先有续书三十回。。。。。。两书所补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怀，然长夜无晨，则与前书之伏线亦不背。”
鲁迅这段话明明是说，所谓后三十回也是后人续补跟后四十回都未必完全跟作者曹雪芹原意相符合，便死无对证，是件无奈何的事，然而两书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结局处理仍跟前八十回的“伏线”相连接而没有违“背”。这分明是对高鹗与后四十回的充分肯定和称赞。在此话之前，鲁迅引证胡适的考证，提到“乾隆二十七年子，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其《石头记》尚未成。”
鲁迅“论析” 《红楼梦》有无标准呢？当然是有的，他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手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其次的事。”
突出“打破传统思想和写法”，应该说才是鲁迅“论析” 《红楼梦》标准。这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批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其精神是一致的。周汝昌先生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在鲁迅头上招摇过市，以售其奸，令人齿冷。
在“谈金圣叹”一文中，鲁迅就指责过金圣叹的遗风：“他拾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是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去，这余荫就使得有一批人堕入了对《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坑。”（见《南腔北调》）
周汝昌一心要拖人下泥坑，当然不会理会这段极重要的文字。
例三．《新证.附录篇》还以鲁迅在“小说史略”中对后对四十回的扼要概述为例，证明鲁迅对后四十回不满。这又纯属造谣。
鲁迅明明说：“后四十回虽数量上只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鸟飞、独存大地’都颇符”。最后还总结全文：“全文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鲁迅又反复强调：“。。。。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思想大约也只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书，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唯。。。。。拜他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周汝昌眼看纸是包不住火了，便指使梁归智出面对鲁迅进行攻击：“这段话有其精辟之处，然而说曹雪芹原作与程高续作都以出世思想为归宿。却并不正确，。。。。不过，我们却不必盲目迷信权威，程高续作不是‘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恰恰是’大相悬殊’,不仅仅是‘披了火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父亲’的问题，而涉及到了根本的思想倾向。”（见《石头记探佚。贾宝玉真的“悬崖撒手”了吗》）
周汝昌也旁敲侧击的说：“只有至狂至妄之人才拿自己以是的成见作‘砝码’，去称量人家的见解，凡与已见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而且天下的最正确的红学见解都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又说：“《探佚》的作者的学风文风，非常醇正，这本身也就是学者的一种素养和表现。”（见《探佚。序》。
“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证之以周汝昌先生的粱归智，对鲁迅截然不同的态度，不正好是夫子自道吗？
例四．周汝昌还歪曲了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所说红楼梦的话：“足见先生对个‘宝玉出家’的情节，是如何地反感与作呕。是如何感到其思想的庸俗不堪......”
可是不看原文便罢，一看更暴露出周汝昌的阿Q精神来。“论睁了眼看”正好是痛斥一帮“中国文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的“瞒与骗”。鲁迅特举红楼梦为例，揭穿这帮人的丑态：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作者又是比较敢于写实的，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家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乃是自欺欺人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快。”
