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孔子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14 17:05:55

　　新京报文化副刊部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然而咎和誉过多了，对人来说也是一个悲剧。数几千年来的人物，誉满天下又谤满天下的，孔子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去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收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最后带着理想未酬的遗憾告别人世。他的本来面目，也许是一位失败的策士，一位优秀的老师，一个抱怨“人心不古”的知识分子，一个破口大骂学生烂泥扶不上墙的正常人。但从弟子子贡称“仲尼，日月也”开始，孔子就开始了漫长的被神化、被异化的历程，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成了至胜先师、黑帝素王。到了宋代，“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北斗星，从此文成武德，一统江湖。活孔子落魄潦倒，死孔子人间至荣，造化竟如此弄人。这才有了五四时期对孔子的大清算。
　　
　　其实，无论“孔蜜”还是“孔黑”，都是对孔子误读，在“蜜”和“黑”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在五四时期叫“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在现代就叫做有一说一，理性分析。今日刊出的“论语新编”特刊，做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
　　
　　“论语新编”进行的类似考古工作，耐心剥开厚厚的历史迷雾，挖掘出被层层涂抹包裹下的孔子真身。一边是塑造，一边是还原。知孔，罪孔，孔已无言。还原历史本真，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对一位历史人物最大的善意。
　　
　　当前，“论语”热已势成本年度最大的文化事件。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曾反对“反传统热”，但在“论语新编”里，他对当前的论语热提出警告：不要拿论语或者孔子来掩盖、冲淡和转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对当前《论语》的读法提出质疑：“只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对《论语》进行任意解释，任意取舍，不是真正的读《论语》。而学者王学泰将《论语》形容为”纪念册“”小学教科书“，主持人梁文道说《论语》是第一本”知识分子手册“，都是对孔子最大限度的还原。
　　
　　对于大众来说，最可亲可爱的孔子不是政治的孔子，不是儒教的孔子，不是被强加硬推给的那个孔子，而是人民自己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人民爱，在”论语新编“里，一位23岁的公司白领，说她心中的孔子是全国最有名气的老人家，一位28岁的程序员说孔子像一个风吹日晒，任劳任怨的雕像，这些率真无忌的话语，就是对孔子最有价值的还原。
　　
　　我们希望，“论语新编”特刊能给滚滚的论语热潮带来一些清凉。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14 17:06:21

　　第一章：新京报专访李泽厚
　　
　　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掩盖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十多年前我对抗当时的反传统热，开始写作此书。但今天我却要强调，不要拿《论语》或者孔子来掩盖、冲淡和转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李泽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导师。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新京报：李老师，想跟您聊聊《论语》。
　　
　　　　李泽厚：我不想谈。国内现在关于《论语》的争论很大，很多地方来过电话，我都没有讲。我不想加入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倒是想听你讲讲这场争论的各方各派。
　　
　　　　新京报：这些以后我细细跟您聊，但是现在我想暂时抛开这场争论。单纯地探讨一下《论语》。
　　
　　　　李泽厚：其实争论是抛不开的，今天要谈《论语》，自然就会牵扯到这争论，我们如何来读《论语》？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论语》是不是凭考证就能读通？都跟现在的争论有关。更重要的是，读《论语》背后的复杂因素，一些人正在大搞复古主义，结合各种民间迷信，花大量钱财建庙宇，立巨像，搞祭拜，知识人也大倡立孔教、办国学，主三纲、穿汉服、贬五四、骂鲁迅，反对过圣诞，要用七夕代替情人节，用孟母节代替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形形色色，热闹得很。我说干脆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要过了，那也是基督教的嘛。所以，我以为这场争论要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语境（还不只是“语境”）中来看，它不只是如何读《论语》的问题。
　　
　　　　新京报：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深层次的探讨。现在的《论语》热，我觉得，不是因为于丹出现了，《论语》热了；也不是因为李零出现了，《论语》才热了。而是有一种内在的规律让《论语》热了起来。这也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这两种热潮虽然不相干，但是热度很相近。《论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热了？不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李泽厚：“《论语》热”当然不是因为于丹或者李零，恰恰相反，大家想回归传统，他们才被推了出来。“《论语》热”说起来原因也简单，在革命时代过去之后，人们想追求一种信仰以安身立命，处世为人。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去年我在《答问录》中说到“现在是‘四星高照’，声色犬马”，声就是music,色就是sex,犬就是dog,宠物，马是什么呢？汽车，car。这就是现代生活，无可厚非，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又都很迷茫，怎么样安身立命？怎么样为人处事？中国没有《圣经》，大家就都到《论语》中去找了。但我以为今天中国需要的，还是“德先生”、“赛先生”。2004年我说：今天中国还是要启蒙，不要“蒙启”。（见《答问录》）
　　
　　新京报：这正好是下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如果说我们需要的还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启蒙”，为什么还要读《论语》？应该怎么读《论语》？当初读您的《论语今读》，感觉有很多问题您在那里并没有展开来讲。
　　
　　　　李泽厚：《论语今读》对一些问题的确一带而过、点到为止。留下了很多空白，例如《今读》中说到白牧之、白妙子夫妇的《论语辨》时曾说：“《论语辨》重语录的具体情境性，《今读》重语录的意义普遍性；一为考据性分疏，一乃哲学性阐释；一吻合学术新潮，彻底解构《论语》，抹去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孔子形象，一率仍旧贯，又力图新解以重建。”就是说，读《论语》有各种读法，有历史读法、哲学读法，其实还可以有崇拜读法、批判读法、消闲读法，等等等等。自由选择，多元并存。至于说怎么读最好，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回答，也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要说读《论语》，一定要弄清楚孔子是什么人，他的原话原意是如何说的？我看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论语》与孔子的关系就并不很清楚，传统的说法，《论语》是孔子弟子（曾参和有若）的弟子的记录，再传弟子传太老师的话就未必准确，又是一派弟子传的，更难全面，所以康有为说，假使子张的学生来记录，孔子和《论语》的面目就大不一样，因为曾参和有若强调修养（内圣），而子张是强调政治的。而从崔东壁到白牧之，好些人怀疑《论语》的一些篇章甚至绝大部分乃伪造，与孔子无干，这是他们“考证”出来的结论。《今读》也解说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虽极重考证，爱看考据文章，却不迷信、崇拜考据。
