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五行大义－研究中医人不得不看

yanshoufeng · 发表于 2007-10-19 13:42:04

中医与五行大义－研究中医人不得不看．

推荐级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推荐理由：隋蕭吉撰《五行大義》唐鉴真携带到日本，书中汇集了隋唐以前有关于五行研究的诸多成果，涉及到中医编幅足有１／４强．此书早消声匿迹于中国大陆好几百年．日本天皇主持制定《诸国博士医师任用法》。其文是：
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

推荐指数：★★★★☆

《五行大义》

題五行大義後

《五行大義》五卷，隋蕭吉撰。案《隋書》本傳，載其著述之目，而獨不及此書。魏鄭公偶未之見耳。唐宋《藝文志》亦不著錄，豈早逸於彼歟？
書中所論，皆陰陽五行之事，不過漢儒餘論。然其文章醇古，非復唐以下所能爲。而其所援證，往往有佚亡之書，今不可得見者。且蕭以陰陽算術著稱，見其本傳。則此書之出蕭手，萬無一疑。世之相距，千有餘年，而此書獨完然乎我焉，其亦奇矣，安得不校而傳之乎。
己未竹醉日，天瀑識。

萧吉与《五行大义》钱　杭
一，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
萧吉，字文休，本籍南兰陵（今江苏常州武进）。本传见于《北史》卷八九《艺术》上、《隋书》卷七八《艺术》和《通志》卷一八三《艺术》三。传称萧吉出身齐梁宗室，祖父是梁武帝萧衍之兄、长沙宣武王萧懿。
据《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萧懿之父萧顺之，南齐太祖萧道成（479～482在位）的族弟，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等宫廷要职。生子十人：萧懿、萧敷（永阳昭王）、萧衍（梁武帝）、萧畅（衡阳宣王）、萧融（桂阳简王）、萧宏（临川静惠王）、萧秀（安成康王）、萧伟（南平元襄王）、萧＠①（始兴忠武王）、萧恢（鄱阳忠烈王）。武帝即位后，尊萧顺之为“文皇帝”。长子萧懿，字元达，南齐著名将领，早年袭爵临湘县侯；历任晋陵太守、梁南秦二州刺史、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中书令）等职，称得上是朝廷重臣。后受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8～501在位）忌害；危急关头仍竭尽忠诚，拒绝叛逃流亡的建议，昂然声称：“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与弟萧融一起服毒，死得极其从容。南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追赠萧懿司徒、太傅衔；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追崇丞相，封长沙郡王，谥号为“宣武”。
据《梁书》、《南史》的记载，萧懿至少有九个儿子，长子至五子为萧业（字静旷，事见《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萧藻（字靖艺，与萧业同传）、萧猷（谥“灵”，事见《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朗（字靖彻，与萧猷同传）、萧明（字靖通，与萧猷同传），第九子为萧象（字世翼，与萧猷同传）；第六、七、八三子名号、事迹不详。《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称萧懿七子，恐怕有误。
由上所知，萧吉的祖父萧懿是梁武帝的长兄，南齐一代名将；其父是萧懿九子之一（很可能是第六、七、八子之一）。据江苏丹阳《开沙萧氏族谱》，萧顺之是西汉丞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则萧吉当为萧何的第二十八世孙。（注：《开沙萧氏族谱》卷十四《古谱存疑录》，近支世系图。宣统二年（1910）第四次重修。）萧吉与他叔伯父、从兄弟之间的交往关系不明，文献上未作任何记载。
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注：郑樵《通志•职官略》第七，文散官第十二。）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注：《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 ”北周宣帝宇文ｙūｎ＠②（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周静帝（579～581在位）。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推翻北周，建立了杨氏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注：《文献通考》卷六六，职官二十。）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注：《职官略》第四，诸卿第七上。）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注：《汉书•艺文志》。）《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注：《隋书•经籍志》。）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
萧吉入隋后一段时间内政治上不太顺利。《北史》本传说：“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沉，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与杨素不协”才是问题的关键。杨素是隋朝元勋，不会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萧吉；在一贯负手向天的杨素面前，萧吉也不能不觉得气短，因此，只能闭门读书，以求一逞。不过，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的特长，终于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发现隋文帝“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文帝书，投其所好，大谈符命徵祥，显然是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所获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在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③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
上书中有许多文句或文意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说，见于《五行大义》卷二“第七论德”关于“十德”的论述；“行年，与岁合德”之说，见于卷五“第二十三论诸人”之二“论人ｙóｕ＠④年年立”关于“年立即是行年”的论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说，见于卷二“第八论合”关于“五合”的论述。《乐汁图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乐纬•汁图徵》篇，《隋书•经籍志》有《乐纬》三卷，宋均注，已佚。本传所引与《五行大义》所引，同为该书之佚文。《阴阳书》或为专书，或为同类文献之泛称，难以确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阴阳说》。《洪范传》即刘向所著《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今本卷五引为《洪范五行传》。《灵宝经》不知为何书，也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类著录有《灵宝经目序》一卷（陆修静撰）、《灵宝度人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五星秘授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玄微妙经》一卷（作者不详）等，都可略称为《灵宝经》。道教教派中也有一个创建于东晋末年的“灵宝派”。安帝隆安年间（402年左右），葛洪族孙葛巢甫附会引申，作《灵宝经》三十余卷，并胪列了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云及其后嗣的传经系统。至南朝刘宋时，陆修静进一步增修，创制了灵宝派斋醮科仪书一百余卷。从萧吉的学问修养和知识系统来看，他引证的如是这类著作也并不奇怪。
由于这份上书与《五行大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推测，萧吉向文帝的上书很可能就是《五行大义》，（注：《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序论，26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另请参见第二节所引李约瑟的意见。）而上书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义》的创作之年。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导致了594年的上书，而且上书与《五行大义》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若以上书等同于《五行大义》，或以594年为成书之年，其理由还有待商榷。