真是不加一字，尽是风流。周汝昌兄弟几十年来在红坛的所作所为，多么相似乃尔。面“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也是包括周汝昌兄弟不是叫他们‘冥中另配’而是“生前再配”，别人都放手干正事了，他们还抓住湘云的裙子不放，足见不仅“自欺欺人瘾太大”而是特大、超大。可是周汝昌则偏像凤姐不愿喝猴子尿一样，指着高鹗对人说：“看，先生是骂他的。这种阿Q式的战术，颇与他编造的乾隆轶事想象――乾隆看红楼，偏说这是前朝事。
六．落井下石法
由于《红楼梦》以其深刻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由于《红楼梦》在中国妇孺皆知，深入人心，二百年来，不同的读者围绕着红楼梦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抒发着各自的怀抱，不断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而各种名家又把它当作宣传主义，打击政敌、推销精神产品、陷害别人的利器和场所。所以探讨下红楼梦的研究，可看到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潮。一部红学史也就是一部社会思想史。它们的思想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争论所涉及的不是艺术质量的高低，而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的悲剧与喜剧，歌颂与暴露无，现实与理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待人接物、伦理道德上问题，看来只有《红楼梦》才能把作品跟做人联系得如此紧密揭露得如此充分。在中国只要评论《红楼梦》便可看出其人的水平、志趣、立场、观点、方法、爱憎来，谁也无法隐瞒。
从这些方面考察，讲红学是门“显”学，是颇有见地的，它确成为一盆人们人生观或世界观的显影剂。
解放后，红学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和深化，但也曾受到“左”的思潮干扰，冤屈了一些好人，但也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诬陷好人干了一系列伤天害理的事。这些人至今并未反躬自省，洗心革面。相反，有的仍故伎重演，仍在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
的忙个不亦乐乎，几成职业病癖。
我们从周汝昌增订再版的几部红学专著里，处处可以年到这种痕迹，字里行间透出一般杀气，而且看风使舵，乘机进谗，他不仅建立了“曹” 学“脂”，依我看还建立了红坛“政治气象”学。
例一．一九六二拍成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喜爱，每次上演都像过节日一样，电影院附近万人空巷，人们争先恐后，先睹为快。越剧红楼歌曲响彻城乡。扮演林黛玉的王文娟被人们誉为活着的林妹妹，观众对她的爱戴之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具有强大的魅力。而“四人帮”一伙偏求全责备，鸡蛋里找骨头硬说主是“毒草戏”，这是对小说原著较有社会意义的，思想政治内容大加砍伐，把整个红楼梦归结为一个缠绵悱恻、凄凄惨惨泣泣的爱情故事，借此大肆宣扬美化剥削阶级，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恋爱至上主义，宣染寄生阶级的生活方式，流毒国内外，影响非常坏。（见《红楼梦研究资料选》就这样把越剧红楼梦打入冷宫，对编导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才获得平反。
可是周汝昌也不甘落后，跟在后面丢石头。昧着良心把越剧电影红楼梦诬蔑为“三角恋爱”的“鸳鸯蝴蝶”的故事和资产阶级作家们所写的爱情小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说：“再如像后来编演的红楼梦电影，恰恰也是如此，电影散场了，人们纷纷离座，有点惘惘然，踱出场门有的脸上还挂着泪痕，和他或她上次看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泪痕很难想出有什么两样来。但红楼梦的真正伟大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掉包计’的人可恨和被哄骗被出场卖的人可怜吗？这就是高本续书的功了。”（《新证.附录篇》）