　　
　　　　新京报：那么您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
　　
　　　　李泽厚：重要的这本书到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意义？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读《论语》还是要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所以我提出“重意义的普遍性”，即古今中外都适用的原理原则。
　　
　　　　新京报：您觉得《论语》能给我们提供刚才您所说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现代观念吗？
　　
　　　　李泽厚：不能。这些观念是现代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孔子当然不能提供。但是除了现代观念，中国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论语今读》中曾经说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孔子提供这个民族以生存的智慧，其中包括生命价值、人生态度、道德理想、境界情操以及勤劳、乐观、坚持不息等等，它具有一种普遍性。
　　
　　　　新京报：这些就是您认为《论语》为现代生活提供的资源？那么你反对的是什么呢？
　　
　　　　李泽厚：当然不止这些，《论语今读》里说过很多了，我不想重复。十多年前我对抗当时的反传统热，开始写作此书。但今天我却要强调，不要拿《论语》或者孔子来掩盖、冲淡和转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中国没有《圣经》，大家就都到《论语》中去找了。但我以为今天中国需要的，还是“德先生”。
　　
　　　　新京报：长期以来，我读论语，有一个疑惑，是关于《论语》的界限讨论的。我觉得《论语》作为一个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体系，一旦它跨越了这个界限，进入了“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是非常要不得的东西。但这似乎是个悖论，后世人谈《论语》，津津乐道的恰恰是它“治国平天下”的功能。您怎么看？
　　
　　　　李泽厚：刚才不是说过吗，因为《论语》本来就是两派，曾子一派主张修身，子张一派主张治国。现在流传下来的《论语》主要讲修身，它怎么能用来治国呢？但宗教性道德会对社会性道德有范导作用。值得好好研究。
　　
　　　　新京报：这也是我正想说的，恰恰在过去，《论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于过去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您怎么看？
　　
　　　　李泽厚：过去两德是一个东西，不可分开，从孔子到荀子，再到董仲舒，《论语》对社会制度有建构（不只是范导）作用，但这也不完全是《论语》。儒家吸取包容了很多法家、道家、阴阳家的东西，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的特色所在，有转换性的创造，不盲目排外。
　　
　　　　新京报：那您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孔子？
　　
　　　　李泽厚：我没有答案，我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不赞成的是复古主义、民族主义的孔子。汉代有素王的孔子，宋儒有圣人的孔子，康有为民主的孔子，孔子的形象是不断在塑造过程中间的。
　　
　　　　新京报：过去有很多家对于《论语》做过注疏，您都怎么看？
　　
　　　　李泽厚：做完《论语今读》，关于《论语》的新东西我没看。《论语今读》引用最多的是程树德的本子。之所以做《论语今读》，就是对以前的本子不满意。
　　
　　　　新京报：您在《论语今读》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解读《论语》，第一步的工作是解构，但是只有解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工作是重建。那么您认为该怎么重建？重建的难度在哪里？
　　
　　　　李泽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与其现在言之凿凿地说如何重建，不如大家一起努力，尝试去做。重建的难度，在于孔子不是神，假如孔子是神，就不难了。但《论语今读》说《论语》有“半宗教性”，就是想为重建做些工作。
　　
　　　　新京报：《论语》不单是一个阅读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落到实践上。您怎么看？
　　
　　　　李泽厚：我赞成你这种说法。《今读》曾引用程颐：“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之后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论语》，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自己身心上，这也是《论语》的特点，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哲学”。但是孔子又不是神，他说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14 17:06:42

　　第二章：新京报专访余英时
　　
　　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
　　
　　没有基本的阅读经典的能力，只是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任意取舍，任意解释，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论语》
　　
　　余英时被历史学界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获得具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治学严谨入微，思接古人。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余英时曾对儒学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其相关著作有《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等。
　　
　　　　
　　　　新京报：您曾经在《当代儒学的困境》中对于儒学的境况做过论述，现在国内读《论语》非常热，各种争论也很多。我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余英时：我知道，好像现在《论语》在电视上大出风头。我的看法是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动机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化。在官方来看，他们大概是希望《论语》能起到和谐的作用，他们所注重的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安贫乐道，穷人没有关系，穷还可以乐，所以就不必追求财富，也不必羡慕别人，这样不满意现状的人就会减少，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种层次就是中国民间确实有精神空虚的问题，因为缺乏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般人都要找一点价值，没有价值观念就没有是非、无法判断，人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就要寻求价值，寻找中国自己的《圣经》。而《论语》就相当于西方的《圣经》一样。《论语》是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第一部宝典，所以大家都想在里面找东西。
