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戏曲的民间保护、生存与发展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6-28 20:17:06

关注农民文化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农民需求什么？首先会想到普及学校教育、科技知识、法制观念、伦理道德等，当然也会想到文学艺术。就文学艺术而言，内涵也是十分丰富的，图书阅览、民间美术活动、民歌民舞社火表演、民间竞技、戏曲演出，无所不包。这么多的需求要都能关注到，都能满足，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是一项全面的、经常的农村文化建设。一个地区的文化工作好不好，当然首先看到的是城市，但光看到城市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农村。因为农村这块领域很大，所以农村文化的繁荣是检验一个地区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从全面管一个省的文化工作，到只管专业艺术，到只管艺术学术研究，到最后做了院外，什么也不再管，已经很少全面地思考问题了。这次应邀来参加研讨会，只想就戏曲问题说几句低调的不一定适合时宜的话。

1991年11月在湖南株洲，贺敬之同志告诉我，长沙有个“戏窝子”，一个区群众艺术馆搞了个“映山红”戏剧节，是湖南省一些民间职业剧团举办的，演出非常热闹，要我看看。第二年“映山红”就经过贺敬之同志批准，列入文化部艺术局管理的工作。到1996年，第四届“映山红”戏剧节就正式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参加“映山红”戏剧节的剧团从一个省扩大到全国各地的民间职业剧团，现在参加“映山红”戏剧节的剧团，已经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河北、山西、辽宁、北京等20多个省市区。这个方兴未艾的民间戏曲活动告诉我，戏曲，还是热闹在民间。

1992年，文化部为了“保护稀有剧种，扶植基层剧团”，由艺术局和福建泉州、山东淄博共同举办了“天下第一团”（南北片）优秀剧目展演。所谓“天下第一团”分两类。一类是新剧种，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步形成的，其中有少数民族戏曲。这些新剧种还未成大气候，还只有“第一团”。另一类是老剧种，有的也曾经是大剧种，只是由于新剧种的出现和壮大，它们失势了，但是它们又不肯“自生自灭”，一直活了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它们保留了许多独有的剧目和独特的表演，因此被称作“活化石”。这两类“第一团”，属于省级管理的很少，多数是基层剧团，演出效果也是出乎预料的。这些剧团以“天下第一”自豪，多数保留下来了。有的在艺术上更加自信，更加重视创新，出人才出作品，跻身于名团之列。其中，福建泉州梨园戏、山东淄博五音戏、云南大理白剧、湖南岳阳巴陵戏的新剧目后来获得了文华奖，还有的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名录。有的演员获得了文华表演奖、梅花奖。这又让我知道，不少戏曲精华保存在稀有剧种，保存在基层，保存在民间。

“映山红”和“第一团”的事实，再一次使我确信，戏曲起于民间，养于民间，闹于民间，保于民间，民间是戏曲根深蒂固的土壤。那些古老剧种的“第一团”，正是由于没有离开深厚的土壤，才能够保留下来独有的剧目、独特的表演技艺，才没有消亡。如果它一旦脱离根基，挤进大城市而艺术上又没有任何变异，不过是摆在菜摊上的洗掉泥土的萝卜而已。而在基层、在民间、在农村，它却是一株老树，人们养护它，也受它的枝叶的荫庇，相互依存。基层剧团特别是县剧团虽经“减法”改革而砍不掉，或者虽然硬砍掉了，却变化出更多的“映山红”来！前几年统计，全国民间职业剧团已有5000多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有农民在。农民是民间艺术最大的需求群体，特别是戏曲的最大赏识者。这个群体比任何一个观众群体都大得多！他们养育了戏曲，也保护了戏曲。

我国的戏曲剧种，据《中国戏曲志》统计，有390多个，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的有92项110多个，当然是首先要保护的。那么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保护在哪里呢？我曾经提出保护剧团、人才、剧目、资料、品牌、场馆。如何保护涉及到指导思想、政策、经费、教育、展示、传播、群众性的外围活动等。而保护在哪里，则涉及到：是单纯地保护在博物馆里呢？还是也应该保护在其他地方？我认为，戏曲是动态的艺术，就是说它是发展的、保存在演员身上的、是流动的。动态艺术应该动态保护。对一些已经在舞台上看不到了的戏曲，毫无疑问应该保护在博物馆里。对于活着的戏曲剧种，也应该盖一些博物馆，把珍贵资料保存在博物馆里。但是对于大多数剧种，同时应该保护在剧团里、保护在舞台上、保护在演员身上，还应该保护在民间。保护在民间就是继续使它活在源头活水里，继续为平民百姓服务。戏剧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鲜活的剧种，一旦远离人民，成为“宫廷艺术”，成为单纯的“庙堂艺术”，成为只供小圈子的人欣赏的东西，就离死不远了。