我们要问这“可恨”和“可怜”本身不就有其“伟大意义”吗？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讲：“泪岂无因而下哉？盖有无言之隐矣。”永忠不是也说过：“不是情人不流泪。”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能使观众踱出场门脸上还挂着泪痕，这情景就能使那帮“可恨”的人、封建法西斯及其卫道士们，心惊胆颤，他们知道泪是不会白流的。这里面有恨、有血、有火，泪的背后是血腥的战斗，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泪的汇集而成，是人们化悲痛为力量所形成。电影能催人泪下，久久难以自持，使观众忘记自己，整个进入角色，与剧中人一同欢笑一块哭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艺术魅力！“四人帮”那会儿到处时兴搞什么吃忆苦饭之类的“忆苦思甜”，用心也颇良苦，你可见过哪个听众踱出场门脸上还挂着泪痕的呢？谁不是满脸苦笑，好象刚咽下不干不净的苍蝇之类，恶心欲吐。
鲁迅在“文字与出汗”里说：“在中国从道士听谈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不料想如今从周汝昌先生评红连“泪”也敢流出了，只好有泪往肚里咽啦，这教人如何是好？！
再都贾宝玉的恋爱婚姻不也是贾府上的一件“终身大事”么？宝玉跟林黛玉看《西厢记》时，也曾将自己比做张生和莺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这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斗争，果真是“相当庸俗和肤浅”吗?它不是也反映两种思想、两种生活的抉择吗？宝玉的妇女观也是人生观。撇开这些不谈，《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到底又体现在哪里呢？周汝昌兄弟“积四十年之经验”，该给我们一点具体、清楚的、明白的解答吗？
例二．汪原放学徒出身，从一九一三年起就到上海协助叔父在亚东图书馆任职，一九六三年退休，一直住在上海，于一九八0年四月逝世。汪曾于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七年两次标点出版《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对红楼梦的普及做也了重要贡献。一九二四年，鲁迅便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文章：“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上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见《热风、望勿“纠正”》）吴组缃先生一九八一年在《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本.续书》一文中，回忆学生时代初次买到亚东红楼梦的喜悦和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魏绍昌同志的《红楼梦版本小考》也对亚东本的得失和汪原放先生的功绩作了详细的评价，总之是有功的。
周汝昌的《新证.种种歪曲》则把汪原放摆在被告席上，处处拿汪原放当活靶子射击，真是城头失火，殃及池。只因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一年样正程甲本，胡适抓住了这个机会便大做考证文章。六年以后，汪原放先生突然又抛弃了旧版，改弦易张……胡适又特为写序鼓吹。接周汝昌的言下之意，是汪原放给胡适提供了机会“放毒”。八三年，周汝昌又在“重新认识”里仍然揪住汪原放进行嘲骂。小说第二十七回，写宝玉听葬花词后的反应，脂本与程本文字不同。脂本只八个字：“宝玉听了，不觉痴倒。”程本则是：“正是一面在低吟一面在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知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
汪原放曾讲过对程本红楼文字“心折”的话，周汝昌便抓住这有理票子大打出手，一憋气写下数百字进行斥责，还说：“脂砚斋可谓‘先知先觉’，预先早已把高才子骂个狗血喷头了。”这里明明骂高才了。暗汪原放是“不得此《惜墨如金》窍者。”
汪原放只讲“心析”两个字，周汝昌便不厌其烦地倾写二百多字的秽言脏话进行斥责，每当读到此，我不禁要问，您老既然知道“惜墨如金”，又属独得此窍者，何以人用“二字”你使“两百”相报，这底是“人话”还是“狗血”哉？！
谁属“混帐已极”？
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一节，程本跟脂本略有不同，并多了两小段文字，脂本是“不为越礼”，程本是“无奈何”；脂本是“偷试一番”；程本为“温存了一番”。两相比较，虽文字有简繁粗雅之分，但意并无不同都写着“初试”，系袭人主动。