　　
　　　　新京报：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出来了，《论语》应该怎么读呢？
　　
　　　　余英时：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读《论语》，读法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读法都不一样，汉代一个读法，宋代一个读法，清代人搞考证又是一种读法。现代人当然可以抓自己想找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跟古典的文字训练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文字训诂的基本训练，只凭现代人的直觉在那里望文生义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没有基本的阅读经典的能力，只是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任意取舍，任意解释，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论语》。《论语》根本不能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热读”的话，《论语》就完了。另外一个，读《论语》，还不单单是个阅读文本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建构理论的问题，越是这样做，离《论语》的真相越远，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古人说：读《论语》“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比如说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吴宓先生，他们都没有关于《论语》系统的著述，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恰恰是《论语》中的精神价值，他们才是认真读《论语》的人。
　　
　　　　新京报：既然《论语》是一个需要“冷读”的文本，那么知识界对于《论语》表现出来的这样巨大的热情又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新儒家的诠释，比如说李零先生考据式的解读。
　　
　　　　余英时：这个问题很难说，一个很古典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话，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跟《论语》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着《论语》说自己想说的话。
　　
　　　　但是《论语》有很多普遍性说法，普遍性的说法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在人类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说法不同，名词不同。所以我不认为《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
　　
　　　　新京报：现在《论语》这么热，您对儒学现状的看法还像您过去那样看吗？还是有所改变？
　　
　　　　余英时：我认为现在的儒学现状有一种抵抗西方价值的倾向，希望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价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可以不跟着西方走。
　　
　　　　新京报：通常人们都认为《论语》中没有“个人”，注重的是“二人关系”，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觉得与其探讨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如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论语》有很多关于“己”的论述，就是关于个人的，您觉得《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吗？
　　
　　　　余英时：你这个基本判断非常对。《论语》每个人读出来都是不同的，不过我觉得《论语》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乱解释的。从前胡适讲《论语》，讲中国自由的起源，他说“为人由己”，“由己”就是“自由”。这是讲“意志自由”。我觉得这样讲是对的，如果不假定人有“自由意志”的话，那就不能成就道德，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仁者？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呢？所以我认为像“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佛家早就用过，跟《论语》某些观念是可以相通的。《论语》中有历史的部分，限于当时的历史情境，跟我们今天不相干了。但是《论语》有很多普遍性说法，普遍性的说法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在人类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说法不同，名词不同。所以我不认为《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论语》那些关于“己”的论述，就是关于“个人”的。
　　
　　　　新京报：过去有很多家对于《论语》做过注疏，您都怎么看？
　　
　　　　余英时：我认为读《论语》，如果有现代的翻译，就很好了。比如说我过去读过的杨伯峻的译本，就是很好的译本，基本上是很正确的，就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也很少，受时代局限很小。李泽厚先生的《今读》，是思想家的读法，有他自己的思想在里面，他不是要讲《论语》原来是什么意思。另外我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注本，也是相当好的。如果把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书合起来对着看，对于《论语》的理解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我的看法。
　　
　　　　新京报：我也有一个看法，跟李泽厚先生很相近，我觉得读《论语》，仅仅有文句的解释是不够的……
　　
　　　　余英时：可以有发挥，那是我们的工作了，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但是无论想给《论语》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的解释，第一步首先要对原来的文句讲清楚，对于《论语》，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与它争辩，但是前提是把原来的意思搞清楚，不能完全做到，但要尽量地接近。否则的话，何必还要讲《论语》呢？自己单搞一套哲学就可以了。
　　
　　　　人们讲“朱陆异同”，就是说《论语》不是一个解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的存在，这样就进入现代我们所说的多元的观点了。
　　
　　　　新京报：那么您觉得《论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余英时：如果承认《论语》有塑造文化的作用，才好谈这个问题。《论语》的本来面目，有很多被搞得面目全非。然后再看看《论语》中的价值系统，对于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还可以不可以引申发挥。比如说孔子讲了很多“君”的问题，在今天就不存在了，孔子讲“忠恕之道”，“忠”并不是“忠君”的意思，朱熹讲“忠”，是“尽己”，这个解释就可以为今天所用，“恕”就是宽恕，就是对别人容忍。比如说“六十耳顺”，就是听得进去别人的话，跟我有不同的意见，不反感，这是容忍的态度。后来人们讲“朱陆异同”，就是说《论语》不是一个解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的存在，这样就进入现代我们所说的多元的观点了，而不是一元论的，从这一点上讲，《论语》可以有很多启示的。《论语》中有很多是可以为今天所用，超越了时代性，不分古与今，永远是普遍价值，而且范围极广，都可以成为现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新京报：长期以来，我读论语，有一个疑惑，是关于《论语》的界限讨论的。我觉得《论语》作为一个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体系，一旦它跨越了这个界限，进入了“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是非常要不得的东西。但这似乎是个悖论，后世人谈《论语》，津津乐道的恰恰是它“治国平天下”的功能。您怎么看？