上书颂扬帝、后与日月岁命合德，不仅是对帝、后个人的捧场喝彩，更重要的是论证统一王朝所拥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础。“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三。）萧吉的周密推理、广征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称滥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虽远不够丰厚（当时文帝出手豪阔，赏赐动辄千段、数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对萧吉政治地位的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上书内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萧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阴阳书”，在阴阳术数领域内成绩斐然，已能融汇贯通，有了很深的造诣。《五行大义》资料的积累和初稿的编撰，很可能就开始于这一时期（ 584～594），何时完成则难以估计。不过，《五行大义》既不避“坚”讳，也不避“广”讳，至少可以说明594 年所上之书不是《五行大义》，最多只是《五行大义》的一些节录。《五行大义》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阅读对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萧吉凭靠在当时已经算不得显学的阴阳术数、五行终始之说，（注：参见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四编第七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毕竟当不成“帝师”，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对于萧吉来说，他总结考定历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当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文帝“思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本传：
及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今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
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萧吉上奏劝谏：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按《通志》作“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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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扬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二，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亦使文帝早亡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现在，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杨广即位后（605），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这个官职离炀帝许诺的“富贵相报”当然差距很远，但总算没有赖帐食言，或杀人灭口，毕竟论功行赏了。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 年前后。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注：《文献通考》卷六六职官二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青年时昂首为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注：参见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七章第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二，
在萧吉本传中，著录了萧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它们是：《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十二卷，《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板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现根据有关目录对其内容作大致的推测。
一，《金海》三十卷。《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萧吉撰”；《旧唐志》兵书：“《金海》四十七卷，萧吉注”；《新唐志》兵书类：“萧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金海》卅七卷，隋萧吉撰”。著录的卷数互有差异，亦有“注”“撰”之别，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其真实性。据各目录分类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兵法专书。
二，《相经要录》一卷。《隋志》五行部：“《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通志略•艺文略》五行三：“《相经要录》三卷，萧吉撰”。“相”类文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相人》、《相宝剑》、《相六畜》等。萧吉在《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一节中也提到并引用过《相经》中的文字，因此这部《相经要录》的内容肯定不是在讨论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关系方面。
三，《宅经》八卷。《旧唐志》五行部紧接“《五行记》五卷，萧吉撰”下，有“《五姓宅经》二卷”；《新唐志》五行类亦于“萧吉《五行记》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经》二十卷”；《通志略•艺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经》一卷，萧吉撰。”虽然卷数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术数类二，有《宅经》二卷，《提要》：
旧本题曰《黄帝宅经》。案《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考书中称黄帝二《宅经》，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宅经》二十有九种，则作书之时本不伪称黄帝。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谭廷献《复堂日记》五云：“中有避唐讳及‘位至台省，高道齐人’云云，盖唐人书。”此《宅经》可以肯定不是萧吉所撰之《五姓宅经》，但内容应大同小异，都是以阴阳之理来判断家宅方位的优劣。
四，《葬经》六卷。《旧唐志》有“《葬经》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萧吉撰。”同名书现存数种，《艺文略》五行四有“《葬经》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葬书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萧吉本传中也曾提及萧吉对葬法的造诣。
五，《乐谱》十二卷。《隋志》乐部：“《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又：“《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旧唐志》乐部：“《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新唐志》乐类：“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艺文略》乐类第三：“《乐论》一卷，萧吉。”《隋书》卷七八，《万宝常传》：“开皇之世，有郑＠⑤、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隋书》律历志上征引了萧吉《乐谱》四段文字，亦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一“经编乐类”所收“隋萧吉撰《乐谱集解》一卷”中。以上几种书为同一类著作，都是讨论南北朝以来音律学上的各种问题。南朝萧梁时代，音律学的研究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梁武帝就著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等。萧吉的著作可能是对南朝音律学的某种总结。