可是，周汝昌在《新证.重新认识》里则大骂特骂高鹗，把“两个天真孩子的胡闹却写成如下流不堪的神情了！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更恶劣、更令人恶心的文字吗？”我要大声疾呼，在此提醒读者去翻一下高鹗的程乙本，凡是他所添所改汪原放先生认为“心折”“入微”细腻文字，也就正是这些混帐已极笨劣无比的“ ”。
真是深恶痛觉溢于言表，但我们仍然要问，曹雪芹所写的“初试”“偷试”这节书，果真只是写“两个天真孩子的胡闹”吗！？
这与揭露袭人的人品性格，跟她向主子王夫人等充贤良进馋言毫无联系吗？在这节书里，作者着重刻画袭人的神态表情，不断挑逗明知故问，以羞、乱、乱、笑、想、伏身知礼和“乘人不在房”再问笑问“哪里流出来的些脏东西？”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王伯沆在“初试”后批道：“袭人实是祸首，自与秦氏无涉，此二字便是铁案。”又在袭人“伸手’和说“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之后，两次批着“混帐已极”。当然这“混帐”还在表明暗伏王夫人的“昏膭”，明明是袭人“初试”，反嫁祸晴雯：“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
可是周汝昌反拿些许来骂高鹗，真乃嫁祸遮丑更高于袭人矣。就连某些人视为金科玉律的脂批也说：“宝玉袭人亦是大家常事耳”，并且写的“追魂摄魂”。（见《甲戌本回批》）
曹雪芹在此节特别点出袭人此时早“懂事”，又“知礼”，会“避人”，从此更比别人体贴宝玉。可见袭人不是如周汝昌所讲闹着玩的。
为古人卑鄙辩护，就是为自己卑鄙辩护，
周汝昌还以袭人年龄小为其辩护，也是徒劳的，因为整部《红楼梦》都写的人物早慧，即以宝玉论，在十来岁的时候言谈举止就惊世骇俗，这虽然有作者的理想成份。不是“石者实也”而是“石者幻也”。
据魏绍昌同志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曾专访过汪原放老人，这时汪早已休闲居，而且魏同他解放前就相识又同居上海，不想当魏追问他关于陈独秀、胡适的一些情况，他还是心有余悸，吞吞吐吐，不敢多谈。魏说：“其实也难怪他，因为他同这两位过去的一点联系曾使他受审期间吃尽苦头。”
这苦头与周汝昌当时大做文章，趁机进馋言难道毫无关系?可以想到，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汪原放老人读到周汝昌这些高论时的可怕心情。事到如今，周汝昌还宝贝似的当做战绩收进力作，其心保忍？
例三.对待俞平伯、王佩璋同样如此
一九五三年，作家出版社采取亚东重排本出版《红楼梦》百二十回本，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排印的本子，编辑部写的说明，称这部书原是自传性小说，“曹雪芹卒年从周汝昌的癸未说采用的底本称是程乙本。出版后，王佩璋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指出作家本的底本不是程乙原本，而像是亚东重排本，她用程乙本跟亚东本重排本和作家本这三种本子相互校读之后，发现作家本与程乙本不同之处有六百二十四处，其中与亚东本重排本相同的倒有四百三十七处，只有一百八十七处是作家本整理自改的。报上发表王佩璋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接受意见改正错误的声明。这本是件严肃认真的学术，纠编双方的姿态都是光明磊落的。可是后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牵涉到王佩璋，周汝昌便以此为炮弹，向俞、王二人开火，说二位专家对他如何打击压制。事过半年，中央有关部门早已给俞平伯等平反恢复了名誉，而周汝昌居然在《新证》增订时将这段公案又收进去，并且不加任何说明。仍然拿着不是当理讲，为自己一贯正确贴金。
这里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十年浩劫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红学家们成了牛鬼蛇神，人住牛棚书遭查禁。为何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仍然能一版再版的照出不误呢？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这里面不是大有讲究，很值得考证一番吗？
综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这不是在探讨红楼梦的真谛，而是一堆有关高鹗和其他红坛名流的黑材料，是搜集抄录的造反派的“大字报”。这里面充满了恐吓诈骗、造谣诬陷、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断章取义、吹毛求疵、主观武断、血口喷人，什么花样都有，唯一缺乏的是实事求是，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他为高鹗所列的罪状，哪一条都令人目瞪口呆，听到后夜里尽做恶梦，好象又有人在抓红坛的黑司令，开高鹗的批斗会，给他无上纲，坐喷气式飞机，开棺鞭尸，而领关赤膊上阵的不再是身着黄军装、腰束牛皮带、手持红宝书的“造反小将”，而是年近古稀的国内外都颇有点名气的考证学者周汝昌、周祜昌兄弟。此情此景怎不教人感慨系之。