　　
　　　　余英时：“治国平天下”是后来讲到《中庸》、《大学》才有的，那已经是非常迟的东西了。从《论语》来看，还是讲个人修身，从近处开始。我曾经讲过儒家的规划的问题，也曾讲过《论语》主要是讲修身，它也讲到“平天下”的问题，但是不多，《论语》第二篇讲“为政”，就是讲“平天下”，《论语》主要讲的还是一个伦理的社会秩序，不是政治制度。现代人对于孔子和《论语》有误解和曲解。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孔子形象？是“至圣先师”，还是一个原原本本的孔子？
　　
　　　　余英时：我想“至圣先师”一切都以孔子为模范在今天不大能够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说中国的思想，不能光说《论语》，也不能光说儒家，老子何尝不重要？庄子何尝不重要？韩非子何尝不重要？我想今天来看孔子，应该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价值的一个人（因为从现在的材料来看《老子》成书在《论语》之后），一个很平平实实的人，一个实践了自己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装扮成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测，与一般人也就没有什么相干，“道”也会遥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今天也不能劝人做“圣人”，而是要劝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把价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讲讲或者写写文章。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14 17:07:13

　　第三章：探流溯源
　　
　　摘掉《论语》的光环
　　王学泰
　　
　　
　　王学泰当代最渊博的学者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有《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从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低了一等，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如《春秋》的注释文字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章太炎还说：
　　
　　　　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
　　
　　　　也就是说，凡是官家所发布的书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个人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只是臀部坐在蜷曲的小腿上）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
　　
　　　　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因此，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的感情力量。为什么《论语》中的孔子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好像在与每一个读者对话？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认为《论语》是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鲁国君等）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在当时孔子是被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连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我们从《论语》的字面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論”从“侖”，而“侖”上面的“亼”，读作“集”，意义相近，下面的“冊”，就是册。因此“侖”字就是将许多竹简集合在一起的意思。
　　
　　　　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最初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说的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下来、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
　　
　　《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当然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所在时代大体相合。《坊记》创作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由齐人传出的《论语》二十二章（比现存《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二篇）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自己的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朝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儒家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这三个本子。
　　
　　　　西汉末年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及时退休了，皇帝遇到重大事件都要咨询他。他又是位经师，汉成帝是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本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都促成《张侯论》的广泛流传。当时就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所刊的《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劫火，所存无多。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临裁决，命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用《论语》中孔子语47处，都称《论语》。《论语》的名字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7-14 17:08:32

　　第四章：我注六经论语的另一种读法
　　
　　袁伟时:孔子的眼睛太朝上
　　
　　《论语》是中国思想、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典籍。《论语》的地位从宋代开始被抬得很高。作为一部古代典籍，它确实很重要。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牵强附会的，特别是在20世纪。那些一味吹捧《论语》，吹捧孔子的话，是信仰者的语言，而不是严格的研究者的语言。
　　
　　　　孔子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影响。要准确评价《论语》，要把它放到世界文化发展史这样一个大框架下面。作为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中国思想源头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作为学术研究来讲，孔子也有他的弱点，与古希腊的思想家相比，孔子没有那样的思想高度。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就应该承认这一点。