六，《帝王养生方》二卷。《隋志》医方部：“《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萧吉撰。”《隋志》以后已不见著录。
七，《相手板要决》一卷。《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经》六卷”，无作者；《艺文略》五行三同。《隋志》于此书下附记：“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手板（版），即笏板。臣见国君时用以记录国君口头命令和旨意的细长木板。根据手板（用白直檀、剌、榆、桑制成）的长短、宽窄、厚薄、形状、纹理来预卜吉凶、富贵、灾祸的方法，据说出于汉朝萧何，到六朝时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系统的理论。《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经》一卷（作者阙名），收录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萧吉所作《要决》，估计也是对这一制度和技术的总结。
八，《太一立成》一卷。《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飞鸟立成》一卷”，无作者，可能即为萧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类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宫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顾名思义，“立成”应为“要略”、“简说”之类。全书的内容、体例已难以窥知。
以上是本传中提及的八部著作。虽然已经全部亡佚，却说明萧吉学问所涉猎，除阴阳五行外，还包括了兵法、相学（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医药等广阔的范围，本传赞其为“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之人，确非妄语。另外，《宋志》兵部，有“《孙子》三卷，萧吉注”（原注：“或题曹萧注”）；《通志略•艺文略》兵家，有“《孙子兵法》一卷，萧吉注”；《艺文略》五行类，有“《洪范五行消息诀》一卷，萧吉撰”，等，未见传世。顺便指出，萧吉虽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孙子》，则无确证。
萧吉最重要的著作当然就是《五行大义》。但该书未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和《文献通考》，却以“《五行记》”之另名，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宋史•艺文志》正式称为《五行大义》（《宋志》五行部著录时作者为“萧古”。按：“古”当为“吉”之笔误）。这似乎说明《五行大义》具有未定稿的性质，当时并未确定正式的书名，流传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以至于643 年李延寿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书》时，尚不知（或忽略了）萧吉著有此书。另外，该书未定稿的性质，在目录的用语上也表现出来。如：
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
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
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
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
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
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
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
“就此分为”几段云云，显然不应在一部已经完成的正式著作的目录上出现。据此，笔者判断今本《五行大义》是一部尚未最后写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义》一书在唐、宋时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过。《旧唐志》、《新唐志》著录了“萧吉《五行记》五卷”，即是其证。《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间（940～945）；《新唐志》成书于北宋嘉ｙòｕ＠⑥五年（1060）。此《五行记》无疑就是《五行大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会昌二年（842）正月，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
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嵩《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见王溥《唐会要》卷十“九宫坛”条。
萧嵩，或为“萧吉”之笔误。据《旧唐书》卷九九本传，萧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女亲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加集贤殿学士知院士，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与萧吉的身份完全不同。并且辈份也不对。按《开沙萧氏族谱》的世系记录，萧吉是萧何第二十八世孙，萧嵩则是第三十三世孙，尚在萧吉六世以下。王应麟编《玉海》时就纠正了这一笔误。卷六二《黄帝九宫经》条：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会要》会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
以上关于“九宫”的引文散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五“第二十论诸神”一节。
北宋李ｆǎｎｇ＠⑦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义论》曰：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其体暖昧於未。又时物向成，皆有气味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一释名”之二，“论支干名”。其文为：
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暖昧也，故曰：“暧昧於未”。《三礼义宗》云：“时物向成，皆有气味”。
《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体性论》云：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德（谓金、木、水、火），积尘成实。气则有间，故水或成实，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又曰：土苞四德，故其体兼虚实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二辨体性”：
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行，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含容，成实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土苞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
《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论》曰：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太平御览》卷二八“时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论》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两段引文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二“第四论相生”之三，“论四时休王”。
《太平御览》所引《五行大义论》，可能就是《五行大义》在宋代的一个流行本；与今本字句虽略有差异，但应即为萧吉所著之同一书。这也说明《五行大义》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尚流传于一定范围之内。同时，这个版本也可能就是元朝脱脱、阿鲁图等人于1343～1345年间修撰《宋志》时著录的那个本子。但稍早于脱脱等的马端临在元代中期编著《文献通考》时（马氏自序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却未提到《五行大义》，则说明原书已经在983年以后散佚。《宋志》的著录仅是存其书目而已。
《宋志》的著录是中国正史中对该书的最后一次著录。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从中国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上消失了；一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才由德清许宗彦根据日本林述斋《佚存丛书》所收之《五行大义》翻刻回来。一个亡佚、复归的间隔，竟长达460年！不过，湮逝的岁月也成就了《五行大义》的特殊地位：书中引用的文献许多已成佚书，引用的语句许多已成佚文。萧吉无意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