从“卖瓜老王”到护法天王
骂“高意在爬高，只读读《石头记鉴真》便是一片老王卖瓜之声，别人都不行，只有周汝昌先生方可称为当今红坛的护法神，似乎天地之灵气独钟于汝昌仲昆。
他在书中向我们摆谱：
（一）.为《石头记鉴真》做工作，他兄弟有四个第一。即第一次提出“三真本”（甲戌、庚辰、戚序）这个概念，即三个系统；第一次是祜昌用戚序、庚辰两真本细校亚东伪本，（即胡适为之作序宣扬的程乙本，这一校可说是将它恶劣荒谬显示得“纤毫毕露”）；第一次呼吁搞红楼梦的新校本（“现在红楼梦研究所已开始的《红楼梦新样本》的工作，如追溯根源，其实也就是我提议呼吁的一种结果。”）；第一次对脂砚斋作了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建立了”“脂学”加上随后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才引起海内外对旧抄本的影印和研究。）
在 “脂学” 之后，周汝昌先生还特别加注解说：“海外学都指出我建立了‘曹学’，这是对的，但还未指明我也同时建立了‘脂学’。 ‘曹学’， ‘脂学’才是红学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海外学者是谁只指‘曹学’未指‘脂学’呢？周汝昌先生同样也未“指明”。我们从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刘梦溪同志“红学与曹学”一文才知道这个底细。
原来，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曹学’的提出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利弊得失逼出来的戏语。他对考证派红学不以为然，持否定态度，指出：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并且特别指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所谓曹学代替红学的显例。
这本是余英时教授对周汝昌烦琐考证派红学的严厉斥责，可是谁能想到这倒给周汝昌抓到‘曹学’当桂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向中国读者炫耀的资本：海外学者指明我如此这般。还怕海外讲丢了，又赶忙补充道：我也同时建立了‘脂学’。天下有比这更使人浑身起粟的肉麻文字吗？而且拿肉麻当有趣。有是有，那是鲁迅“说面子”里的一则笑话：“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这是笑话，是形容小瘪三自以为有面子，实则是“不要脸。”但比起周汝昌先生，小瘪三反倒有几分诚实，可敬之处。人家是如实向人们重复四大人的原话，而周汝昌则斩头去尾，专好的說。可見今人毕竟比古人聪明。当然古人也有刘备招亲弄假成真的，“红学”的“红”字不是据说也是两个人说笑而成贬辞变成褒词的吗？
（二）. 周汝昌在梁归智《石头记探佚》作序里，还提什么地：“在关健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派够称为真“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等等都未敢能与四大支派并驾齐驱。我个人的红学历程已有四十年光景，四大支派工作都做。““我平时与青年’‘红友’谈得最多的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

三周汝昌先生还说：“至于我们自己呢？老趣并不在于一个简单的新样本，我们的‘会观’要解决的是比那复杂百倍的难题，问题是更加深入细致地探索真伪混乱、纷纭万状的各种原由和审辩方法。”
这才真是“红宝书”啊!可惜据周汝昌说：“一九七三年他们把一巨册《石头记会观》样书托一位老同志面呈周总理……他老人家已经病恙在身，怎么能顾得这样的事呢？”
我们在惊讶之余，也对这“怎么能呢？”有同感，并且心生疑窦：一九七三年是个什么年月，大家记忆犹新。当时文坛落在谁手，和周总理的处境，都心里有数。一巨册“会观”，是经哪一位“老同志”呈给周总理？您老都有据实写出的必要，这即可避免人们胡思乱想、以讹传讹，更不使百年以后不再成为“最艰深的研究课题”，再出一批探佚索隐考证的专家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9-13 09:21:44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首儿歌，叫做“文章”“天下文章数两江,两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弟,我帮我弟改文章。”过去我一直视为玩笑，拜读周汝昌先生的几本专著，方信天下真有这宗事。