　　
　　　　孔子的贡献大概在这几个方面：他的伦理体系注重德化，这些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很有影响；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于尊重等级，向往西周的制度；他还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很优秀。至于后代帝王给孔子戴上各种帽子，主要还是他们想维持统治，因此利用了孔子。
　　
　　　　【我注论语】
　　
　　　　●无友不如己者
　　
　　　　孔子的眼睛太朝上了，他没有平等的思想，鼓励大家跟比自己强的人交往。这也体现了孔子的局限，他不能跟各方面的人交往。关于交友，孔子在这里这样讲，但他又讲过“三人行，必有吾师”。这两处又有矛盾的地方，所以，对孔子的研究应该多角度。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追求和而不同在任何文化体系里面都有，并不是中国思想特有的财富。以这句话作为标准，划分君子和小人，就更加勉强。上层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人可能会因为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勾心斗角，而下层的劳动大众可能因为共同的艰难而相互扶持，更加讲意气。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孔子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人，这种胸怀很可贵。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子在当时社会形势下很重要的政治思想，老百姓可以操纵，不要让他们知道太多的道理，这是典型的愚民思想。
　　
　　吴思:孔子想给猛兽戴上龙头
　　
　　我心目中的儒家圣贤，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他们做了一个笼头，要给牲口套上，最好还挂上铁嚼子，要把牲口管住。但他们的笼头不是用绳子或皮条做的，更不是铁的，而是用橡皮筋做的，对统治者有约束又不那么硬，很体谅很照顾，这就是儒家的礼义制度。他们套的也不是马，而是虎豹，是猛兽。孔子和孟子想方设法给猛兽套上笼头，却总也不能成功。
　　
　　　　儒家一般是站在三四分（偏向于统治者，但没法家那么极端）的立场上说话的。
　　
　　　　【我注论语】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君子一般都是统治者，小人一般都是被统治者。
　　
　　　　统治者一般都没有衣食、温饱问题，他们更多的在乎社会评价，归属感，自尊心，自我实现。而小人更多的在乎衣食温饱，在乎利益，而不是规则。
　　
　　　　这个从人格的理论上来说，应该获得支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基本的学说，是为统治者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就是统治集团你要怎么统治。相对于法家，儒家重点强调说服，也就是思想控制，当然背后要以暴力作为基础。这样比较隐蔽，首先让你心服，大体公平，然后再用暴力维持这种秩序。儒家设定的心服就是仁义这个标准，它在劝说统治者的时候就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要求统治者要大体公平，也就是要多自律一点，对老百姓要关照，别光把他们当牛马来使。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闭着眼睛跟着走就行了，别让他们明白那么多的道理，有过高的期望值。当然你大体上是公平的，这是很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一种方式。儒家是站在三四分（偏向于统治者，但没法家那么极端）的立场上说的这番话。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的需求层次高，有的喜欢下围棋，有的喜欢书画，李白、杜甫追求诗名……人的追求一复杂，进入精神层面，就千变万化。人的追求往下走，像动物一样只追求吃喝的时候，就越一致。越往上走的时候，就越不一致。有宗教情结的人甚至以吃苦为乐。这种不同，反而使竞争不那么激烈了，所以和。
　　
　　江晓原:靠论语指导我们很脱节
　　
　　我个人觉得读《论语》还不如读《孟子》。《孟子》是完整的论述，《论语》只是被记录下来的片言只语的集合。况且社会时代在变，如果2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靠《论语》来指导个人修养，恐怕是很脱节的事情。倒是《孟子》中的论述，有很多直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尽管孟子心目中的“王道”也只是一个儒家的乌托邦而已。
　　
　　　　孔子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某些思想符合了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朝统治者在寻求思想文化资源时，对孔子有了兴趣，选择了孔子，于是后代无数的光环附在了孔子头上。孔子是历代统治者为我们塑造起来的。
　　
　　　　【我注论语】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就乘个木筏到海外去。当然孔子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看来都有问题。
　　
　　　　不过这句话表明孔子对于他的“道”能否被实行，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没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美德的。这当然是孔子的感叹（看到卫灵公宠爱美女），但也未尝不是孔子对人性的正确理解。喜欢美色是发乎本能的，太容易了。喜欢美德则要依靠后天的修养。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在重大节操（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逾越界限，作风小节上有所出入（放松）则问题不大。换句话说，大是大非问题不能越过底线，小节问题则不必过分计较。这也表现了孔子对人性的正确理解。
　　
　　齐泽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危险
　　
　　齐泽克（斯洛文尼亚，西方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当我听到“孔夫子”这名字时，他的三个训诲马上浮现在我的脑海：
　　
　　　　政见不同不是“混乱不堪”
　　
　　　　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十二，11）
　　
　　　　在欧洲，我们将此称作“公司愿景”（corporate vision）：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一个载体，每位个体都必须处在属于他（她）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发挥属于他（她）职责范围内的功能。然而这是与民主政治完全背道而驰的：在民主的形式中，任何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到世界性的事务当中，作为全球性事务的一分子，对我们的社会将往哪个方向前行的问题，提出他（她）自己的思考与议案。孔夫子具有这样狭隘的观念，于是也便难怪他会把个体提出不同政见的社会，形容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就这么听上去，倒像是对一个尊崇民主政治的社会的上佳描述：“君”的是联合起来的臣民大众，“臣”服于民众的是有名无实的“君”者。因而，孔夫子对复兴恰如其分的社会秩序之建议，应是一种“正名”吧。
　　
　　　　他要求我们重复陈旧模式
　　
　　　　2．———名不正，则言不训；言不训，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第十三，3）
　　
　　　　从这段话中看来，观点就显得更为自相矛盾了。孔夫子在这里不仅仅表现出背离了我们这个民主政治时代，而且还表现出与他自身观点的相悖：跟他对尊重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及礼仪义德的倡导皆显出背道而驰之势。孔子的建议恰恰损坏了他一直为之辩护的一点：所有能称得上是“得当礼仪”的，难道不都应该遵循“言不训”这一点吗？当孔夫子要求我们：