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是594 年萧吉所写的献给隋朝皇帝的《五行大义》。这本书讨论的科学问题比后来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讨论的算命都更少。（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
除了几处史实上的失察应加以纠正以外（如《五行大义》的成书年代非594年；该书不避隋皇名讳，亦见并非进呈御览之书），李约瑟视此书为“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实为不移之论。该书不仅是隋以前传统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中国整部五行思想发展历程的必读之书。据萧吉《五行大义序》称，为著此书，他“博采经纬，搜穷简牒”，下了极大的功夫。中村璋八编订《五行大义》引用文献一览，（注：《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第一章，41～54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其中：
经部：《周易》类14种，《尚书》类6种，《诗经》类6种，《礼》类12种，《乐》类3种，《春秋》类5种，《孝经》类2种，《论语》类5种，谶纬类28种，经解类6种，小学类13种；
史部：正史类13种，杂史类10种，职官类2种，杂传类3种，地理类4种；
子部：儒家类9种，道家类7种，法家类2种，杂家类11种，农家类2种，小说类1种，天文类3种，兵书类2种，五行类5种，艺术类1种，杂事类2种，医术类4种；
集部：集类4种，其他类4种。
所引文献共4部，30类，173种。在这些被徵引的书目中，有目存文佚的古籍，如《三礼义宗》、《黄帝九宫经》、《河图》、《星图》、《乐纬》、《龟经》（以上俱见《隋志》）等；大量的则是不见于今本的佚文和异文。如《帝系谱》、《相书》、《太玄经》等，《太平御览》虽有引用，但文句有很大的出入。另如宋氏《易》、《尚书大传》、蔡邕《月令章句》、翼奉《齐诗学》、《礼三正记》、《五经通义》、《春秋释例》、《太康地记》、《三五历纪》、《甘公新经》、《石氏天官》、《六艺论》、《五经析疑》、《圣证论》、《字书》、《帝王世纪》、《尸子》、《文子》、《桓子》、《新论》、《物理论》以及各种纬书的零散文句，虽大多已收入清朝学者的辑佚类著作中，但还有不少为《五行大义》所独有。清儒陈乔枞著《齐诗翼氏学疏证》，（注：有道光二十四年《左海续集》本。又见于《清经解续编》卷一一七六。）就是充分利用《五行大义》所引翼奉《齐诗学》片断校勘今本的典型。兹引数段以为佐证。
《齐诗翼氏学疏证》卷上：“故其声贬以疾，其和平以均。”
枞案：“均”旧讹作“功”。今据《五行大义》订正。
“其声疾以虚，其和短以散。”
枞案：“疾”旧讹为“散”，“短”旧讹为“断”。今并据《五行大义》订正。
《汉书注》：“木刑在未，水刑在辰。”
枞案：两“刑”字旧讹作“利”，“未”讹作“亥”。据公休引翼氏风角言木落归本，未者木之所葬，是归其根，知“亥”字为“未”之讹也。《五行大义》引翼氏说，云“木刑在未，水刑在辰”，足证两“利”字是“刑”之讹。
以上是正面肯定《五行大义》的文献价值。但陈乔枞也清楚其局限，指出：“萧吉《五行大义》本传自外国，中多舛误，兹校其可知者为订正焉。”（同上书，卷下）明显属于萧吉传讹的一例是：
《五行大义》云：“郑注《礼•中庸篇》，言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诗纬》等说亦同。枞谓：《诗纬》皆用《齐诗》说。翼氏治《齐诗》者，其言五性以智属水，以信属土，则《诗纬》之说亦当与翼氏同。萧氏所见《诗纬》，盖文讹耳。……据此，则《中庸注》亦皆文讹可知也。
除陈乔枞外，孙诒让也很成功地利用了《五行大义》。他引《五行大义》校勘《文子》，（注：《札ｙí＠⑧》卷四《文子》徐灵府注，蒋氏景宋刊本、钱熙祚刊本、杜道坚缵义本、顾观光校勘记校、俞樾《读文子校》。光绪二十一年（1894）籀膏刻本，光绪二十年（1895）修版。）主要有以下成果：
《九守篇》：“二月血脉……四月而胎。”
案：萧吉《五行大义》论诸人篇引“血”作“而”，“胎”作“肌”，余并与今本同，则隋唐旧本已如是。
“肾为雨，肝为雷。”
案：《五行大义》引此及《淮南子》并作“肾为雨，肝为电”。
“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
案：《五行大义》引作“与天相类而心为天”（此字误）。上文两以天与人相比况，而不及地，则此句似本无地字，萧本为善。
《微明篇》：“天有五方，地有五行。”
案：《五行大义》论诸人篇引作“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前《九守篇》亦云“天有四时五行”，足证今本以五行属地之误。
“上五有神人、真人……中五有公人、忠人……次五有士人、工人……。”
案：《五行大义》引此二十五人，惟“上五”与今本同，以下作“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忠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完人”，与今本差异。萧氏又备释二十五人之义，与所引符合，则今本为传写之误明矣。
“所谓道者无前无后。”
案：《五行大义》引“道”下有“人”字，是也。此以上并释“上五神人、真人、道人、圣人”之义，故萧吉云：“《文子》发言二十五人，论止有四”是也。今本脱“人”字，则似泛论“道”字，上下文意全不贯属矣。
由于《五行大义》的创作本旨不是辑佚，因此，虽然它对于某些残缺古文献的校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对其价值进行认定的基础，仍然不能认为主要是文献学的，而应该是思想史的。萧吉的广徵博引、包罗万象，为后人清理出了一条追寻隋以前中国五行思想发展历史的清晰脉络。在这个意义上，萧吉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五行思想的一位杰出的总结者。
　　　　三
现在我们应当讨论《五行大义》的传播过程和几个重要版本的源流。
日本国内最早提到《五行大义》的文献，是成书于公元797 年（延历十六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的《续日本纪》。该书卷二十“天平宝字元年十一月”条（757 ）记载孝谦（称德）天皇主持制定《诸国博士医师任用法》。其文是：
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
孝谦天皇是圣武天皇的女儿，749年～757年在位；“藤原仲麻吕之乱”后取淳仁天皇（758年～764年在位）而代之，重祚为称德天皇，执政至770年。757年所颁法令中出现《五行大义》，说明《五行大义》传入日本的时期，当在这之前。由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魏徵编撰《隋志》时《五行大义》尚未出现，因此有可能见到《五行大义》并带着这本书回国的，应该是656 年以后出使中国的日本遣唐使及其随行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在时间上具有可能性的，有以下几次：
第四次遣唐使坂合部石布，659年（斋明五年）出发，661年（斋明七年）返日；
第五次遣唐使守大石，665年（天智四年）出发，667年（天智六年）返日；
第六次遣唐使河内鲸，669年（天智八年）出发，返日时间不明；
第七次遣唐使粟田真人，702年（大宝二年）出发，704年（庆云元年）返日；
第八次遣唐使多治比县守，717年（养老元年）出发，718年（养老二年）返日；
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733年（天平五年）出发，734年（天平六年）返日；
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752年（天平胜宝四年）出发，754年（天平胜宝六年）返日。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后三次。随第八次遣唐使于717年入唐的，有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ｆǎｎｇ＠⑦等人；18年后，吉备真备、玄ｆǎｎｇ＠⑦随第九次遣唐使于734年归国，而阿倍仲麻吕在归途中遭遇海难，从此失去了回国的机会。他后来返唐永居，取名朝衡，770年死于长安。第十次遣唐正使藤原清河回国时也遭遇了海难，脱险后滞留中国，但副使船却征服了风浪回到日本，著名的唐朝ｊｉàｎ＠⑨真和尚就是随这次副使船于754年抵日的。据此看来，有可能携带《五行大义》到日本的，或许是717年入唐、734年回国的吉备真备和玄ｆǎｎｇ＠⑦。日本史书记载，两人经过近20年的留学，不仅领会和掌握了许多精深的学问，而且还带回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图书，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从陆路经由朝鲜半岛、渡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但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作进一步的推论。