我们拜读周汝昌先生的近二百万字的专著，早已清楚其中的精华。所谓‘曹学’就是贾府，即是“曹家”，把曹家祖宗十八代搞清楚了，红楼梦便懂得了：所谓‘脂学’，就是脂砚斋，就是史湘云，让老朽跟宝玉（雪芹）结成夫妇，成为“金玉良缘”；所谓“探佚学”，就是望文生义，大胆假设，随行就市，让林黛玉变成尤二姐，心甘情愿去做小老婆；让宝钗做宝玉的名誉二奶奶，一辈子都是老姑娘；让探春去当“洋贵妃”，跟外国朋友变成亲戚，为我民族争荣光；让补杀、被打、被撵的大观园奴仆再回来，向贾府感恩报德，让主了和奴仆都成为难兄难弟，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实现新的大团园。总之，在他们的眼中、笔下，贾府无阶级压迫剥削，红楼梦无非是真假，曹雪芹无爱恨倾向，要有都怪高鹗和“现代教条”
伪造的，有的还影射（见《红楼梦》新补）高鹗中了“四人帮”的流毒。
回头再核对一下他的“四个第一”的专利权。
我们知道，《红楼梦新证》初版于一九五三年，看笔最早也不过一九四八年，而胡适一九二七年，已经收藏到“甲戌本”，并于次年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认定这是红楼梦最古本，是一个最近于原稿的本子了。在整整二十年以后周汝昌才从胡适那里借阅，抄录了“甲戌本”，怎么能妄称是他第一次提出的？
“庚辰本”是一九三三年在北京发现的，一直归徐星暑（俞平伯的亲戚）收藏，胡适同年借得此书，并发表“驳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文，确认也是“最初的抄本”。“戚序本”发现的更早，在清末民初便有上海有正书局公开影印流传。狄子平在有正书局石印戚本，便把戚本称为“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并把脂本、程本加以对比研究，指出戚本优于程本。可见三部过录抄本的发现、认对、校对都与周汝昌无涉，可是他偏要打肿脸充胖子贪天功为已有，一意孤行，在“真本”、“古本”上玩概念游戏，瞒蒙读者。现在已经真家大白，就连周汝昌所见到的“三真本”也不是原抄本，而是过录本。所谓戚序本连过录本也不是、而是过录本的复制品有正本。
另外，亚东本红楼梦的重排本也并不是全按程乙本排印，两本的差异，明明是王佩璋一九五三年详细校出公布于世的。而周汝昌又厚颜无耻的记在自己功劳簿上，真是不识人间有“羞耻”二字。借用尤三姐斥责贾琏的一句话：“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真乃狂医无好药。
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里说：“：自吹自擂就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起用一个笔名或邀请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
周汝昌也讯友遍于天下。”深精此术，他的笔名就多不胜数，什么：念述、苍禹、雪羲、玉石、石武、玉青、石言、茶客一大串。邀请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更是司空见惯，拿他的话来讲，“通
他给青年学人梁归智作“序”，就借此自我标榜、大做广告，一面让梁归智帮着“鼓吹”，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也许是自有红学以来贡献最大的一本书。一九八0年，他再版《曹雪芹小传》之前，两三邀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纵策为之作序，说周汝昌先生一九四八年起草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最近几年周汝昌不论著书还是立说，每次都要说到外国朋友如何如何称赞他，他又如何跟海外学者有“翰墨缘”，说千道万，最后书还要推销给中国读者。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利用某些人崇洋媚外心理进行投机，拿 “外国朋友”当标签贴，按政治行情不断的贴，也不断的撕。根据蓝翎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月廿五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署名种种‘补实’”一文，介绍她跟李希凡曾替周汝昌的力作贴过标签，后来又被撕掉。蓝翎同志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感慨万千地写到：“几十年来承袭旧谱，对人改来抹去，结果依然可悲，中国历史上种种混乱，往往就是这种人捣的鬼，且代有传人，至今尚未绝迹。”读此言，真如醍醐灌顶，大快人心。
从“天才”到“奴才”