　　
　　　　———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1）
　　
　　　　这个时候，他实质上要求我们做的是“说什么话都别直接说出你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盲目地跟从礼仪习俗，而根本不需要真的去理解透彻。当我们遵从于礼仪习俗之时，我们就在重复着一套一套的陈旧模式，而这些老旧模式的真正含义，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不明莫解的。再者，这当中还有另一个问题：究竟我们需要跟从的是哪一些礼仪惯例？四下环顾，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习俗：一些是令人发指的保守风俗（比如以人陪葬，强迫女性裹胸缠足等等）；也有一些极具隐藏性的下三流的习俗。
　　
　　　　己所欲，便可以施于人吗？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怎么样？孔子在这个句子里，是不是终于做出了我们大家都一致举双手赞成的结论了呢？但很不幸的是，这一条规则，看上去似乎是最不成问题的，对我来说却恰恰是最具有危险性的。“你自己不想要的，别放到他人头上”这句话潜在的信息有可能是：如果是你自己所“欲”的，便名正言顺地有理由“施于人”。那么假如我是个受虐狂，或者是个宗教狂热者，我喜欢自找痛不欲生的感觉，喜欢自找苛刻的宗教纪律呢？我是这样，是不是我就有权利将这种“欲求”生安白造到他人头上呢？
　　
　　　　“我”究竟是何人，为什么有能耐为他人决定什么对人家有好处、有能耐将对我自己有好处的事物也强加于他人身上呢？因此，从这一个角度上，我们便可以争辩：对于他人而言最大的不幸，一定不会是源于“我”希望他人遭殃的歹毒愿望，而是来自“我”粗暴地强制性向他人灌输下“我”所认为的对他人“有好处”的事物。
　　
　　　　我在此做个小小的结论：我很喜欢中国，是中国一个善意的朋友，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孔子的学说。想想看，毛泽东犯下的所有错误及其后果，我会从孔子学说中的“天命论”找到渊源———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式口号：“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我很清楚为什么现在孔子又受欢迎了起来：在中国的社会飞速推进现代化的时候，便亟须孔子的传统伦理道德来协助维持社会的稳定。可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传统伦理道德不会走得很远。
　　
　　　　翻译/张璐诗
　　
　　顾彬：我欣赏孔夫子的“以和为贵”
　　
　　　　顾彬（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40年以前我慢慢开始学一点古代汉语。当时我在明斯特大学原来是学神学的。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不会做神学家，而会做汉学家。
　　
　　　　孔子帮我找到往人的路
　　
　　　　我学神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了。每天看德国报纸报道当时的对人，对文化在中国进行的破坏让我非常难过。
　　
　　　　无论如何，我第一个汉学老师，一个德国人，当时坦率地告诉我们学生，孔子没有什么。不过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喜欢孔子的学徒孟子。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比孔子更重视他。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是孟子当时帮助我找到“人”。当然孟子和孔子是分不开的，所以谁知道那个时候不也是孔子帮助我找到往人的路。
　　
　　　　我曾每天看《论语》
　　
　　　　1974年我在北京开始学现代汉语。我才学了一年。我们当时一些老师告诉我们孔子不是一个“子”，他才是一个“老二”。我们外国留学生那个时候还参加了批林批孔的活动。
　　
　　　　回国以后我在几所德国大学教现代汉语的时候，公开地老在批判孔子。1988年我写了一篇连中国学者到现在还是非常重视的批评儒学的文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对孔的怎么一个绝对态度是有问题的。可能是法国的汉学家朱利•安，也可能是我从2002每年在山东的大学教书，也可能是我对1981年参观曲阜的回忆让我反思。突然我觉得我原来看成最无聊的哲学家，孔子，虽然不一定是最有意思的思想家，但是他肯定是十分值得思考的。结果，我几年来差不多每天看《论语》，跟每天看《圣经》一样，还每天会引证《论语》。
　　
　　　　我最喜欢的话之一是:人不知，而不愠
　　
　　　　为什么? 有好几个原因。我的时代是一个angry young man，一个发怒年轻人的时代。我们什么都会否定，自己觉得我们是了不起的，我们有一天肯定会创造一个万全新的从来没有存在的社会。我们充满了“愠”。谁都是错的，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反对的是“老人”，是过去，是所有的传统等。不过我们“创造”的新社会比过去的社会真的更好吗。我今天有一点怀疑。
　　
　　　　人有“愠”，人不会有“和”。从法国革命开始有政治家经常喜欢引起群众的愤怒来搞什么政治活动。从历史来看，有的时候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不过他们给带来的世界真的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不少西方历史学家说过，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仇恨的世纪。恐怕，有一点道理。不少人，不少民族都觉得他们是牺牲品，因此他们不会原谅，还以为他们有权利为某事报仇雪恨。不过仇恨和报仇恐怕不能解决什么问题。21世纪应该是一个合作的世纪。所以孔子主张的"和为贵"值得再考虑。和为贵，这句话会不会当作全世的一个互相和谐的出发点呢？
　　
　　　　（本文为作者用中文书写）
　　
　　王朔：“仁”就是伪善
　　
　　　　王朔　　北京作家，著有《顽主》、《动物凶猛》等。
　　
　　
　　　　孔子跟文学的关系很密切。孔子对自己学生的分类，有“四门功课”，其中一项就是“文学”，其中典型的先进分子是子游和子夏。后代曾以这“四门功课”为标准开科取士。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们也是孔子之道的“门内人”。作家读《论语》，强调孔子语录的经验意义。但在王朔看来，孔子有些问题，“仁”，看起来有些伪善。
　　
　　　　孔子就是个常识老师，他那个六艺，文不能唱曲，武不能卖拳，也就是个万金油。哪个国君敢把军队交给他带？怪不得跑官不成。建议去教小学，中学都要学自然科学政治人文，再学这个太幼稚了。中国人还要再停留在这样幼稚的阶段吗？那么多人讲，其实也都是些书呆子，堆在一起叫呆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孩都懂的道理还要你们隆重总结，你们才懂，真行！去向婴儿、万物学去吧，何止三人行才有你师，万物皆师。
　　
　　　　孔子见了老子以后，回来还说：“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妙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意思就是说，老子是一条龙，神龙见首不见尾。而自己跟老子没法比。孔子是一老实人，于是冒着大汗就回来了。所以他怎么能当至圣？
　　
　　　　《论语》和佛教比差远了，对人生的认识浮浅。孔孟礼教害人，今天提倡这些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应该倡导多元价值，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元。现在这些东西这么火，就是因为人们精神空虚。这世上没人是完美的，任何人想要封圣，都必须暴砸。
　　
　　　　【我注论语】
　　
　　　　●三年无改于父道。
　　
　　　　这是古代人受生活条件限制所致。那会儿奔丧，从北京赶回湖南，就得半年，好不容易赶回家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再呆两年吧。就是因为交通工具不发达，所以才这样。现在的话，多半当天就火化了吧。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仁”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伪善。我认为，“仁”和“巧言令色”半斤八两。