天平宝字元年（757 ）提到的《五行大义》显然是日本最早的一个版本（以下略称为“天平本”），并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萧吉未刊原稿的一个本子，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 ）以后宗教思想与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或许就是这个本子。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注：藤原佐世著，我国有遵义黎氏校刊，古逸丛书本。）在第36 类中著录了“五行家”汉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义》一”（未提及作者）。“一”，当为一册、一部之意（如现存《常州先哲丛书》中的《五行大义》就是五卷一册），应该也是指天平本。当时日本的贵族、僧侣和政治家，多以能直接从《五行大义》中摘录文句，作为政治、观物、养生、服色、医疗、礼节、仪式的权威依据为时髦。中村璋八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日本许多古代典籍中搜寻《五行大义》的踪影，发现了大量的线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 ）阴阳寮的奏言中有“萧吉九篇”的记载；在菅原为长的《管蠡抄》（成书于901～930年）中有《五行大义》四条引文；在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抄》（成书于991 年）中有十二条引文；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书于一条天皇年间，986～1011）残卷中有四条引文和重要的发挥；在汉文诗人藤原公任（966～1041 ）的《北山抄》中有一条引文。平安后期，在藤原赖长（1120～1156）的日记中有他阅读和引用《五行大义》的多处记载。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义》的范围更为扩大，如在《诸道勘文》（平安末年辑，《群书类从》本）中有八条引文；在沙门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有七条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内阁文库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医家千字文注》（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贺茂在方的《ｌì＠⑩林问答集》（群书类从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传》（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丰原统秋的《体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条引文，等等。镰仓后期至南北朝时期（1331～1392），菅原、藤原两个贵族集团甚至竞相利用《五行大义》中的文句来确立年号，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据《五行大义》“国家安宁，长乐无事”之句提出“安长”年号，藤原资名则根据《五行大义》“顺天之化，长养万物”之句提出“长养”年号。据《元秘抄》、《改元部类》（宫内厅书陵部）等文献的记载，从花园天皇庆长元年（1311）开始，此类争斗共发生了15次。（注：详见村璋八《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第二章，155～163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
天平本的原本估计已经失传，但在流传过程中派生了一系列抄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本子：
第一，元弘相传本五卷（略称“元弘本”）；
第二，天文抄本五卷（略称“天文本”）；
第三，高野山旧三宝院本（略称“高野本”），仅存第五卷；
第四，旧宝玲文库本（略称“宝玲本”），仅存第五卷后半部分。
中村璋八对以上各抄本的源流、特点，有非常详细的研究，（注：主要有《五行大义》，明德出版社，1973年，中国古典新书之一；《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明德出版社，1976年；《五行大义校注》，汲古书院，1983年；《五行大义全释》上卷，明治书院，1986年；《五行大义》，明治书院，1998年，新编汉文选之七，以及论文多种。）现综合译述如下。笔者的补充则以按语的形式穿插其间。
元弘本。元弘本的原本现收藏于爱知县丰川市为町竹本长三郎的“穗久迩文库”，因而又称“穗久迩文库本”。为五帖折本（按，美浓纸48张为一帖，半纸20张为一帖，洋纸24张为一帖）。各帖内页均有“元弘三年闰二月廿五日，相传毕，智圆”的尾题（卷二缺“毕”字，卷三缺“相传毕”三字），说明该书由智圆于元弘三年（1333）抄写完毕。卷一、卷三尾题末另记有“顿觉坊”三字；卷二、卷五尾题末记有“雪下顿觉坊常住”七字；卷四尾题末记有“雪下顿觉坊”五字。各册扉页全都盖有“雪下相承院”、“谈峰寿命院”、“青莲王府”、“久迩宫文库”的印章，提示了该抄本的流传收藏过程。在该书正文的行间，记有当时与这部抄本进行过对校的其他版本，如所谓“亻本”（共51条）、“他本”（共36条）、“清本”（清原家本，共1条）等，共80 余处。这说明，除了元弘本以外，当时显然另有二、三种不同的本子存在。此外，书中还有大量的表记（头注或脚注）和背记，这也就使该抄本成为《五行大义》唯一的一部注释本。
元弘本的临摹本现有两种，其一藏于伊势神宫文库（五卷，卷子本，略称“神宫本”），估计是元弘本收藏于京都青莲院时被住在院内的某人所临摹，另有明治二十七年林崎文库印。昭和十七年（1942）东方文化研究所用伊势神宫藏本影印出版（按，笔者使用的神宫本即此影印本）。其二藏于宫内厅书陵部（卷子本，仅存《五行大义》萧吉序，旧桥本家藏。按，笔者未见此本）。
天文本。天文本为袋装五册，句读本。该抄本各卷卷末附有抄写日期和版本收藏过程的详细尾记。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大致理清天文本抄写、句读、校勘和收藏的经过。按年份先后略言如下：
康治元年（1142），为藤原赖长所有，并用“家本”对校；
天养元年（1144），三善朝臣抄写一遍，同时据安倍家族收藏的“一本”断句；
久寿二年（1155），据某一“秘本”校正；
保元元年（1156），安倍泰弘重抄一遍；
永历二年（1160），安倍泰弘重读，收藏。
建久二年（1191），安倍泰忠珍藏；
元久三年（1206），卜部兼守以安倍广基本为底本，抄写第五卷，由卜部兼直校对一次，收藏于卜部（吉田）家；
建保二年（1214），据藤原朝卜尹范本校订；
正嘉二年（1258），重抄；
文永七年（1270），又校一次；
天文九年（1540），十二月三日，卜部（吉田）兼右（1516～1572）抄毕卷二，随后依次抄毕卷三、卷四和卷五；
天文十年（1541），六月廿二日，抄毕第一卷；
天文十七年（1548），据“证本”标点；
天文二十四年（1555），对抄写时未加标点的卷三以下各卷重加标点，并与“证本”对校一遍。
按，卷一尾记不见“康治元年”纪事，尾记中只有“以家本见合了。内大臣藤原朝臣（御判）赖长”的记载。但藤原赖长（1120～1156）康治元年八月十六日丙午条日记，则有读《五行大义》的明确记录：“《五行大义》见了，所劳疗治间，不能早速终功。”据此日记，可以确定尾记中藤原赖长读“家本”的时间为康治元年。
据上可知，这部抄本从1142年开始，至少经过413年的漫长岁月，经由藤原家、三善家、安倍家的许多人之手，最后由卜部兼直、兼右等加工完成。由于这部抄本保存了当时其他抄本（如：“亻本”、“或本”、“秘本”、“他本”、“本”）的大量异文（据统计达168条），因而在校勘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天文本现由奈良府天理市天理大学图书馆内的吉田文库收藏（按，笔者影印和使用的就是这一抄本）。
属于天文本系统的抄本现有两种。一为江户初期的转写本，现藏于京都的阳明文库（略称“阳明本”）；一为宝历五年（1755）卜部兼雄的转写本（按，最后完成时为宝历六年），现藏于天理图书馆内的吉田文库。
高野本。原由高野山三宝院收藏，现收藏于高野山灵宝馆，仅存第五卷，为粘页装订的残本。在其卷末记载有“宝治二年九月中旬校点之”，“宝治二年至天保十五年，五百九十七年，此本可珍重也”等字样。据此推测，此本是镰仓时代后深草天皇宝治二年（1248）以前的古抄本。据中村璋八将之与元弘本对校，发现仅第五卷就有466处异文，因此可推断为属于不同于通行本（包括元弘本和天文本）的一个独立版本。昭和七年（1932），该抄本由高木利太氏影印出版，同时附有内藤湖南（虎次郎）所作的解题。（注：写于昭和七年五月，现收录于筑摩书房《湖南文存》卷五，题为《古钞本五行大义残卷跋》。）江户后期有这一抄本的影写本，由曾于明治十三年（1880）担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随员的著名学者杨守敬收藏，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杨氏观海堂）。
宝玲本。现收藏于奈良府天理市的天理大学图书馆，该抄本每半页8行，一行约18字，为无框断句本，仅残存第五卷后半部分（即从“第二十三论诸人”中的“一论人配五行”开始到卷五末，中间还另有缺页、缺行，共约160字）。卷末记有“元久三年（按，1206 年）二月廿八日，以阴阳权助广基卿本，令前阴阳权守兼守书写了”，“同廿二日，比校了，神祗权少，卜兼直”，最后盖有“宝玲文库”的印章。另外，留在封面上的“足利中期书写本，清原宜贤自笔附训校合”的字样，是后人加上去的。宝玲文库原是美国外交官佛朗克•荷莱的文库，昭和三十八年（1963），转归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由于这部抄本与天文本卷五书后所写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与天文本同一系统的一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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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借助实验，中西应对．