在周汝昌先生笔下，曹雪芹一直是位“天生”的神童。脂砚斋则是位“先知先觉”的女才子，并反复论证曹家就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个“望族显宦”，属于清朝的统治民族旗人。说：“贾家之败，是由于下人张华冤死鬼，村妪村姑被逼走的丫环们……在改变了社会地位关系之后，重新和过去的统治压迫者算帐。”这意味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呢？又说：“曹雪芹竟然把自己的阶级比为严世蕃、杨国忠，肯于自己的阶级取材又能够背叛自己的阶级，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去看事情，为历史前中国文学家所未有，当非过分恭维。”并大声疾呼：“赞扬吧，全国的《红楼梦》的读者们，理解作者的伟大和这书在我们文学遗产中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吧！”
可是到《曹雪芹小传》一书，周汝昌先生又来个“划时代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说“《红楼梦》里所反映的贾、史、王、薛等有些评论家习惯称之为‘四大家族’、‘贵族’，其实是不对的，”又说：“有些人说曹雪芹家是‘权贵’是‘豪门贵族’，那实在是一种并不十分正确而很易滋生误会的提法。”还说：“他（曹雪芹）自己生下来就是一个‘奴才’，他们家庭原是一个奴才家世，在最高统治者集团之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这在清代史上也是一清二楚不会有发生错觉之余地的。”并且讲：“曹雪芹的祖辈常常训教子孙们的一句痛语：‘你知道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江南一带对他家的好感并不是人为的捧场和趋附。”
周汝昌对同一家人讲前后，是截然两种不同的话，“谁属真，谁属假，到底对不对呢？”
他在《新证.重新认识》里还教导读者：“我们首先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那些谜便不猜自破。”可是转脸到《曹雪芹小传》又出吾尔反吾尔说：“要讲曹雪芹的一切不由这里（奴才家世）说起，就无法讲下去，这是曹雪芹的特殊生活经历的第一层关键。”（见《小传》第二十五至三十三页）
这种信口开河的胡说，瞒天过海的伎俩，哪一位正经严肃认真的读者有耐心能“听下去”呢？周汝昌不是刘姥姥，讲话不光是为逗乐，沾点小便宜，而是大有深意。在他继“新证”、“会观”之后的第三块里程碑。
果真如此，周汝昌以上所讲曹雪芹把自己家庭比为皇亲国戚，横行霸道的严世蕃、杨国忠之流，便成为诬蔑不实之词。讲什么雪芹背叛统治阶级也纯属捏造，他的红楼梦小说也不是有反封建主题思想，而是吹牛放空炮。周汝昌四十年红学历程，七十多万字的红楼考证，要证明些什么便大有疑问。真是：一言有八失。
其实，贾府为首的贾、史、王、薛的阶级成份并不是解放后人民群众替它评定的，贾府的一府两公的贵族之匾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老子赦封的，是自家祖宗亲手挂上去的。贾宝玉从小听到的、看到的是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
如果说曹雪芹的家庭原来是贾府的原型，那么可以看出，小说里的贾府比实际的曹家更为富贵，更为阔气，更是名符其实的“贵族”之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属于什么等级地位，不必去查看什么清史明史，只要看看小说的具体描绘，和当时“江南一带”脍炙人口的“护官符”歌谣，即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语口碑就一清二楚了。这个连小学生也能立即回答的普遍常识，为何到周汝昌嘴头笔下便变成“玄而又玄、万妙之门”？
其实这个贵族侯门，不仅人知（如冷子兴演说宁国府），就连宁荣二公的鬼魂也深知不讳，第五回中，宁荣二公之灵就嘱咐过警幻仙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贾府的当权都民是口头禅。小说的第五十四回中，史太君在她的“掰谎”时，不知是“扯谎”还是“自谦”，就自认是“中等人家”，而刘姥姥虽不读读书清史，也准确称其为“大家”。贾宝玉也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凤姐曾向贾琏夸口：“你们看看你家甚么石崇、邓通，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儿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了。”再讲，贾府大门备有圣旨明书“软造宁国府”，荣禧堂有匾，匾上盖有御玺，显“万几翰之宝”。
这一切都证明封建贵族的贾府，确实是皇家“封”的、“建”的，决非后来评论家们的“习惯”夸张。书中虽有祖宗教子常说“奴才”二字，那是“赖家”而不是“贾家”。何必赖冠贾戴，搞移头术呢？