岂止戏曲，民间的音乐、舞蹈、美术，如剪纸、泥塑、面塑、雕刻、布札、刺绣，也同样不可远离民间这块厚土。

我们切不可好心办糊涂事，在保护的口号下反而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消失了。山西长治市的“迎神赛社”活动礼规，为了避讳一个“神”字，改成了潞安社火，连我这个山西人都不知道了。我们保护的是遗产，遗产是不可能太纯净的。苏州的苏剧和昆剧在昆剧困难的时候，合成了苏昆剧团，昆剧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后，改建成了昆剧院，苏剧这个“天下第一团”却消失了。这种顾此失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动态艺术动态保护还应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对于戏曲来说，就是要推陈出新，并且恰当地创作一些新剧目。这是积极的保护办法，民间职业剧团也需要量力而行地有所作为。“映山红”戏剧节对戏曲剧目的要求是，既要一台比较原汁原味的剧目，又要一台新创作或整理改编的剧目，效果很好。有些戏是很精彩的，如福建的莆仙戏《江上行》、闽剧《红豆缘》、江苏武进锡剧《风流母女》、湖南岳阳花鼓戏《乡长本姓赵》等都是雅俗共赏的新创作剧目。杭州黄龙越剧团的孟科娟、王杭娟，就是演出了这样的戏获得梅花奖的。但是民间职业剧团的创作剧目不宜搞什么“大手笔”，大队伍、大乐队、大制作，否则得不偿失，会伤元气的。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则要保留原作的精华，一定不要为改而改。否则既招引不来新观众，还会失去老观众。对于表演艺术的创新、发展、活动，政府要从政策、财力上大力支持。广东吴川市明确地提出“政府搭台，文化唱戏”，是对前些年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个校正。

民间剧团在艺术上的创新、发展，需要专业剧团的帮助，这里就有个二者的关系问题。我以为，二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而且就专业剧团的创作来说，民间的戏剧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源头之水。专业剧团搞一个戏，往往考虑要“打出去”，但是首先应该打下去，打到农民中间去，让更多的农民群众喜欢。专业剧团的创作人员指导民间剧团并不吃亏，而是受益无穷，指导了别人，也提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自己的创作也就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上层的专业剧团与民间剧团之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层次，就是县剧团。我国各级政府管的剧团1980年有3500多个，大体一个县有一个。改革中经过布局调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减到2600多个。当时，2600多个剧团中，属于部、省管理的约220个，属于市（地）管理的约640个，其余属于县管的。在90年代初就有400多个县没有剧团了，现在又过了十几年，总的趋势是减少，县剧团可能更少了，一些县剧团即使存在，也名存实亡了。县剧团大量消失，绝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工作的失误，是从根本上忽视了满足农民文化生活的需求这样一件大事。现在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曲，应该把保护县剧团提上议事日程。我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我认为动态的戏曲艺术应该保护在剧团，而相当多的小剧种、稀有剧种不可能保护在省级院团，而只能保护在基层剧团即县剧团。从戏曲艺术的普及角度说，县剧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县剧团学习、移植外面的优秀剧目，送到老百姓当中，起着枢纽作用。如果一个县有一个剧团，农民看戏难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花钱也不会很多，何乐而不为！

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差别很大，实现一县一团不是说句话能够做到的，而农民看戏的要求却是迫切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民间职业剧团的作用。“映山红”民间职业剧团的出现，是改革的产物。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发展趋势。即使一个县有了一个剧团，在南方上百万人的县里，在西部辽阔的地域，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也恐怕是杯水车薪，况且民间职业剧团还具有自娱性，是专业剧团代替不了的。他们一样是功德无量的，他们需要扶持。首先应支持“映山红”戏剧活动。文化行政部门要把管好民间职业剧团当做自己分内的事。要管，就不能任其自生自灭。“映山红”在所有制性质方面，在管理方式上，与政府直接办的剧团不同，但在艺术上则应一视同仁，允许他们以优质的演出，平等地参与活动、参与评奖等，在他们做出成绩的时候，要一样给予表彰和奖励。为了扶持民间职业剧团，还要扶持一些“戏窝子”。像湖南长沙市天心区群艺馆、杭州黄龙洞、泉州威远楼，都是有名的“戏窝子”。有了一批“戏窝子”，民间职业剧团就多一些用武之地，群众看戏也有了固定的场所。在它们的带动下，戏曲就会一块块地活跃起来，逐步形成小气候乃至大气候。

无论是县剧团还是民间职业剧团，他们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市场的形式，一种初级的市场。他们虽然也窗口卖票，但主要是庙会、广场形式的包场演出，他们不是无偿服务，而是讲究效益的。有好长一段时间，农村的这种初级市场形式不被承认。一说市场就专指大城市窗口售票，拿外国的尺子量中国，拿中国沿海地区的尺子量中西部地区，拿大城市的尺子量农村、山区。量也就罢了，不可思议的是拿这种尺子抹煞中西部、广大农村初级文化市场的存在，也抹煞基层戏剧活动的存在，甚至由此得出戏剧消亡的论断。拿这种尺子的人，基本上是不看戏的人，也未必见过农村演出的盛况，更不曾考虑过农民对戏剧艺术的需求。现在情况好了一些，但从观念上是否承认中国的文化市场有几类，还很难说。因此，仍然应该大声呼吁：关心尊重农村、农民的艺术活动、戏剧活动！关心尊重农村这个广大的文化市场！

作者：曲润海

(本文系作者在“关注农民文化需求研讨交流会”上的发言，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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