日本《五行大义》的活字刻本有元禄刊本（略称“元禄本”）和《佚存丛书》本（略称“佚存本”）两种。
元禄本是一色（前田）时栋于元禄十二年（1699）校勘出版，共五卷，断句本，美浓版。按，书后跋文称：
（此书）文章古雅，决非隋唐以下之作也，仍加校定，镂版公之天下。元本释子所誊写者，出于相州镰仓之古刹，跋其书后，云元弘三年癸酉书。按，元弘，后醍醐帝之历号，纪元仅一年。其岁帝蒙尘于芳野，光严帝即位于长安，改元正庆。癸酉是当于正庆二年，无所谓元弘三年者，盖此时天下瓜分，南朝、北朝各持鹬蚌之势；北朝改元，南朝犹用元弘历号乎？
一色时栋明确说明元禄本以元弘本（虽然“元弘”纪年有问题）为底本。元弘誊写本，就是指元弘本。元禄本对元弘本作了大量的校定，不仅对元弘本正文中有疑问处（约30处）加上了“当作云云”、“或有脱简”、“衍字”、“误字”等顶注，还修改了470多个异体字；再加上误字和误抄，约计361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底本的原形。这一刊本，有元禄十二年（1699）的两个刊本，和天保四年（1833）的一个重刊本。现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诸子大成》第六辑的，（注：古典研究会，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即为元禄十二年刊本（按，笔者使用的就是这一刊本）。
元禄本出版100年后，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林述斋（衡）于宽政十一年（1799）将《五行大义》收入《佚存丛书》第一帙，是为佚存本。林氏号“天瀑山人”，《题五行大义后》称：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案，《隋书》本传载其著述之目，而独不及此书，魏郑公偶未见之耳。唐、宋《艺文志》亦不著录，岂早逸于彼欤？（引者按：《旧唐志》、《新唐志》有《五行记》，《宋志》有《五行大义》）书中所论皆阴阳五行之书，不过汉儒余论，然其文章醇古，非复唐以下所能为。而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今不可得见者。且萧以阴阳算术著称，见其本传，则此书之出萧手万无一疑。世之相距千有余年，而此书独完然乎我焉，其亦奇矣，安得不校而传之乎？己未竹醉日天瀑识。
《佚存丛书刊记》又称：
皆为彼佚而我存者，虽世有整版，不复编入乎此。
据题跋与刊记所说，林述斋在将《五行大义》编入《佚存丛书》时，似乎没有注意到早已存在的元禄本，同时也没有表示佚存本以哪一版本为底本。但是，佚存本与元弘本的不同，除有470多个异体字以外，另有485处，而与元禄本的不同却只有151处，并且几乎全部订正了元禄本在点校、刊印中发生的错误。由此可以推测，佚存本也许并未直接依据元弘本以及别的抄本，而是以元禄本为底本。
按，关于元禄本、佚存本的版本源流问题，内藤湖南为高野本所作跋文中有扼要的说明。兹略引如下：
隋萧吉《五行大义》，久佚于禹域。我邦旧刻有二。一为元禄己卯一色时栋所刻，云原本出于镰仓古刹，元弘三年所书，流传已ｘｉǎｎ＠(11)；一为宽政己未林述斋祭酒活字印本，以（已）经清朝学者称引覆刻行世，独广述斋跋，不言原本所由。校之一色本，不甚见歧互殆，乃由一色本出，非别据一古本也。古钞本见存者，久迩王府所藏，独为完全，以其系亲贵珍袭，无人能借校。昭和辛未，荻野学士仲三郎在高野山三宝院获一古钞，止有卷第五一卷，有宝治二年九月一僧人跋。浪华高木先生利太会养疴山中，闻之欲付玻璃板，以分饷同好，以记验其疾差之喜，属余跋之。因与一色本校读，其可以正刻本之＠(12)者甚多。……昭和七年五月仲五，内藤虎书。
此本与久迩王府本皆著录于《经籍访古志》，此本尝经小岛宝素影摹传录；而《访古志》所云粟田青莲院本乃久迩王府本也。久迩宫朝彦亲王初称尊融法亲王，以天台座主住青莲院，文久间天子命蓄发，称中川宫，后改久迩宫。是以青莲院藏书往往移入久迩王府，《五行大义》亦其一也。其书尝藏于镰仓相承院，后转入大和寿命院，再入青莲院。元禄间一色时栋就相承院ｙí＠⑧录印行，乃一色本也。ｘｉàｎｇ＠(13)余作跋匆卒，未及检《访古志》，因补记于此。壬申八月念（廿）六，虎。
如上所述，日本的《五行大义》在传播过程中共产生了天平本、元弘本、神宫本、天文本、阳明本、卜部本、高野本、宝玲本、元禄本、佚存本等10种主要的抄本和刊本。其中最接近萧吉所著、因而版本价值最高的天平本已经失传。其余版本各有千秋，可互作参校。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最大的，是属于元弘本系统的佚存本。根据当时德川幕府的命令，《佚存丛书》被专程送到中国。中国现存的几种《五行大义》版本，就是根据佚存本发展而来的。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最后一次正式著录《五行大义》的文献目录，是《宋史•艺文志》，时间在1343～1345年间。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佚存丛书》进入中国，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一与故土阔别460 年之久的珍贵典籍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于是迅速作出了反应。
清嘉庆九年（1804），德清许宗彦根据佚存本翻刻《五行大义》五卷（范氏古欢堂），这是自《宋志》著录《五行大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印行此书。此时距《佚存丛书》的印行仅仅5年。许氏《叙录》称：
《唐志》“萧吉《五行记》五卷”；《宋志》“萧吉《五行大义》五卷”，藏书家均未著录。近日本国人刻《佚存丛书》，此书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误舛。宗彦校其可知者，改定数十字，余仍其旧，俟知者而别梓之。……观吉之书，文朴义质，徵事咸有条理；秘文坠简，多世希觏。推五行之数，合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约而不僻。虽其ｃū＠(14)涉津涯，未足究神秘、探奥迹，融畅于大道；以视术家所诵习，则倜然远矣，岂可以传世无绪、来自远方而忽之哉？
嘉庆本以佚存本为底本，版式也与佚存本大致相同。虽然自称“改定数十字”，但实际改动多达407处。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编选《宛委别藏》进呈。原稿共174 种，总目中有：“《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日本《佚存丛书》本”。据阮元为《宛委别藏》各书所撰之提要，（注：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行大义提要》，《＠(15)经室外集》卷二。）称：
是编日本人用活字板摆印。前有自序，称“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云云。……今观其书，文义质朴，徵引谶讳诸籍，有条不紊。且多佚亡之秘籍，尤非隋唐以后所能伪为也。
据《故宫善本书目》，《宛委别藏》160 种藏于养心殿（目二函，书百函，共160种，其中由阮元所进者157种，与诸家所记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故宫博物院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选印宛委别藏》40种时，因《五行大义》一书已有嘉庆本等刊本传世，故未收入。（注：《选印宛委别藏缘起》：“嘉庆迄今百余年，原进诸书什刊七八，故宫博物院择其未刊者四十……”。）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按原目录影印《宛委别藏》120册，收《五行大义》于第70册。经笔者对勘，宛委别藏本与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应视为一个独立的版本。当然，在考察《五行大义》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时，阮元以其文坛权威的崇隆地位对《五行大义》所作的积极引介，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义》的影响迅速扩大。与许宗彦、阮元同时的孙星衍“尤好斯学”，已藏有《五行大义》；（注：《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卷三“五行术数部”，有“《五行大义》五卷”。光绪九年，1883年，李氏木犀轩重雕，陶ｊùｎ＠(16)宣署。据许宗彦嘉庆本叙跋，孙星衍“尤好斯学”，所藏《五行大义》应为佚存本。）《续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则将“隋萧吉《五行大义序》（日本国本）”作为古文范本予以郑重推荐。（注：《续古文苑》二十卷，嘉庆十七年，1812年，冶城山馆藏版。）
嘉庆十八年（1813），歙县鲍廷博编辑《知不足斋丛书》，收《五行大义》于第二十六集（略称“知不足本”）。这是嘉庆本问世以来中国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义》。鲍氏作短跋于书后：
隋萧吉《五行大义》失传已久。近德清许氏得自日本《佚存丛书》中，既校而刊之矣，惜传之不广。因重寿梓，以公同好云。
另据严一萍《百部丛书•影印说明》称：“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订”，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还是佚存本。其版本的进步，体现在对底本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庆本多了24处。由于《知不足斋丛书》印行数量很大，《五行大义》对学术界，特别是对清代和近代的文献考据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前引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孙诒让《札ｙí＠⑧》外，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赵在翰《七纬》、黄ｓｈì＠(17)《黄氏逸书考》、陈立《白虎通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刘家立《淮南内篇》等，也都先后引用了《五行大义》。
光绪八年（1882），日本《佚存丛书》在上海由黄氏出版木活字排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选辑编印《常州先哲遗书》，在第一辑子部中再次收入《五行大义》（略称“常州本”）。盛氏跋称：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此书不见于《隋•经籍志》、《新唐•艺文志》，惟《旧唐•经籍志》五行类有“萧吉《五行记》五卷”，当即此书，但名小异。……《四库》未著录，阮文达从日本《佚存丛书》录出进呈，知不足斋又刻之，外间稍稍传布。
盛氏读书不细，《新唐志》“五行类”明明有“萧吉《五行记》五卷”。同时，在述及版本源流时只提《宛委别藏》和稍后的知不足本，而未称及此前建有首创之功的嘉庆本，也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常州本所用底本即便为佚存本，嘉庆本也显然是其最主要的参校本。许氏改定的成果，常州本全盘吸纳；不同于嘉庆本之处，全书正文共51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常州本确实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它的一些修改颇具眼光。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日本宽政至文化年间印本《佚存丛书》，未作任何校勘。（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据上海涵芬楼刊本影印者，亦为此本，并非《佚存丛书》1799年初刻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字排印本《丛书集成初编》，又收入《五行大义》（略称“集成本”）。出版说明指出了集成本所使用的底本：
本馆《丛书集成初编》所选《佚存丛书》及《知不足斋丛书》皆收有此书。知不足本重刊佚存，故据佚存本排印。
据笔者在校勘过程中的统计，集成本不同于嘉庆本、知不足本和常州本共40处。集成本的最大贡献是对《五行大义》作了比较精确的句读，从而使《五行大义》初步具备了现代定本的某些形式。本次整理、标点也参考了集成本的句读。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第十集第五册，（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亦收入了集成本《五行大义》。
自日本《佚存丛书》传入中国以后，共产生了上述四个《五行大义》版本（宛委别藏本未形成独立的版本，故不计）。各版所用底本均为佚存本，嘉庆本则是后三个版本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参校本。在无任何一种日本早期抄本可供比较的情况下，各中国刊本能达到那样的水准，许多涉及基本文意的校勘，竟与最古老的元弘本、天文本相合，实属不易。