　　
　　　　●君子不器。
　　
　　　　君子动口不动手，基本上指的就是像我这样的空谈家，自我标榜。像孔子那样的，做个板凳恐怕都有点儿困难，其实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和生活节奏有关，我现在50，可以从心所欲了。我不到30就有女儿了，我觉得我30岁就已经从心所欲了呢。其实在西方他们根本不认为孔子是哲学家，他也就是个心灵鸡汤吧，就是老练事故。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做人基本常识啊，小学生手册里就有了。我觉得这话应该对老师说、对家长说，小孩儿不知道就会发问，这是人求知的本能反应。我倒是觉得应该把这句话回赠给老师和家长。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老生常谈啦，基本上也是因为朋友太少。其实人人皆可为师，昨天一个西安的人还说我特别不尊重别人呢，我一想，确实啊。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点，都能成为学习的对象。包括小孩、动物，世间万物，遍地为师。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就是党同伐异，剪除异己。
　　
　　于坚：诋毁孔子者会被淹没
　　
　　　　于坚　　诗人，著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棕皮手记》等。
　　
　　　　我这代人对孔子的认识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我小时候，孔子是孔老二，是丧家犬，全国人民一起批判。这时的孔子被打倒在地，被说成是一团狗屎。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中国才发生，尼采说上帝死了，只是一种思想，而中国人却是把自己五千年来文人精神的守护人用一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践踏。孔子再怎么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对他如此不敬，他过去至少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及老师的象征和代表，这个形象在“文革”中被破坏以后，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我认为，孔子与老子一样，是中国精神的代表。任何诋毁孔子的人，都会被历史的沧桑所淹没。孔子的思想精髓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深处。这个支柱没有人能取代。过去100年中，有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想取代孔子的角色，但他们没有做到。
　　
　　　　《论语》非常精辟地展现了中国的思维方式———那就是知行合一。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在自己的生存中思考、认识世界，而不是在书斋中。孔子是一个在路上的思想家，它与苏格拉底，康德不一样。
　　
　　　　如果100年前西方被彼岸化，那么《论语》今天不是此岸，而是彼岸。于丹把孔子的思想宣讲出来。我不反对她这么做，但是我很怀疑能起多大作用。
　　
　　　　【我注论语】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个道，应该指的是小道，思想不一样大家不再一起干。大道是一个普遍的基础。像写诗，写现代诗和格律诗的可以有各自的方式，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诗歌，把它写好，感动人的心灵，“为天地立心”这个大道是一致的，如果只有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圈子在那里卖弄，就是自摸。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从现代的角度来讲，德与色不是一个非此即彼，此高彼低的对立关系，它是两种不同层面的东西。为了德不顾色，或者为了色不顾德，引发的就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后生可以理解为后来出现的事物，这种思想导致我们永远停不下来，永远害怕后来出现的事物，我反对孔子的这句话。
　　
　　毕飞宇：不希望孩子读《论语》
　　
　　　　毕飞宇　　小说家，著有《青衣》、《玉米》等。
　　
　　　　《论语》在我的心中首先是一部关于集体的书。他指导着中国人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并最终失掉自己。我对《论语》印象一直不好。一种学说足以“治天下”的时候，始终会使我想起阴谋和阳谋。
　　
　　　　被《论语》精神泡大的人是好弄的是易塑的。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孩子是这样。
　　
　　　　事实上，众多的思想先驱为了摆脱一部或者半部《论语》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努力，效果甚微。不要以为那些没有读过《论语》的人就不是“儒家”。我想说，在骨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儒家”。可是作为一个“儒家”，心里有多累，我们还是问一问自己吧。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论语》中我最爱的一句话。想想就明白其中的意思。
　　
　　郭德纲：无改于父道
　　
　　　　郭德纲　　相声演员，作品有《五十年相声之怪现状》、《我要反三俗》等。
　　
　　　　孔子弹琴作歌，闻韶忘肉，在艺术上的造诣也非同寻常。而在艺术界人士看来，孔子的语录对自己也有教益。郭德纲在解读《论语》时都提到了相声，这倒暗合林语堂“孔子是个幽默大师”的判断。喻恩泰则在学习“子曾经曰过”时得到了不少乐趣。
　　
　　　　对从事传统艺术的人来说，对孔子还是很尊敬的。在以前的节目中也提到了，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是关公，这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忠孝节义”。相声里惟一一段拿孔圣人开玩笑的段子是《吃元宵》，为什么说孔圣人呢，因为其他人达不到那个高度，我们说这个并不是不尊重孔子。
　　
　　　　后来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孔圣人不太尊重。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潜移默化地受到孔圣人的影响，比如谦逊，这都是从孔孟之道来的。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圣人是个伟大的人，提到圣人，就想到孔子。在相声段子里也有用到《论语》的，比如“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注论语】
　　
　　　　●三年无改于父道。
　　
　　　　“父道”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师徒之间也存在“父道”。侯耀文先生刚去世，相声该怎么说，我们没有说要扛大旗，只是先生爱相声，我们也爱相声，我们要好好说相声，完成先生的遗志，就是这个意思。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我当初在天津学艺，后来觉得那个氛围、环境不太适合我的发展，后来我就坐着我的小汽艇，到北京来发展了。离开一个恶劣的环境，到一个更适合你的地方去，这是有道理的。后来这句话有人给改成了俗语，叫“人挪活，树挪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行政长官们说的话。从相声角度来说，挺有道理，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乐，不用让你明白怎么让你乐的。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单田芳先生教育我们说，长江水后浪推前浪，武林中一辈新人换旧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喻恩泰：用《论语》灭蚊子
　　
　　　　喻恩泰　　演员，在《武林外传》中饰演吕秀才。
　　