周汝昌还以曹家祖先曾是“包衣奴才”出身来证明曹家都是“奴才家世”，曹雪芹生下便是“奴才”。这显然是诡辩，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无赖”，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乞丐、和尚，难道汉朝明代历代龙子龙孙都是无赖或乞丐和尚世家不成？！我们人类的祖先是猿猴，难道我们现在还都是猴了家世不成？！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阶级世家是个时代的概念，周汝昌一味玩弄文字游戏，是欺骗不住人的。周汝昌还以贾府（曹家）也受皇室钳制阉官勒索为由，称他家也跟奴仆一样是受剥削受压迫阶级，这更是高超的胡说。封建宗法社会一大特点是等级森严，这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礼教们麻痹分化镇压人民的手段。正像鲁迅在“灯下漫笔”所指出的：人们“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封建统治者就如同一座宝塔，压迫在劳动人民头上，皇帝是宝塔尖，之下是王公贵族各级官僚，奴仆是处在宝塔最底层。封建社会虽是等级森严的，但压迫者、剥削者阶级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区分界限还是分明的，不容混淆的，这便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生活资料的依靠来源。
周汝昌把贾府是皇室“奴才”与“大观园的奴仆”是贾府的“奴才”划等号，看成半斤对半两，彼此彼此，这不是无知便是无耻撒谎，蓄意抹煞阶级界限，混淆黑白。这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概念的“奴才”，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在封建社会错用了，甚至会脑袋搬家。

鲁迅在“隔膜”里说过：“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可见贾府教老爷们的“奴才”比汉人“官宦”还高数等，况乎“奴仆”呢？他们是主子的“奴隶”，又是奴隶的“主子”。
　如按照周汝昌的逻辑，凡是头上有头的，即受人压迫钳制的就是被压迫阶级，以此类推，封建社会顶多只能有万岁爷皇帝一人，方可称为压迫者或剥削者，连王室“公、侯、伯、子、男”都得划被压迫被剥削者阶级，因为他们头上明显骑着位真命天子的孤家寡人。再讲，皇帝也难称为是位绝对的压迫者，因为皇帝既然自称为“天子”，头顶上还着青天老爷。这样的理论一成立，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早就成为无压迫、无剥削、无阶级的大同世界了。
　　多么高明的科学方法啊！周汝昌确实比高鹗和任何红学家都高超得多，岂但“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这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不免要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
　周汝昌先生为何这样转若飞蓬，捷如影响，非是胸无定积、目无定见、口无定评的虚无党。他的“瞒天”为的是“过海”。古人言：观於海者难为人，游於门者难为言。
　　《曹雪芹小传》增订、再版，是在周汝昌正欲“过海”之际。据周策纵教授介绍：“现在空前的国际红楼梦研究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已邀请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红学专家前来出席。恰好他的《曹雪芹小传》也正要出版了……..”
　周汝昌在赠给周策纵教授的一首诗里，也曾表白：“知音曾俟苍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这明白告诉人们，他所以要为贾府摘掉那块谁也难以摘除的“贵族”之匾，和抹去“大家”之名，完全是如同他之前一再主张改“红楼”为“石头”的用意一样，是在害怕“外国朋友”引起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所以他一再借古喻今，“江南一带对他家的好感并不是人为的捧场趋附。”
　不知道周汝昌先生一九八０年六月在美国麦迪逊市举行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代表中国大陆红坛发布上述高论，即宝玉所骂的“混帐话”，海外学者们听后又该指明他建立了什么学呢？大概是“翻案学”吧？！
　周汝昌先生一进美利坚硬摘掉国府的帽子，如果他老像刘姥姥地二进三进，还不知道要闹出啥球艺去呢？
　　　　　　　　　　辱骂高鹗的背后是场大阴谋
周汝昌的一次美国之行就替贾府降级，但他给高鹗升级在此之前，即“四人帮”垮台不久便开始了。
　从一九七九年以来，红学界经常掀起辱骂高鹗、否定而又剽窃四十回的风潮，其内容都千篇一律，重复着同一个调子：奉旨受贿、砍貂续狗。可是认真查对，全属无中生有的捏造。在拨乱反正、全面彻底平反历来冤错假案，推倒一切诬蔑不实这词的今天，为何红楼第一功臣高鹗、程伟元，反成为中国红坛新的最大假案呢？岂不是咄咄怪事。追根求源，全是周汝昌等蓄意制造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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