　　　四
笔者于1995年至1998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图书馆影印佚存本5册；（注：《佚存丛书》宽政十一年初刻本第一帙，原编号为命、将、辞、国、非。）又在奈良府天理市天理大学图书馆影印了吉田文库所藏之天文本。这两个版本在《五行大义》的流传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前者是联结日本元弘本系统与中国各刊本的关节点；而后者则是不同于日本元弘本系统的另一系统，是进行参校、对勘的主要文本。特此说明。

【字库未存字】
　　＠①原字为怀去不右加詹
　　＠②原字为斌下加贝的繁体字
　　＠③原字为草去早下加部
　　＠④原字为游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言右加尺
　　＠⑥原字为社的左部右加右
　　＠⑦原字为日右加方
　　＠⑧原字为还去不加多
　　＠⑨原字为鉴的繁体字
　　＠⑩原字为历的繁体字
　　＠(11)原字为鲜的繁体字
　　＠(12)原字为计去十右加为
　　＠(13)原字为向的繁体字
　　＠(14)原字为粗的繁体字
　　＠(15)原字为研下加手
　　＠(16)原字为浚的繁体字
　　＠(17)原字为大左右撇捺各加一“百”字

隋萧吉撰。案隋书本传。载其著述之目。而独不及此书。魏郑公偶未之见耳。唐宋艺文志。亦不著录。岂早逸于彼欤。书中所论。皆阴阳五行之事。不过汉儒余论。然其文章醇古。非复唐以下所能为。而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今不可得见者。且萧以阴阳算术著称。见其本传。则此书之出萧手。万无一疑。世之相距。千有余年。而此书独完然乎我焉。其亦奇矣。安得不校而传之乎。己未竹醉日。天瀑识。