　　　记得看过日本作家写的一本关于孔子的书，上面说孔子是他爸妈野合而生，他父亲是个将军，所以他很聪明。孔子是大脑门，是那个时代的偶像。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录他言行的书，这书对于我来说，读起来比较费劲，《论语》都是精妙的小文章，历代都有对这本书的评注，并且很多版本有各自不同的含义。读《论语》的乐趣就是可以了解到古代对一些词语的很多不同的解释。买《论语》是在拍摄《武林外传》的时候，但是当时也没怎么用上，后来就放在床头了，这本书很厚，最后就成了打蚊子的工具，书后留下了很多痕迹。
　　
　　　　【我注论语】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武林外传》用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孔子的一个大致感受，也是他不断反省、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孔子不仅在观望社会，也在观望自己，在改变不了周围环境的时候改变自己。
　　
　　　　●道不同，不相为谋。
　　
　　　　现在的社会中需要的是“道不同却要相与谋”。当今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才美丽，道不同更需要交流。人与人之间也要学习各自的长处。
　　
　　梁文道：这是一本“知识分子手册”
　　
　　　　梁文道　　生于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港台“脊续文脉”的工作搞得比较好，内地学者崔卫平称赞李安“看着就那么有文化”，与我们不同的是，港台同胞对《论语》和孔子往往抱有温情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与台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对孔老夫子抱有较多的善意。
　　
　　　　我还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就给大人逼着背《论语》，那时觉得很难受很无聊，整本书无非是些做人格言，既陈腐又老套，真不懂孔子有什么了不起。直到上了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有些老师是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等海外新儒家的再传弟子，这才在他们的指导下发现孔子的伟大，《论语》的重要。后来我有一位学长在法国师从Julia Kristeva等欧陆先锋哲学家，一身解构硬功夫，回来之后却从头钻研《论语》，再郑重地教导我们原来《论语》背后有套完整的哲学。或许从李零教授的角度看来，这大概是条扭曲文本原意来迁就理论体系的错误路线，但这条路线对我而言却十分受用。直到今天，《论语》依然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本书，因为它大概是中国第一本“知识分子手册”，而且十分有趣。至于孔子，就像苏格拉底之于西方，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鲜明的知识分子形像。也许他有像条丧家犬的时候，但却是头非常庄严刚健的丧家犬。
　　
　　　　【我注论语】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于丹讲论语，喜欢谈“温度”。在我看来，从孔子开始的儒家道统还有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气魄了。梁漱溟在批林批孔时给人恶斗，抵死不屈，说什么都不肯诋毁孔子，当时他对小将们撂下的就是这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什么叫气魄？这就叫做气魄。
　　
　　　　●君子不器
　　
　　　　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道具，不问原则地任由有权有钱的贵人使用，因为他求的是道。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说儒家代表专制或者把儒家扭曲成专制意识型态的人都该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用不了儒家，历史上也大有人人要唱“同一首歌”的年代。
　　
　　　　近三十年，海外不少学者试图发掘被压抑了的儒家宽容传统，有的发现儒家所说的“异端”远没有欧洲那么激烈的负面意义；有的则如狄百瑞，干脆宣称儒家有种自由主义的潜流。这句话可能就是他们至爱的金句了。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本来是我的座右铭之一，用来提醒自己。可是，我现在衷心盼望大家一起品味一下这句话的深意，毕竟这是一个能够从一本书的书名推断整本书的内容的时代。我们只要抓住一句话就能否定整篇文章，甚至由此找到作者的险恶用心，再判定他根本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在这个人人都有意见要发表，但却没人想要听意见的年代，读读《论语》还是挺有意思的。
　　林清玄：他一生追求君子国
　　
　　　　林清玄　　台湾作家，作品有《温一壶月光下的酒》等。
　　
　　
　　　　 “文革”致使内地阅读传统经典活活断层，人的生活都失去了中庸的态度，回到经典，是回归到人中庸的生活，不止是《论语》、《庄子》、《老子》，有他们的思想点灯，人就避免俗气。
　　
　　　　“俗”，我理解就是人没有对好的境界的向往，向下走向山谷，就会俗气。
　　
　　　　在我看来，《论语》更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老庄更超脱，佛教更讲“心”。有一天一个弟子问一个大师，“师父，儒释道有何异同？”师父说：“儒释道三者小者见异，大者见同。”
　　
　　　　在我看来，孔子的一生都在追寻一个君子之国，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远庖厨”，如果你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君子”是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我还满崇拜孔子，我的理想是每一个人有欢喜的心来过生活，心都很柔软。
　　
　　　　【我注论语】
　　
　　　　最不喜欢的二则论语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
　　
　　　　其实这是普遍的人性，不只限于女性，男子里，难养的数量与女性一样多，反之，也有许多的女性有高尚的人格，近之，远之，都是豁达大度的。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这句话里有严重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把时间都用来学习，却不思考，就会知识过剩，智慧太浅，一切所得都会变得零碎，难以融会贯通。
　　
　　　　最喜欢的二则论语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我常拿这句话来参照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已经到了“知天命”和“耳顺”的年岁了，有时就会因为了知一点宇宙人生的玄旨而感到欢喜。善哉子曰！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我曾经对朋友说：“我活到五十岁，从来没有一天睡不着觉，从来没有一天吃不下饭，从来没有一天笑不出来。”
　　
　　　　朋友大为惊讶，询问有什么秘诀。
　　
　　　　我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不忧不惧。
　　
　　赖声川：他是前卫的先锋派
　　
　　　　赖声川　　台湾戏剧导演，作品有《暗恋桃花源》等。
　　
　　
　　　　孔子是前卫的，先锋的，他不是主流的，很多人讨厌他就是以为他是主流的在说教。其实只是后来人利用了他的某些想法，来维护中国的封建社会。
　　
　　　　我觉得这个社会变了，没有人会教一门学问叫“智慧”，没有哪个学校会开这门课程，而且就算有人想教，像有门课叫“知识论”，也没有人敢说什么是“智慧”，没人敢说这是智慧，我们来学习它，他只会说我们来参考它。但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教的惟一一门课就是智慧，所以做他的门徒就是在跟他学智慧，学人生的智慧。而这门课却是我们如今所有的教育体系所放弃的，在全世界都是，“智慧”这东西已经没有人可以下定义了。
　　
　　　　我建议大家要重读《论语》，要重新看它在讲什么，真的就是讲后人说的那些内容吗？我觉得孔子本人是无罪的，他就是被利用了。
　　
　　在西方其实没有人知道孔子是谁，外国人说“子曰”有点讲笑话的意味，后面都是丢包袱的，外国人只知道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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