目录
五行大义序
五行大义总目
五行大义卷第一
五行大义卷第二
五行大义卷第三
五行大义卷第四
五行大义卷第五

五行大义总目
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
一者释五行名二者论支干名
第二辨体性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
一者起大衍论易动静数二者论五行及生成数
三者论支干数四者论纳音数
五者论九宫数右大小八篇第一卷
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一者论相生
二者论生死所三者论四时休王
第五论配支干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
一者论五行杂体二者论支干杂
三者论方位杂第七论德
第八论合第九论扶抑
第十论相克第十一论刑
第十二论害第十三论冲破
右大小十四篇第二卷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
一者论配五色二者论配音声
三者论配气味四者论配藏府
五者论配五常六者论配五事
右大小六篇第三卷第十五论律吕
第十六论七政第十七论八卦八风
第十八论性情第十九论治政
右大小五篇第四卷第二十论诸神
第二十一论五帝第二十二论诸官

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一者论人配五行
二者论人游年年立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
一者论五灵二者论三十六禽
右大小七篇第五卷

[五行大义　序文

五行大义　萧吉撰

　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司,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
　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过其五者,数则变焉.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善则五德,顺行三灵,炳曜恶,则九功,不革六沴,互兴原始要终,靡究萌兆,是以圣人体于未肇,故设言以筌象,立象以显事,事既悬有,可以象知象,则有滋滋,故生数,数则可纪,象则可形,可形可纪,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则,龟筮是也.
　龟则为象,故以日为五行之元,筮则为数,故以辰为五行之主,若夫参辰,伏见日月,盈亏雷动,虹出云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内外诸宫,七曜三光,星分岁次,此天之数也.山川水陆,高下平污,岳镇河通,风回露蒸,此地之象也.
　八极四海,三江五湖,九州岛百郡,千里万顷,此地之数也.礼以节事,乐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万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阅武,此人之数也.
　因夫象数,故识五行之始末,藉斯龟筮,乃辨阴阳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从数立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羲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以蓍龟为善恶之先.所以传云天生五材,废一不可,尚书曰,商王受命,狎侮五常,殄弃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灭.
　昔中原丧乱,晋氏南迁,根本之书,不足枝条之学,斯盛虚谈,巧笔竞功于一时,硕学经邦,弃之于万古.末代踵习,风轨遂成.虽复占候之术,尚行皆从,左道之说,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时制必爽,失之毫发,千里必差.
　水旱兴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征,穷者观其谬惑,叹其学人,皆信其末,而忘本.并举其麤而漏细,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
　今故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始自释名,终于虫鸟,凡配五行,皆在兹义.庶几使斯道不坠,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静志,研其微者,岂直怡神,养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谐庶,政利安万,有斯,故至人之所达也,昔人感物,制经吉.
　今因事述义异,时而作共轨殊途,叹味道之不齐,求利物之一致,倚焉来哲,补其阙焉.
上仪同三司城阳俊开国公萧吉撰

j8101 · 发表于 2007-12-30 17:15:06

希望多发一些，谢谢！！

j8101 · 发表于 2007-12-31 12:41:33

传统文化的好东西,谢谢分享!

sqm688 · 发表于 2008-12-3 20:50:42

看看，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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